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助李宗仁夫人竞选国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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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梁立言先生(1912—2005)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早年毕业于日本大学,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曾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参与营救“七君子”。抗战期间追随李宗仁,担任过第五路军总政治部少校编译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等职。1945年起,先后担任汉中行营秘书处上校秘书、北平行辕上校咨议等职,解放后曾入广西桂林中学任教。1952年,因历史原因,梁立言先生蒙冤入狱,直至1970年获释。1981年被聘为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1984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如何认识抗战》一书。其子梁晓,原名榕宝,1949年生于广西桂林,1952年因生父(梁立言)入狱,随母迁居上海,后过继给姨父姨母,与继父母长期在上海生活,居住于山阴路上的兴业坊。梁晓继父梁延锦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儿时的梁晓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干部子弟,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才从继母口中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梁晓先生1978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于1988年赴德国定居,从事桥梁设计工作。自2000年开始,梁晓先生开始为父亲录音,请他讲述自己的故事。2014年起,在父亲口述记录与三本回忆录的基础上,梁晓以父亲与自己两代人的真实经历为题材,历时一年半,撰写了《从梁村到山阴路》一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记父亲梁立言回忆,下篇记梁晓本人回忆。2015年10月,《从梁村到山阴路》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5年11月3日,为感谢上海文史馆对父亲的照顾与尊重,已身患重病的梁晓先生专程到访文史馆,将《从梁村到山阴路》一书赠与文史馆以留存纪念。2016年3月,梁晓先生病逝于德国。本文选自《从梁村到山阴路》上篇一节(略有删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斯人已逝,以作纪念。
  一、事起副总统竞选
  1948年初,主任(编者按,指时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下同)决定竞选副总统。主任参选的决定,是在小圈子如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程思远等人中反复权衡后作出的,我们当时蒙在鼓里,自然不知其详,但主任参选的消息传开后,我们都很受鼓舞。一是这一次主任终于不受蒋公摆布,我们都感到解气;二是跟随了主任这么些年,要是他当上了副总统,对于我们个人前途自然也有利。
  主任的竞选活动,自有他的幕僚班子在操作,行辕除了一般配合外,我并未直接参与其中。不过每天送给他的新闻综合,重点就放在了各界对主任参选的反应上,以便于他的竞选班子修订和调整竞选策略。一月初,胡适来信,对主任参加竞选“表示敬佩,并表示赞赏”,称竞选如赛跑,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主任复函,希望胡适也本着“大家都来赛跑”之义,参加总统选举。此言一出,南京方面便有好事之徒撰文攻击主任,说主任鼓动胡适参选大总统一职,是目无领袖。我将这个动向告知主任后,主任说,蒋公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当然候选人,无人能与其竞争,这是一回事;民主就是要大家参与,不论机会如何,这又是一回事,我给胡适回信,无非是强调民主精神,人皆可以为舜尧而已,这些人的言论,可不必理会。我听后释然。
  我为主任竞选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撰写了《民主将军李宗仁》一文。写这篇文章,其实本来不是我的事,而是竞选班子要撰写主任的历史以资宣传,让我用汽车从北京图书馆运来了民国以来上海申报的合订本和其他史料供他们使用。资料借来后,却迟迟未见他们写出有分量的文章。眼看竞选日期日近,我便当仁不让,一口气用两天时间赶写了这篇文章。文章起先登在《经世日报》《华北日报》和《广西日报》上,以后又为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的报纸转载或摘录。由于这本来是竞选班子的事,文章自然不具我的名,外界不知情的,还以为是竞选团的功劳。
  主任竞选副总统,我直接出力的,大概仅此而已。我的功夫,主要花在帮助主任夫人郭德洁竞选国大代表上。
  二、筹建北平妇女会
  国大即将召开,主任和郭德洁都必须首先成为国大代表才能出席会议,才能谈到以后的副总统竞选。主任被选为广西的国大代表自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郭德洁身上。作为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自然希望成为国大代表,否则她将被拒之会场之外,这至少在脸面上是很难堪的。但自从抗战爆发后,主任去了抗日前线,广西的一切就被白崇禧把持,而白不大把郭德洁放在眼里,因此郭德洁很难在广西被选为国大代表。她的幕僚班子就建议她“暗度陈仓”,借用主任在北平的人气和声望,到北平来参选。这样郭德洁就到了北平。
  郭德洁原本为广西桂平的一个女学生,原名郭儒仙,1925年主任驻扎桂平时,经人介绍,和她成婚,婚后主任为她改名为德洁。郭德洁婚后跟着主任,耳濡目染又有主任指点,便有了不少长进。她参加过北伐,担任过妇女队长,以后又热心投身各类社会公益活动。抗战时期,主任驻节五战区,郭德洁则留在广西从事社会教育,她创办的桂林德智中学在当地颇有影响。不过尽管有多年的历练,到了北平这个新环境,人地生疏,已不是广西那个天地,她总有驾驭乏力之感,因此希望行辕能派人相助,最后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有人把我推荐给了她。夫人对此倒并没有拒绝,而是让我赶快去见一面。
  郭德洁在西乡人的圈子里,口碑并不太好,一方面她这个人在西乡人看来不大好说话,大家都躲着她;另一方面,因为大夫人李秀文是西乡人,西乡人有些“护主”心理,对来自桂平,而且抢了大夫人风头的郭德洁总有些排斥。郭德洁大概也感到这一点,对主任小同乡总保持一点距离。我除了和她在应酬场合有些点头之交外,本来并无联系。这次她居然同意用一位西乡人作为她的竞选助理,我有些意外,我虽然觉得推荐人多事,但又感到帮郭德洁就是帮主任,虽说不上义不容辞,但也无法推脱。
  到了约定时间,我就去了她的官邸。她见了我倒挺热情,说了几句客套话以后便转入了正题。
  原来郭德洁在北平毫无人事基础,她要成为国大代表连提名的人都没有,但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妇女团体可以作为单独的选举单位,选出女界的国大代表。而北平光复后,还没有统一的妇女组织,因此在谋士的建议下,她竞选代表的第一件要务就是成立北平妇女会,以便以此作为竞选国大代表的基础。而我的任务,就是帮她把妇女会建立起来。我听后感到有点啼笑皆非,就问:“妇女会应该由妇女来办,我夹在里面恐怕不太方便。”她说:“行辕女人虽多,但都办不成事,请来撑撑场面还可以,办一个妇女会她们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要推脱了。”我想事已至此,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于是恭敬地说:“夫人既然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她见我答应了,大喜。事后有人告诉我,夫人对这次见面很满意。说我礼数周到,言辞得体,是个办事情的人。我听了只得苦笑,对他们说,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建立北平妇女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夫人也不找其他人帮忙,把全部事务都压在我身上,从拟定章程到撰写宣传资料,从确定妇女会人事安排到组织筹备会议,全部由我一个人张罗。就连她的发言稿,也都由我事先写好,让她照本宣科,因此忙得不亦乐乎。郭德洁看我忙不过来,就说:“听说你的太太很能干,也请她多来帮帮忙嘛。妇女会和代表竞选事情多,行辕的家属符合条件的太少,你太太这样的人,我们很需要。“我想,我已经陪进来了,不能再搭一个文仪(指梁立言夫人王文仪,下同),于是就说:“夫人过奖了。我太太是能做一些事,不过我们家里有小孩,她又要带孩子,又要忙家务,可能分不开身,有事来帮个忙是应该的,但天天到这里走动恐怕有困难。”她一听,轻巧地说:“你们家不是有勤务兵吗?让勤务兵烧饭,再找个奶妈带孩子不就行了?”我看她越讲越来劲,怕讲具体了大家都不好收场,于是应付地说,回去和文仪商量一下,让她过些日子来给夫人请安。此事郭德洁说过后大概她自己也忘了,但为了对她有所交待,夫人那里有事时,还是让文仪去帮忙,比如发些竞选传单,送些会议通知什么的,有重要女宾出席的场合,我也让文仪去做个陪,以免薄了夫人的面子。
  转眼半个月过去,筹备结束,北平妇女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开得有模有样,来了很多女性的社会贤达和高官夫人,包括吴佩孚的夫人等。妇女会一成立,夫人就有了提名单位和基本票源,选战也就开始了。我的任务也开始转向,为她准备各种用于竞选的文字资料,还为她的竞选募捐奔走。夫人这一段时间似乎对我蛮满意,除了带着我乘着她的汽车到处跑外,家里有了西瓜,还会打电话叫我去吃,有了电影票还会邀我一起去看,还送给文仪一件香云纱的上衣和围巾。不过我心里有数,夫人正在兴头上,她再怎么和我套热乎,都改变不了我的“跑腿”地位,所以尽可能借故谢绝她的好意。当时我想,不论从哪个角度,我都应该和她保持一点距离。
  三、与郭德洁渐生罅隙
  竞选进行得正热闹时,有一天下午,郭德洁突然打电话让我去一次。因为时间已近下班,我就问有什么急事,她说,你不管是什么事,让你过来你就过来一趟嘛!我于是骑上自行车赶到她那里。一进去,就看见已经坐了不少人,甘介侯也在座。甘介侯是哈佛博士,曾经是大夏大学教授,以后又由文而入仕,现在是主任竞选的首席顾问,他是上海宝山人,在北平没有家,所以一直住在主任家中,就近接受主任垂询。今天来,大概是给夫人出主意的。
  坐下后我就又问夫人有什么差遣,夫人说,我想让你去一趟胡海门那里,让民社党把他们妇女的选票都让给我。胡海门是民社党元老,长住北平,手里掌握着民社党的票源。我一听就愣在那里,不知作何反应才好,觉得夫人是不是想选票想疯了。民社党是靠南京供养的,和桂系并无渊源,而且他们自己在北平也有候选人,当时民社党和国民党为了代表名额的分配,已经闹得不可开交,胡海门凭哪一条会把选票让给你?要是我去了,又办不成,岂不是找骂吗?愣了半天,我说,这事怕不好办……我还没说完,夫人不耐烦地说,办得成办不成先不管,你办起来再说嘛!甘介侯他们也劝我,说夫人让你去你就去,先去了再说。我看再僵下去也不是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先跑一趟。夫人看时间已经不早,让我乘她的小车去,以便争取时间。
  夫人的小车到底是快一些,一会儿我就到了胡海门的办事处,没有想到,到那里一看,铁将军把门,胡海门早已下班回家了。按照惯例,我会给夫人打个电话,问一下是否要再到胡海门家里走一趟,不过这一次本来就是一笔做不成的买卖,胡既然下班了,我也正好下台,不必再多事,于是让司机打道回府复命。
  夫人看我回来了,以为事情办成了,满心欢喜,先让我坐下,又去冲了一杯奶粉给我喝,奶粉递到我手里,我心里止不住暗暗叫苦。夫人款款坐下,满脸笑容地问,办得怎么样?我想,这场尴尬是免不了了,只好照实直说,胡海门已经下班,没有找到他。夫人一听,脸马上就沉了下来,我一看情势不好,便用补救的口气问:“要不要我明天再去一趟?”夫人听我这一问,正好有了出气的地方,恨恨地说:“算了算了,哪里还有明天呢?这里没事了,你回家吧。”我松了一口气,赶紧告辞回家。我直到今天也没有搞清楚,是谁给夫人出的主意,要民社党让出选票,不过这件事发生后,夫人对我就开始冷淡了。
  四、终于得罪了郭德洁
  1947年6月,主任的大夫人李秀文和来自美国的儿子幼龄、媳妇珍妮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在上海会合后来到北平,住在颜惠庆在北平东总布胡同的宅邸里,一时两江同乡中不断有人宴请大夫人,为他们母子接风,我和文仪有时也被邀作陪。这一年的8月13日,正好是主任56岁生日,于是行辕紧锣密鼓,准备为主任祝寿。56岁不是整生日,主任又向来节俭,这次大张旗鼓祝寿,大概是为了扩大自己在政治上的影响,以利下一步动作。他当时并未宣布参选副总统,因此我们并不清楚他的意图,不过贺寿总是好事。行辕上下忙成一团,行辕的一间房间里,专门摆放着各地送来的精美贺礼。生日前几天,郭德洁对我说,贺寿那天客人多,你要来主任这里帮忙,我自然一口应允。没有想到不久常谦也找到我,说主任的意思,祝寿这一天在大夫人处也办上几桌,招待两江乡亲。那一天主任是过不来了,要我在大夫人处招呼一下,我是行辕秘书,又是两江人,于公于私都很合适。我一听觉得为难,对常谦说,德洁夫人处我已经答应了去帮忙,现在却到大夫人这里“当值”,恐怕不大好。常谦说,什么好不好,他们那里兵多将广,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不去,谁也不知道。要你在大夫人这里照顾一下,这可是主任的意思。我权衡了一下,常谦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于是横了心,那天不去祝寿现场,只是留在大夫人这里帮忙。当然事先我也不能到郭德洁那里请假,一请假,还不炸翻了天。
  祝寿那天,主会场冠盖云集,全国的头面人物都聚集到中南海为主任贺寿,我在大夫人那里,自然无法经历这样的场面,但大夫人这里也有它的好处,因为都是乡亲,气氛自然亲切得多,比之中南海的礼仪,又少了些官场的客套和浮华之气,而且幼邻带着妻女也在这一边陪着大夫人,我们感到欣慰。但这么一来,我可真的把郭德洁给得罪了,她那天在中南海的贺仪上没有看到我,觉得奇怪,就问了别人,这才搞清楚我在大夫人处。她最忌恨的,就是外界捧着大夫人,不拿她当一回事,这次我“临阵逃脱”,她自然无法原谅。祝寿过后,竞选还在进行,她当然不能拿我怎么样,但我可以感觉到她对我的进一步冷淡。
  五、郭德洁如愿当选国大代表
  1947年11月,国大代表选举开始,从11月21日到23日投票三天。北平女界的投票站就设在妇女会里。这三天行辕总动员,我们男人自然不能出场,上场的都是行辕的女眷。由行辕派出卡车,文仪带队,载着其他女眷,特别是广西同乡,一次又一次到妇女会重复投票,最后夫人自然以压倒多数“胜出”。她能当选,我自然松了一口气,但心里却觉得,既然选举最后可以如此舞弊,夫人当时却如此计较胡海门那几千张选票,也实在太小肚鸡肠了。
  夫人当上了国大代表,别人都以为我这个竞选助理的仕途看好,但我想得更多的是“飞鸟尽,良弓藏”。后来有人告诉我,主任当了副总统后,讨论前往南京的人员名单,当讨论到最后一名时,主任提到了我,当时就让夫人给否定了。传话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夫人的意思是,她这次不要男秘书,而要个女的。我肯定这个故事只是个杜撰,主任当上了副总统,要论功行赏的名单一定是长长一串,哪里还顾得上我。但这个杜撰的故事至少讲了一点真话——夫人对于我到最后都心存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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