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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盛夏，“文革”如火如荼，全国城乡都被卷入“大批判”的狂潮之中。人们极其亢奋，都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血战到底。
部队也早已不是远离政治风浪的绿洲。那时，我在一个坦克部队当战士。部队大搞“突出政治”，枪很少练了，炮也不能打了，多数时间是坐在宿舍学习、讨论、批判，许多战士坐得屁股都磨破了。革命战士，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大批判中自然也不能落后。
批了一个又一个“大人物”以后，忽然报上点了彭德怀的名，批彭的热潮骤然掀起。对彭德怀的“罪行”，一个战士能知道多少。我只知道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写了一封信，攻击“三面红旗”，被打成“反党分子”。当然，我知道更多的是彭德怀率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入伍前，我在家乡常听大人讲抗美援朝的故事，对彭德怀十分敬佩，心灵深处的这种良好印象总是拂之不去。
当然，彭德怀既然反对毛主席，就应该批判。在班里讨论时，我也积极发言，按报上的口径批判彭德怀的罪行。但心里总有解不开的疑团：“这样的功臣也会反对毛主席吗?”心里这样想，但嘴上却不能讲0阿!
有一次班里开完批判会，自由活动时，我碰到另一个班的战士小程，两人边走边闲聊。小程和我是一个县的同乡，我俩平时说话比较随便。小程说，他们正准备出一期批判彭德怀的墙报，想找一些三面红旗伟大成就的材料，问我有没有。提起大跃进、人民公社，我忽然想起1958年后家乡穷困不堪，爸爸饿得浑身浮肿、爷爷被饿死的情景，不知怎的便冲动地说：“批判彭德怀你别那么积极，毛主席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话一出口，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我怎么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呀!当时，在人们的心中，毛主席是红太阳，对毛主席要无限忠诚、无限崇拜，谁反对毛主席可是要打倒谁呀!陶铸那么大的人物，因为在一篇文章中说太阳里有黑子，姚文元写文章揭露他影射攻击毛主席，就被打倒了，何况我一个小小战士!
想到此，我脊背一阵发凉。小程听后，也吃了一惊，说：“你怎么说毛主席也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不是反革命言论吗!”
我赶紧说：“我说错了，说错了。”随之哀求他，“你可千万不要给别人说，就算我没有说这句话”。
小程当时没说什么，就走开了。我在原地站了一会，脑袋里嗡嗡叫，而且越叫越厉害。我在心里直埋怨自己：“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我这是怎么了?”
我的心里一直打着鼓，吃饭都没了胃口。休息时，战友们一个个欢蹦乱跳，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反复想：这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小程守口如瓶，只要他不传出去，就啥事都没有。
吃完晚饭，是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时间，我把小程叫到连队菜园，沉重地说：“那句话你可不能说出去呀!”小程恳切地说：“咱们是老乡，我能干那事吗?你放心吧!”
听小程的口气，我的心当时放下了一些。可过后我心里还是像揣着小兔子，一阵阵地咚咚乱跳。我和小程的关系是不错，我是连队团支部副书记，他是组织委员，我们俩都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并都被定为培养对象，入党的时间不会太远了。要求人党的人，都是积极分子，立场首先要坚定。另外，入党有指标，他会不会为了自己早人党，以揭发我而去掉一个竞争对手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小程的话靠不住，他很可能会向上面反映我的“反革命言论”的。
本来活泼好动的我，一下子像霜打的茄子——蔫了。我整天注意观察班长、排长和连队干部对我的态度，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几天以后，我的担心被证实了。
那天，指导员给全连上政治课，内容是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他讲到革命战士要站稳立场时，十分严肃地说：讲话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不能乱说。如说“毛主席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就是完全错误的，是很危险的。听到这，我的心一阵狂跳。我知道，一定是小程给指导员汇报了。我盯着指导员的眼神，他却好像并没有特别注视我。
这以后，连续几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我想，这下我算完了。父母一直对我寄于很大的希望，我也下决心干出个样子给家人争光。如果我被打成反革命，年迈多病的父母亲能承受得起吗?我以后可怎么生活呀?我想呀，想呀，是坦白从宽，向领导承认错误好呢，还是硬着头皮，坚决不承认好呢?想来想去，最后横下一条心：绝对不能承认。
又过了两天，连队通信员说指导员叫我立即去连部。我心里格登一下：要摊牌了，我的厄运要临头了!我迈着像灌了铅的两腿进了指导员的办公室，紧张地盯着指导员的脸。指导员清瘦的脸庞上仍然挂着像往日一样的笑容。他让我坐下，声音还是那么柔和温暖。他告诉我，再过几天要过团日，让我讲一堂团课，叫我准备准备。他给了我好几份材料和一些他读过的政治书籍。临走时，他叮嘱我，要多读毛主席的书，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样才不会说错话，办错事，走错路。我知道指导员话中的深意，便使劲点着头，心想，指导员，你放心吧，我以后一定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
指导员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军人，由于当年爬冰卧雪，落下了许多严重慢性病，一直没被提拔起来。他特别关心爱护战士，也给予我许多帮助。这件可能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事，就是他举重若轻地给压下来的。在当时，他也承担着一定风险啊!此后，我顺利地入党、提干，并调到了上级单位。十几年后，当我听说指导员患肝癌去世的消息后，泪水立时溢满了眼眶。
部队也早已不是远离政治风浪的绿洲。那时，我在一个坦克部队当战士。部队大搞“突出政治”，枪很少练了，炮也不能打了，多数时间是坐在宿舍学习、讨论、批判，许多战士坐得屁股都磨破了。革命战士，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大批判中自然也不能落后。
批了一个又一个“大人物”以后，忽然报上点了彭德怀的名，批彭的热潮骤然掀起。对彭德怀的“罪行”，一个战士能知道多少。我只知道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写了一封信，攻击“三面红旗”，被打成“反党分子”。当然，我知道更多的是彭德怀率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入伍前，我在家乡常听大人讲抗美援朝的故事，对彭德怀十分敬佩，心灵深处的这种良好印象总是拂之不去。
当然，彭德怀既然反对毛主席，就应该批判。在班里讨论时，我也积极发言，按报上的口径批判彭德怀的罪行。但心里总有解不开的疑团：“这样的功臣也会反对毛主席吗?”心里这样想，但嘴上却不能讲0阿!
有一次班里开完批判会，自由活动时，我碰到另一个班的战士小程，两人边走边闲聊。小程和我是一个县的同乡，我俩平时说话比较随便。小程说，他们正准备出一期批判彭德怀的墙报，想找一些三面红旗伟大成就的材料，问我有没有。提起大跃进、人民公社，我忽然想起1958年后家乡穷困不堪，爸爸饿得浑身浮肿、爷爷被饿死的情景，不知怎的便冲动地说：“批判彭德怀你别那么积极，毛主席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话一出口，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我怎么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呀!当时，在人们的心中，毛主席是红太阳，对毛主席要无限忠诚、无限崇拜，谁反对毛主席可是要打倒谁呀!陶铸那么大的人物，因为在一篇文章中说太阳里有黑子，姚文元写文章揭露他影射攻击毛主席，就被打倒了，何况我一个小小战士!
想到此，我脊背一阵发凉。小程听后，也吃了一惊，说：“你怎么说毛主席也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不是反革命言论吗!”
我赶紧说：“我说错了，说错了。”随之哀求他，“你可千万不要给别人说，就算我没有说这句话”。
小程当时没说什么，就走开了。我在原地站了一会，脑袋里嗡嗡叫，而且越叫越厉害。我在心里直埋怨自己：“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我这是怎么了?”
我的心里一直打着鼓，吃饭都没了胃口。休息时，战友们一个个欢蹦乱跳，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反复想：这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小程守口如瓶，只要他不传出去，就啥事都没有。
吃完晚饭，是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时间，我把小程叫到连队菜园，沉重地说：“那句话你可不能说出去呀!”小程恳切地说：“咱们是老乡，我能干那事吗?你放心吧!”
听小程的口气，我的心当时放下了一些。可过后我心里还是像揣着小兔子，一阵阵地咚咚乱跳。我和小程的关系是不错，我是连队团支部副书记，他是组织委员，我们俩都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并都被定为培养对象，入党的时间不会太远了。要求人党的人，都是积极分子，立场首先要坚定。另外，入党有指标，他会不会为了自己早人党，以揭发我而去掉一个竞争对手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小程的话靠不住，他很可能会向上面反映我的“反革命言论”的。
本来活泼好动的我，一下子像霜打的茄子——蔫了。我整天注意观察班长、排长和连队干部对我的态度，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几天以后，我的担心被证实了。
那天，指导员给全连上政治课，内容是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他讲到革命战士要站稳立场时，十分严肃地说：讲话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不能乱说。如说“毛主席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就是完全错误的，是很危险的。听到这，我的心一阵狂跳。我知道，一定是小程给指导员汇报了。我盯着指导员的眼神，他却好像并没有特别注视我。
这以后，连续几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我想，这下我算完了。父母一直对我寄于很大的希望，我也下决心干出个样子给家人争光。如果我被打成反革命，年迈多病的父母亲能承受得起吗?我以后可怎么生活呀?我想呀，想呀，是坦白从宽，向领导承认错误好呢，还是硬着头皮，坚决不承认好呢?想来想去，最后横下一条心：绝对不能承认。
又过了两天，连队通信员说指导员叫我立即去连部。我心里格登一下：要摊牌了，我的厄运要临头了!我迈着像灌了铅的两腿进了指导员的办公室，紧张地盯着指导员的脸。指导员清瘦的脸庞上仍然挂着像往日一样的笑容。他让我坐下，声音还是那么柔和温暖。他告诉我，再过几天要过团日，让我讲一堂团课，叫我准备准备。他给了我好几份材料和一些他读过的政治书籍。临走时，他叮嘱我，要多读毛主席的书，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样才不会说错话，办错事，走错路。我知道指导员话中的深意，便使劲点着头，心想，指导员，你放心吧，我以后一定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
指导员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军人，由于当年爬冰卧雪，落下了许多严重慢性病，一直没被提拔起来。他特别关心爱护战士，也给予我许多帮助。这件可能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事，就是他举重若轻地给压下来的。在当时，他也承担着一定风险啊!此后，我顺利地入党、提干，并调到了上级单位。十几年后，当我听说指导员患肝癌去世的消息后，泪水立时溢满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