去年高考分数出来后，女儿考了629分，分数不高也不低。填报志愿时，十分尴尬，往高了报，还差那么一点点，往低了报，又觉得分数有点可惜。我和妻子几乎把填报志愿手册翻了十几遍。说实话，对于孩子最终去哪所高校，我真没认真研究过。但倒是让我忆起了家里几个人参加高考的往事。
　　1983年，我哥哥即将高考。为了服务好他，父亲把家里唯一的自行车让给了他。每天上学，他一个人就骑车跑了。放学时，他常带着别的同学，我则一个人要步行四五十分钟才能到家。我对他有怨气，又不好说，全家都得支持他高考。为了学外语，家里把仅有的400多块钱拿出来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早晨和傍晚，哥哥就守在电视前学外语。我不知道他在班里学习究竟怎样，打上小学到中学，他就没当过班干部。而我，一直是当班长的。在我的心里，当班干部一定是学习好的。
　　哥哥有个姓华的同学，经常到我家跟哥哥一块学外语。华同学脾气很轴，认死理。譬如，他吃任何药从来不直接咽，而是在嘴里含着。他写字的时候，总把每一个字写得方方正正的。我希望哥哥考得好一些，给自己争脸，也给学校争气。我们学校连续几年没有人考上大学了。
　　高考终于来了。哥哥和华同学满怀信心地去考场了。我们紧张地盼望他们能一鸣惊人。可是，三天考试结束后，发现他们都蔫头耷脑的。不用说，考砸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满怀希望等待着奇迹。
　　分数出来了。哥哥考了247分，华同学136分。全年级依然没有一个够分数线的。父亲问哥哥，明年还复读不？哥哥说，不复读能干什么？父亲说，到村里劳动，要不到农场干临时工。哥哥想了想说，到农场干临时工吧。而华同学呢，他说还要复读，如果还考不上，接着复习，继续考。
　　转过年来，我中考。谁料，发挥失常，没有考上重点高中。父亲想到我哥哥的境况，对我说，上农场的职高吧，毕业就能直接分配工作。本来我想托人去二十几里远的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中，但一看父亲痛苦的表情，只好答应。
　　在农场工作一年后，我调到农场下属的一个乡政府任团委书记。父亲把这消息告诉爷爷后，爷爷竟然激动得哭了，说我们家终于有在衙门工作的人了。我那时不懂当官有什么了不起，周边的人更多地都在想办法上夜大电大，谁都明白，在未来没有知识肯定是活不好的。
　　我决定参加1988年成人高考，哪想领导说，你等几年吧，咱们办公室都在参加夜大电大，如果都去学习，这工作谁干啊！我一听，急了，说不脱产，函授的总可以吧。领导说，你怎么这么犟呢？不让你考你就不要考了。我只好忍了。我把必考的书买来，悄悄复习。
　　三个月后，我如期参加考试，超了分数线50分。我拿着北京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领导瞥了一眼，说，既然考上了，你就看着怎么协调好工作，学费你得自己出。那时的学费是一年470元，对于月薪只有59元的我，这数字不小。我找乡长，问他能否给报一下。乡长不停地挠头发，颇为难。无奈，我到黨委书记办公室。党委书记看着眼前的录取书，果断拿起电话打给乡长：老王，这孩子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咱们得支持。我看，学费给报了吧。
　　就这样，我在北京经济学院参加了三年多的函授学习，取得了大专文凭。女儿和她母亲经过几番商量，决定报考首都经贸大学，也就是我当初就读的北京经济学院。我说，你们不这么决定，我也有这种预感，咱们家与首都经贸大学有缘。女儿一笑说，那我以后该管您叫老爸还是叫师兄呢？我说，都行，珍惜读书的机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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