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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天安门城楼之上，毛泽东主席身边的一位老者格外引人注目。只见他头戴瓜皮帽，身着一件土布长衫，蓄着飘逸的银白色长须。毛泽东主席对这位老者格外尊重，一直称呼其为“表老”。他就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张澜。无论是在四川教书育人、下乡调查，还是就任四川省长，甚至就任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都是一身长衫，始终本色不改、初心不变，其浩然正气、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铁血保路
张澜，1872年出生于四川南充，字表方。过去，人们常以字的第一个字作为对人的尊称，年长者称“老”，有名望者称“公”，这也是毛泽东称呼张澜“表老”的来历。
张澜的家庭十分贫困，他从小就是穿破衣、打赤脚，“二十余年中破衣赤足，习以为常”。就算到了冬天，也只能穿一双草鞋。心灵手巧的妈妈还特意在草鞋中穿上几根布条，表达对他穿上布鞋的期盼。直到22岁那年，张澜第一次踏进科举考场参加童试，妈妈才真的给他做了一双布鞋。他也不负父母厚望，顺利考上秀才，25岁时因成绩优异补廪生。这一双布鞋，张澜一直珍藏，并穿着它参加了开国大典。
1899年，张澜在紫荇书院任教，受到了维新思想的熏陶。父亲去世后，他回到家乡继承父业，在私馆教学，因教学有方名满乡里。1902年，他来到四川尊经书院深造，专攻经史，受到掌院骆成骧赏识。第二年，他公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看到日本经维新走向富强，而中国依旧积贫积弱，张澜的思想深受触动。归国后，张澜担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其后几年时间，他一直在成都、南充等地创办中小学教育，并开展了反对南充知县浮收粮税的斗争。1906年，朱德舍近求远来到南充，成为了张澜的学生。终其一生，朱德都对张尊敬有加。
1911年，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保路运动”。当时，清政府以商办铁路“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为由，将川汉、粤汉等铁道干线收归国有；但很快又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铁路借款合同，以六百万英镑的贷款额，出卖了两条铁路的修筑权。消息传回后，在湘、鄂、粤、川等地引发民众极大愤慨，其中以四川反抗最为激烈。
6月17日，川汉铁路总公司发起动员大会，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拒债废约保路，广泛开展群众斗争。8月5日，代表南充出席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议的张澜，被推选为特别股东会副会长，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8月24日，股东大会通过了罢市罢课的决议。9月1日，更是进一步作出全川不纳征粮捐税的决议，将抗议升级。9月5日，在股东大会召开会议时，同盟会会员趁机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传单，提出了制造枪炮、编练国民军以维护路权、寻求自保的主张，实际上是为武装起义制造舆论。
面对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根据清政府旨意，积极调兵遣将，做好了武力镇压的准备。9月7日上午，赵以北京来电有好消息为诱饵，将蒲殿俊、张澜等保路运动的9个关键人物骗到督署。面对士兵黑压压的槍口抵着胸膛、明晃晃的马刀架在脖子上，张澜面无惧色，慷慨陈词，结果他们都被关进了大牢。
赵尔丰原以为抓捕了保路运动的头头，造成群龙无首的局面，运动自然就会烟消云散。没想到，生性刚毅的四川百姓蜂拥至督署请愿，要求释放9人。赵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群众，造成数十人死亡，酿成了“成都血案”。凶讯传出，保路同志会动员约10万武装群众围困成都。为解成都之围，清政府连忙调动湖北新军前往镇压，造成了武昌城防空虚，这为随后爆发的辛亥革命制造了有利条件。对此，孙中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眼看形势有变，赵尔丰释放了张澜等人。11月22日，张澜和蒲殿俊、罗伦等一道，与四川当局官方签订《四川独立条件》，宣告四川独立。半个多月后，四川省都督尹昌衡聘请张澜任军政府参赞，辅助政务，他由此进入政坛。
居官不贪
张澜就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期间，宣布禁鸦片、剪辫子，并惩处了当地强抢民女的恶霸，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清正廉洁、居官不贪，母亲和妻子一直在老家务农。然而，他只当了半年多官，因为奉公守法得罪了诸多同僚，遭到了新任四川都督胡景伊的排挤，于1912年7月辞职还乡。令人意外的是，卸任时他不但没有半点积蓄，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原来，他任职时候的很多开支，包括接待应酬的费用都是从自己的薪水里支付，很快就入不敷出。最后，还是老母亲把家乡的几亩祖上田地变卖，才还清了债务。
1913年4月，张澜参加了北洋政府召开的第一届国会。他积极参政议政，与其他议员一起提出了对国务总理赵秉钧和财政总长周学熙的弹劾案，并要求撤换四川总督胡景伊。然而，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的膨胀，1914年1月国会被解散。张澜离京返回南充，与地方人士创办南充县立中学、南充实业学校和南充果山蚕桑社，为家乡培养人才。
1915年底，袁世凯决定复辟帝制，蔡锷、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武力讨袁，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张澜与蔡锷取得联系，支持讨袁。蔡锷率军北上经过四川时，为张澜题词“今日之管仲”，该题匾目前尚在，保存于中国民主同盟历史陈列馆。1916年年初，张澜设法把顺庆驻军钟体道旅长拉进了反袁队伍。3月，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在南充成立，钟体道任总司令，张澜任政务长，组织20余县民团宣布起义。川北的抗争，推动了全川的反袁斗争。
当年8月14日，张澜被任命为嘉陵道尹，主持川北庶政，驻节南充。在处理政务之外，他深感军阀纷争为人民带来的诸多苦难，于是投入极大精力来调解军阀之间的矛盾。在生活上，他也是一如既往的清贫，夫人刘慧征来南充探亲时，都没有合适的住房，最后只好租了一间旧房暂住。因其品行端正，张澜有了“川北圣人”之美誉。 1917年11月20日，张澜被正式任命为四川省省长。到成都就任后，他立即取苛捐、免杂税、兴实业、反贪污，废除了百年的陋规积习，使川政焕然一新。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有一次，考中过前清秀才的弟弟过来请求张澜在政府中安排职务，他断然拒绝，并告诫其弟：“我不能任用私人，你在家里务农并奉养老母亲最好。”其他亲朋好友看到他这么不徇私情，也都不敢找他走后门。
然而，他的省长位置还没有坐多久，很快就爆发了靖国战争。唐继尧率领滇黔联军向四川发起进攻，于1918年2月攻陷成都，并将四川军政当局重新洗牌。当年3月，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任命杨庶堪为四川省省长。而作为北洋政府任命的省长张澜无奈只得离川避战，来到北京开设所谓的“四川省长行署”，但实际上已经有名无实。
掌控四川的军阀熊克武，为了彻底消除张澜在四川的影响，指责其为贪官，命令驻防南充的军阀石青阳搜罗其贪腐证据。张澜听闻后，专程给熊克武写信，对有关存疑账目逐一进行说明，并在文末表明心意“事关国家财政，人民膏血，断不受无端之污毁。鄙人平生百无一长，维不贪财一节，羞堪自信”。石青阳先是到他担任嘉陵道尹时住过的房屋搜查，意外发现只是陋室一间，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又差遣士兵到其老家，发现8旬老母还在田地耕种，家里也破破烂烂的，都没一件像样的家具。石由此对张极为敬重，返回后也将实情禀告了熊克武。
张澜在京期间，担任《晨报》常务董事，实际主持报社工作。他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较为支持，在报纸显著版面报道运动情况。同时，他还与交通部协商，将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拨出10万元，救济就学于京、津等地生活困难的川籍学生，并以部分利息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其中包括邓小平。
1920年8月，其母在南充去世。石青阳专程前往吊唁，熊克武也发来唁电。9月，张澜奔丧回乡，投身教育事业，并参与地方自治活动。12月底，北洋政府免去了他的省长职务。1922年，他担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提倡学与用结合，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地方自治三者结合为一体，成为四川全省开办职业中学之发端，罗瑞卿曾在这个学校就读。
1925年下半年，军阀刘湘基本掌控了四川军政大权，创办四川第一所大学的事宜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当年9月，四川省公署以照会方式聘请张澜担任国立成都大学的校长。但他认为当时国立成都大学一无经费、二无人才、三无场地，要求刘湘等军政要员予以妥善解决后才能上任。经过他的多方斡旋以及学生们的强烈要求，四川善后会议决定年拨盐款60万元以作校费，并拨给200亩地作为校地。1926年4月，张澜正式就任校长。他效仿蔡元培，在校内提倡思想、学术研究自由。他还不惜重金，广邀国内外名师前来讲学和任教。
1928年四川发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二一六惨案”，共造成14人死亡，包括国立成都大学的6名学生。张澜痛感学府无尊严、学生生命无保障，愤然辞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一职。国立成都大学师生发起了“挽张”运动，迫使刘湘等出面，致函请张澜复出。3月，张澜复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经过这次斗争，有力制止了军阀进一步屠杀进步学生的阴谋。然而，四川军政当局始终把国立成都大学这个“民主与科学的堡垒”视作眼中刺、肉中钉，想方设法予以钳制。1930年，张澜坚决辞去了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之职，返回南充继续组织中学教育和发展实业。
支援抗战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一步步加大对中国侵略、奴役的步伐，亡国的危险让有识之士颇感忧虑。张澜利用其担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务便利，频繁参加抗战民主活动，广泛宣传抗战思想。
1934年8月，军阀杨森的部队被红军击溃，退至南充近郊，恼羞成怒的杨森制定了引诱红军徐向前部队于蓬安县境的秘密计划。张澜获知了这一情报后，立刻安排南充中学校工袁义和连夜赶往红军指挥部通风报信，使得红军早有准备，让杨森的奸计没有得逞。说起来，这个杨森还是张的学生，但此时他早已不顾师生情面，准备以“私通共产党”的名义抓捕张澜，张澜只得仓促前往成都避险。当年年底，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后，留下一万多名家眷，杨森准备按蒋介石指令屠杀，张澜更是不顾危险，当面斥责杨森“不能杀害红军家属”，从而挽救了众多红军家属的生命。
张澜还发挥其在军阀中的影响力，居中牵线搭桥，形成对红军有利的局势。四川军阀刘湘曾经是张澜的下属，当国民党军队打着所谓的“追剿”红军的旗号进入四川、威胁到他的统治之后，他十分苦恼，向张澜询计问策。张澜点拨他说，只有联合红军和地方实力派一同反蒋，才能寻得生路。1935年秋，张澜代表刘湘，与共产党代表达成川康支援红军的秘密协议，由刘湘资助20万银元，购买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送到陕北支援红军抗日。1936年，他又晓以利害，推动刘湘与桂系、红军达成了“川、桂、红”军事协定，使得共产党稳定了西南，战略形势得到好转。
“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新阶段。1938年，张澜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武汉参加会议期间，他拜见了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希望张澜在西南地区协助开展统战工作，他一口允诺，并承诺在重庆为他们寻找落脚处。在街头，他看到百姓踊跃捐款支援抗战，深受感动，把与他随行的儿子的钱“搜刮”精光、全数捐出。他还就抗战期间兵员征集问题展开调查，向当局提交了建议案。
对国民党消极抗日、与共产党对抗的政策，张澜极为不满，多次进行抗争。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张澜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张澜与共产党一起揭露事件真相，并冒着生命危险，把周恩来送来的《新四軍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全部散发出去。
1939年11月，张澜与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30多位国民参政员，在重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职教社、乡建派领袖及个别无党派人士等秘密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先由黄炎培担任主席，半年后黄因赴南洋劝募公债去职，张澜在周恩来的勉励和帮助下，出任同盟主席。1944年，在重庆召开同盟全国代表大会，为更广泛地吸纳无党派人士参与，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张澜当选为民盟主席。他发挥个人影响力，将刘文辉、潘文华、龙云等国军将领吸纳进民盟，为后来他们在解放战争中投诚起义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展开和谈。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机场，张澜亲自前往迎接，这与此前蒋介石抵川活动时他坚决不前往迎接形成鲜明对比。
在重庆，毛泽东一共3次会晤张澜，与其坦诚交流了国内形势及和谈情况，希望一旦战争爆发，他可发挥自身影响力，动员四川各界与共产党合作，张澜当即答应。张澜建议，应该将国共谈拢的内容公之于众，防止蒋介石不认账，毛泽东当即称赞他“老成谋国”。9月18日，张澜在《新民报》上刊发《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呼吁公开和谈内容，致力实现国内和平。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张澜亦前往机场送行。经过与毛泽东的几次会面，他更加坚信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这也就决定了此后民盟的政治倾向和斗争方向。
一生简朴
1946年7月，民盟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残忍杀害，令张澜悲愤到了极点。8月18日，民盟在成都召开李、闻追悼大会，张澜掷地有声地讲：“李先生和闻先生之死是政治暗杀，本人决定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的和平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在张澜步出会场时，埋伏在外的特务向他投射石灰粉、玻璃瓶，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幸好民盟会员潘文华派便衣队护送，才未酿成命案。当年11月，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宣布只要解放区的枪声一天不停，就绝不会参加国大。在这种情况下，民盟的态度就至关重要。虽然国民党想方设法拉拢，但张澜一锤定音，宣布拒绝参加国大。
民盟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国民党当局对着干，让蒋介石恼羞成怒，不但多次抓捕、暗杀民盟重要成员，还于1947年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派出军警包围民盟总部和上海办事处。为确保盟员的生命安全，张澜被迫宣布民盟自行解散，转入地下活动状态，并在香港设立临时总部。居住在上海的张澜，把筹集到的活动经费都转拨至香港，自己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经常买低价蔬菜、破壳鸡蛋来果腹。冬天到来时，他的御寒衣服不幸被小偷盗走，靠侄子从四川寄来的棉衣才勉强过冬。
1949年5月，就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下令将张澜、罗隆基等民盟领导抓至开往中国台湾的最后一班轮船，如若不从便就地处决。幸运的是，执行抓捕命令的是地下共产党员，张澜、罗隆基躲过了国民党的黑手。上海解放次日，陈毅市长就代表中共中央慰问了张澜。6月，张澜启程前往北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9月30日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当时为出席开国大典，周恩来专门给他拨付了一笔服装款，让他做一套体面的礼服。但张澜只是做了一件土布长衫，罩在旧衣服的外面，就这样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张澜在北京就任后，其妻子和儿女依然在南充乡下居住，直至1950年4月，他们才被接来照顾年近八旬的张老。张澜对生活的要求依然很低，一家人住在马匹厂胡同一处不大的院子里，生性勤劳的妻子在院中开辟菜园，种上一些家常蔬菜。
1954年5月1日，在天安門城楼举行庆祝活动时，张澜感到年事已高，请求辞去现有职务。毛泽东婉拒了他的要求。其后，张澜先后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2月9日，张澜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摘自《看历史》2017年第10期）
铁血保路
张澜，1872年出生于四川南充，字表方。过去，人们常以字的第一个字作为对人的尊称，年长者称“老”，有名望者称“公”，这也是毛泽东称呼张澜“表老”的来历。
张澜的家庭十分贫困，他从小就是穿破衣、打赤脚，“二十余年中破衣赤足，习以为常”。就算到了冬天，也只能穿一双草鞋。心灵手巧的妈妈还特意在草鞋中穿上几根布条，表达对他穿上布鞋的期盼。直到22岁那年，张澜第一次踏进科举考场参加童试，妈妈才真的给他做了一双布鞋。他也不负父母厚望，顺利考上秀才，25岁时因成绩优异补廪生。这一双布鞋，张澜一直珍藏，并穿着它参加了开国大典。
1899年，张澜在紫荇书院任教，受到了维新思想的熏陶。父亲去世后，他回到家乡继承父业，在私馆教学，因教学有方名满乡里。1902年，他来到四川尊经书院深造，专攻经史，受到掌院骆成骧赏识。第二年，他公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看到日本经维新走向富强，而中国依旧积贫积弱，张澜的思想深受触动。归国后，张澜担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其后几年时间，他一直在成都、南充等地创办中小学教育，并开展了反对南充知县浮收粮税的斗争。1906年，朱德舍近求远来到南充，成为了张澜的学生。终其一生，朱德都对张尊敬有加。
1911年，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保路运动”。当时，清政府以商办铁路“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为由，将川汉、粤汉等铁道干线收归国有；但很快又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铁路借款合同，以六百万英镑的贷款额，出卖了两条铁路的修筑权。消息传回后，在湘、鄂、粤、川等地引发民众极大愤慨，其中以四川反抗最为激烈。
6月17日，川汉铁路总公司发起动员大会，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拒债废约保路，广泛开展群众斗争。8月5日，代表南充出席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议的张澜，被推选为特别股东会副会长，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8月24日，股东大会通过了罢市罢课的决议。9月1日，更是进一步作出全川不纳征粮捐税的决议，将抗议升级。9月5日，在股东大会召开会议时，同盟会会员趁机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传单，提出了制造枪炮、编练国民军以维护路权、寻求自保的主张，实际上是为武装起义制造舆论。
面对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根据清政府旨意，积极调兵遣将，做好了武力镇压的准备。9月7日上午，赵以北京来电有好消息为诱饵，将蒲殿俊、张澜等保路运动的9个关键人物骗到督署。面对士兵黑压压的槍口抵着胸膛、明晃晃的马刀架在脖子上，张澜面无惧色，慷慨陈词，结果他们都被关进了大牢。
赵尔丰原以为抓捕了保路运动的头头，造成群龙无首的局面，运动自然就会烟消云散。没想到，生性刚毅的四川百姓蜂拥至督署请愿，要求释放9人。赵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群众，造成数十人死亡，酿成了“成都血案”。凶讯传出，保路同志会动员约10万武装群众围困成都。为解成都之围，清政府连忙调动湖北新军前往镇压，造成了武昌城防空虚，这为随后爆发的辛亥革命制造了有利条件。对此，孙中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眼看形势有变，赵尔丰释放了张澜等人。11月22日，张澜和蒲殿俊、罗伦等一道，与四川当局官方签订《四川独立条件》，宣告四川独立。半个多月后，四川省都督尹昌衡聘请张澜任军政府参赞，辅助政务，他由此进入政坛。
居官不贪
张澜就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期间，宣布禁鸦片、剪辫子，并惩处了当地强抢民女的恶霸，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清正廉洁、居官不贪，母亲和妻子一直在老家务农。然而，他只当了半年多官，因为奉公守法得罪了诸多同僚，遭到了新任四川都督胡景伊的排挤，于1912年7月辞职还乡。令人意外的是，卸任时他不但没有半点积蓄，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原来，他任职时候的很多开支，包括接待应酬的费用都是从自己的薪水里支付，很快就入不敷出。最后，还是老母亲把家乡的几亩祖上田地变卖，才还清了债务。
1913年4月，张澜参加了北洋政府召开的第一届国会。他积极参政议政，与其他议员一起提出了对国务总理赵秉钧和财政总长周学熙的弹劾案，并要求撤换四川总督胡景伊。然而，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的膨胀，1914年1月国会被解散。张澜离京返回南充，与地方人士创办南充县立中学、南充实业学校和南充果山蚕桑社，为家乡培养人才。
1915年底，袁世凯决定复辟帝制，蔡锷、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武力讨袁，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张澜与蔡锷取得联系，支持讨袁。蔡锷率军北上经过四川时，为张澜题词“今日之管仲”，该题匾目前尚在，保存于中国民主同盟历史陈列馆。1916年年初，张澜设法把顺庆驻军钟体道旅长拉进了反袁队伍。3月，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在南充成立，钟体道任总司令，张澜任政务长，组织20余县民团宣布起义。川北的抗争，推动了全川的反袁斗争。
当年8月14日，张澜被任命为嘉陵道尹，主持川北庶政，驻节南充。在处理政务之外，他深感军阀纷争为人民带来的诸多苦难，于是投入极大精力来调解军阀之间的矛盾。在生活上，他也是一如既往的清贫，夫人刘慧征来南充探亲时，都没有合适的住房，最后只好租了一间旧房暂住。因其品行端正，张澜有了“川北圣人”之美誉。 1917年11月20日，张澜被正式任命为四川省省长。到成都就任后，他立即取苛捐、免杂税、兴实业、反贪污，废除了百年的陋规积习，使川政焕然一新。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有一次，考中过前清秀才的弟弟过来请求张澜在政府中安排职务，他断然拒绝，并告诫其弟：“我不能任用私人，你在家里务农并奉养老母亲最好。”其他亲朋好友看到他这么不徇私情，也都不敢找他走后门。
然而，他的省长位置还没有坐多久，很快就爆发了靖国战争。唐继尧率领滇黔联军向四川发起进攻，于1918年2月攻陷成都，并将四川军政当局重新洗牌。当年3月，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任命杨庶堪为四川省省长。而作为北洋政府任命的省长张澜无奈只得离川避战，来到北京开设所谓的“四川省长行署”，但实际上已经有名无实。
掌控四川的军阀熊克武，为了彻底消除张澜在四川的影响，指责其为贪官，命令驻防南充的军阀石青阳搜罗其贪腐证据。张澜听闻后，专程给熊克武写信，对有关存疑账目逐一进行说明，并在文末表明心意“事关国家财政，人民膏血，断不受无端之污毁。鄙人平生百无一长，维不贪财一节，羞堪自信”。石青阳先是到他担任嘉陵道尹时住过的房屋搜查，意外发现只是陋室一间，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又差遣士兵到其老家，发现8旬老母还在田地耕种，家里也破破烂烂的，都没一件像样的家具。石由此对张极为敬重，返回后也将实情禀告了熊克武。
张澜在京期间，担任《晨报》常务董事，实际主持报社工作。他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较为支持，在报纸显著版面报道运动情况。同时，他还与交通部协商，将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拨出10万元，救济就学于京、津等地生活困难的川籍学生，并以部分利息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其中包括邓小平。
1920年8月，其母在南充去世。石青阳专程前往吊唁，熊克武也发来唁电。9月，张澜奔丧回乡，投身教育事业，并参与地方自治活动。12月底，北洋政府免去了他的省长职务。1922年，他担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提倡学与用结合，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地方自治三者结合为一体，成为四川全省开办职业中学之发端，罗瑞卿曾在这个学校就读。
1925年下半年，军阀刘湘基本掌控了四川军政大权，创办四川第一所大学的事宜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当年9月，四川省公署以照会方式聘请张澜担任国立成都大学的校长。但他认为当时国立成都大学一无经费、二无人才、三无场地，要求刘湘等军政要员予以妥善解决后才能上任。经过他的多方斡旋以及学生们的强烈要求，四川善后会议决定年拨盐款60万元以作校费，并拨给200亩地作为校地。1926年4月，张澜正式就任校长。他效仿蔡元培，在校内提倡思想、学术研究自由。他还不惜重金，广邀国内外名师前来讲学和任教。
1928年四川发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二一六惨案”，共造成14人死亡，包括国立成都大学的6名学生。张澜痛感学府无尊严、学生生命无保障，愤然辞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一职。国立成都大学师生发起了“挽张”运动，迫使刘湘等出面，致函请张澜复出。3月，张澜复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经过这次斗争，有力制止了军阀进一步屠杀进步学生的阴谋。然而，四川军政当局始终把国立成都大学这个“民主与科学的堡垒”视作眼中刺、肉中钉，想方设法予以钳制。1930年，张澜坚决辞去了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之职，返回南充继续组织中学教育和发展实业。
支援抗战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一步步加大对中国侵略、奴役的步伐，亡国的危险让有识之士颇感忧虑。张澜利用其担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务便利，频繁参加抗战民主活动，广泛宣传抗战思想。
1934年8月，军阀杨森的部队被红军击溃，退至南充近郊，恼羞成怒的杨森制定了引诱红军徐向前部队于蓬安县境的秘密计划。张澜获知了这一情报后，立刻安排南充中学校工袁义和连夜赶往红军指挥部通风报信，使得红军早有准备，让杨森的奸计没有得逞。说起来，这个杨森还是张的学生，但此时他早已不顾师生情面，准备以“私通共产党”的名义抓捕张澜，张澜只得仓促前往成都避险。当年年底，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后，留下一万多名家眷，杨森准备按蒋介石指令屠杀，张澜更是不顾危险，当面斥责杨森“不能杀害红军家属”，从而挽救了众多红军家属的生命。
张澜还发挥其在军阀中的影响力，居中牵线搭桥，形成对红军有利的局势。四川军阀刘湘曾经是张澜的下属，当国民党军队打着所谓的“追剿”红军的旗号进入四川、威胁到他的统治之后，他十分苦恼，向张澜询计问策。张澜点拨他说，只有联合红军和地方实力派一同反蒋，才能寻得生路。1935年秋，张澜代表刘湘，与共产党代表达成川康支援红军的秘密协议，由刘湘资助20万银元，购买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送到陕北支援红军抗日。1936年，他又晓以利害，推动刘湘与桂系、红军达成了“川、桂、红”军事协定，使得共产党稳定了西南，战略形势得到好转。
“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新阶段。1938年，张澜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武汉参加会议期间，他拜见了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希望张澜在西南地区协助开展统战工作，他一口允诺，并承诺在重庆为他们寻找落脚处。在街头，他看到百姓踊跃捐款支援抗战，深受感动，把与他随行的儿子的钱“搜刮”精光、全数捐出。他还就抗战期间兵员征集问题展开调查，向当局提交了建议案。
对国民党消极抗日、与共产党对抗的政策，张澜极为不满，多次进行抗争。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张澜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张澜与共产党一起揭露事件真相，并冒着生命危险，把周恩来送来的《新四軍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全部散发出去。
1939年11月，张澜与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30多位国民参政员，在重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职教社、乡建派领袖及个别无党派人士等秘密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先由黄炎培担任主席，半年后黄因赴南洋劝募公债去职，张澜在周恩来的勉励和帮助下，出任同盟主席。1944年，在重庆召开同盟全国代表大会，为更广泛地吸纳无党派人士参与，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张澜当选为民盟主席。他发挥个人影响力，将刘文辉、潘文华、龙云等国军将领吸纳进民盟，为后来他们在解放战争中投诚起义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展开和谈。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机场，张澜亲自前往迎接，这与此前蒋介石抵川活动时他坚决不前往迎接形成鲜明对比。
在重庆，毛泽东一共3次会晤张澜，与其坦诚交流了国内形势及和谈情况，希望一旦战争爆发，他可发挥自身影响力，动员四川各界与共产党合作，张澜当即答应。张澜建议，应该将国共谈拢的内容公之于众，防止蒋介石不认账，毛泽东当即称赞他“老成谋国”。9月18日，张澜在《新民报》上刊发《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呼吁公开和谈内容，致力实现国内和平。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张澜亦前往机场送行。经过与毛泽东的几次会面，他更加坚信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这也就决定了此后民盟的政治倾向和斗争方向。
一生简朴
1946年7月，民盟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残忍杀害，令张澜悲愤到了极点。8月18日，民盟在成都召开李、闻追悼大会，张澜掷地有声地讲：“李先生和闻先生之死是政治暗杀，本人决定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的和平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在张澜步出会场时，埋伏在外的特务向他投射石灰粉、玻璃瓶，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幸好民盟会员潘文华派便衣队护送，才未酿成命案。当年11月，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宣布只要解放区的枪声一天不停，就绝不会参加国大。在这种情况下，民盟的态度就至关重要。虽然国民党想方设法拉拢，但张澜一锤定音，宣布拒绝参加国大。
民盟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国民党当局对着干，让蒋介石恼羞成怒，不但多次抓捕、暗杀民盟重要成员，还于1947年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派出军警包围民盟总部和上海办事处。为确保盟员的生命安全，张澜被迫宣布民盟自行解散，转入地下活动状态，并在香港设立临时总部。居住在上海的张澜，把筹集到的活动经费都转拨至香港，自己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经常买低价蔬菜、破壳鸡蛋来果腹。冬天到来时，他的御寒衣服不幸被小偷盗走，靠侄子从四川寄来的棉衣才勉强过冬。
1949年5月，就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下令将张澜、罗隆基等民盟领导抓至开往中国台湾的最后一班轮船，如若不从便就地处决。幸运的是，执行抓捕命令的是地下共产党员，张澜、罗隆基躲过了国民党的黑手。上海解放次日，陈毅市长就代表中共中央慰问了张澜。6月，张澜启程前往北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9月30日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当时为出席开国大典，周恩来专门给他拨付了一笔服装款，让他做一套体面的礼服。但张澜只是做了一件土布长衫，罩在旧衣服的外面，就这样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张澜在北京就任后，其妻子和儿女依然在南充乡下居住，直至1950年4月，他们才被接来照顾年近八旬的张老。张澜对生活的要求依然很低，一家人住在马匹厂胡同一处不大的院子里，生性勤劳的妻子在院中开辟菜园，种上一些家常蔬菜。
1954年5月1日，在天安門城楼举行庆祝活动时，张澜感到年事已高，请求辞去现有职务。毛泽东婉拒了他的要求。其后，张澜先后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2月9日，张澜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摘自《看历史》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