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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95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南湖的一条小船上。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怀着救国救民寻求真理的信念，积极投身中国革命，但在之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各代表最终的归属又大不一样。
《小康》记者 訚洪
“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6月27日的浙江嘉兴南湖，景色宜人。在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前，一条飞檐斗角的画舫船停驻在湖中，不时有游客与“红船”合影。
95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南湖的一条小船上。95年后，人们瞻仰红船，传承红船精神。
星火燎原：南湖红船见证了中共的诞生
95年前，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航船正式从这里扬帆起航。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宪义告诉《小康》记者，“6月的南湖，游人如织。这是纪念馆客流量最大、最集中的时段。遥想当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到如今全国党员已超过8800多万名。”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一共13人，分别代表全国7个共产主义小组，50多名党员。会议进行至中途，遭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被迫停会。
根据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一大”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
8月初，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到嘉兴，当即由王会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会悟预雇的开会游船。这条游船是一条单夹弄丝网船，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
当天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李达分管宣传。大会在闭会时全体代表轻声地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为了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的历史事件，在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关怀、指示下，1959年仿制了一条当年“一大”开会的游船（当年南湖的游船已经在抗战时期绝迹了），作为“一大”会议纪念船，停泊在烟雨楼前水面上，向人们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
张宪义称，1991年6月25日，座落于南湖东岸的纪念馆落成。2011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又从南湖东岸迁至南岸，新馆建筑总面积达19633平方米由“一主两副”三幢建筑组成，呈“工”字形平面造型，建筑风格庄重大气，更增添了肃穆雄壮的氛围。2011年，在建党90周年之际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而停泊在南湖之上的“红船”，每年一小修，两年一大修，精心呵护，前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2005年2月，习近平率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到南湖瞻仰“红船”，不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认为“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不同的人生轨迹
6月28日，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的13位代表雕塑群中，令参观者驻足最久、感慨最多是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生平介绍。13位代表，他们中有人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有人为革命献出生命，也有人脱党、叛党。盐城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原盐城市政协副主席薛维松认为，作为党的“一大”代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与会代表在此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也令人感慨。
毛泽东、董必武两位是同时参加“一大”，又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均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参加党的“一大”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成为当代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走完了他83岁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和见证人之一，也是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一生怀揣着“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信仰。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王尽美英年病逝撼后人。“一大”结束后，王尽美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回国后，他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组织民众演讲，宣传革命真理。1925年8月19日，这位年仅27岁的“一大”代表，因积劳成疾患肺病而逝世。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在“一大”之后，因与张国焘和陈独秀意见不一，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但是，并没有放弃马列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1927年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达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一大”召开后，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月刊等。后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遂离开党组织，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奉命改造湖南大学，接着又改造武汉大学，成果颇丰。可惜“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时年78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44岁。“一大”以后，他在湖南一直从事党的工作。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壮烈牺牲，时年58岁。 邓恩铭是13位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底，他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0岁。
陈潭秋，“一大”以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市委、湖北省委、江西省委等主要负责人。1939年5月，陈潭秋奉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共产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刘仁静是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出席“一大”时只有19岁。1926年，刘仁静受党派遣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1929年，刘仁静回国后，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党除名。1939年，刘仁静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后被安排在北师大和人民出版社工作。1985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因车祸去世，时年85岁。
包惠僧，参加“一大”以后，在大革命处于低潮时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后来，包惠僧看透黑暗，便携家眷到澳门谋生。1949年10月，提笔给周恩来发电报，周恩来派人将他全家接回大陆。1950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直至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故，享年85岁。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陈公博是广州代表，也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3年，因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叛乱，被开除出党籍，脱党后，投靠汪精卫。1925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940年，他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等要职。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6年4月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陈公博被判处死刑，时年54岁。
周佛海是旅日代表，也是唯一从境外赶回来参加“一大”的代表。“一大”结束后，他回日本考入京都大学。1924年9月，申请脱党后，成为蒋介石一个得力谋士并踏上反共道路。后又与汪精卫一见如故，共建“和平政府”。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判处死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年51岁。
张国焘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此后中途叛党。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客居苏联三年，回国后立即撰文拥护王明。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主力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他自恃四方面军人多枪好马壮，先是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1938年初，张国焘投靠国民党。1949年，张国焘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合办《中国之声》杂志。1966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客死他乡，时年82岁。
薛维松认为，作为救国救民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先行者，13名代表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能勇于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组织和开展活动，参加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具有石破天惊的作用，昭示苦难的中国劳苦大众从此有了自己的政党和领导核心。从“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来看，大凡知错改错，甚至是历经曲折迷途知返的，前途同样是光明的。相反，知错不改，或者是以感情代替理智，坚持一意孤行的，其结果往往都是自食其果，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自己的人生。
革命胜地：嘉兴再次扬帆起航
6月19日下午，捷克总理索博特卡一行，前往桐乡嘉兴乌镇参观访问。嘉兴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海峰等陪同。索博特卡对嘉兴和乌镇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表示，嘉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历史文化保护开发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嘉兴的自然风光，以水乡古镇闻名，以山海涌潮胜。嘉兴市旅游局负责人告诉《小康》记者，嘉兴市全面加大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打造旅游精品，完善管理服务，创新市场营销，提升城市形象，以“大旅游、大项目、大品牌”促进“大产业、大市场、大发展”，加快打造运河国际旅游休闲城市，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嘉兴“两美”建设、打造江南水乡典范城市的重要产业。预计2016年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突破7000万人次，增长10%以上；实现旅游总收入775亿元，增长 14%以上。
嘉兴市委书记鲁俊介绍，嘉兴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杭嘉湖平原，东接上海，南濒杭州湾，西连杭州，北邻苏州。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沪杭铁路复线、320国道、沪杭高速、乍嘉苏高速等贯通境内，距市区百公里范围内有上海浦东、虹桥和杭州萧山三个国际机场，已实现到上海、杭州、苏州的一小时交通圈。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全线贯通，年内申嘉湖（杭）、杭浦等高速公路的基本建成，以及嘉绍通道的动工兴建，嘉兴作为浙北交通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确立，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全市经济社会保持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势头。2015年，嘉兴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成绩新进展，实现生产总值3500亿元，增长7%以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5499元、26838元，分别增长8.0%和8.8%。
编辑/麦婉华
《小康》记者 訚洪
“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6月27日的浙江嘉兴南湖，景色宜人。在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前，一条飞檐斗角的画舫船停驻在湖中，不时有游客与“红船”合影。
95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南湖的一条小船上。95年后，人们瞻仰红船，传承红船精神。
星火燎原：南湖红船见证了中共的诞生
95年前，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航船正式从这里扬帆起航。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宪义告诉《小康》记者，“6月的南湖，游人如织。这是纪念馆客流量最大、最集中的时段。遥想当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到如今全国党员已超过8800多万名。”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一共13人，分别代表全国7个共产主义小组，50多名党员。会议进行至中途，遭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被迫停会。
根据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一大”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
8月初，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到嘉兴，当即由王会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会悟预雇的开会游船。这条游船是一条单夹弄丝网船，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
当天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李达分管宣传。大会在闭会时全体代表轻声地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为了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的历史事件，在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关怀、指示下，1959年仿制了一条当年“一大”开会的游船（当年南湖的游船已经在抗战时期绝迹了），作为“一大”会议纪念船，停泊在烟雨楼前水面上，向人们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
张宪义称，1991年6月25日，座落于南湖东岸的纪念馆落成。2011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又从南湖东岸迁至南岸，新馆建筑总面积达19633平方米由“一主两副”三幢建筑组成，呈“工”字形平面造型，建筑风格庄重大气，更增添了肃穆雄壮的氛围。2011年，在建党90周年之际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而停泊在南湖之上的“红船”，每年一小修，两年一大修，精心呵护，前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2005年2月，习近平率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到南湖瞻仰“红船”，不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认为“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不同的人生轨迹
6月28日，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的13位代表雕塑群中，令参观者驻足最久、感慨最多是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生平介绍。13位代表，他们中有人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有人为革命献出生命，也有人脱党、叛党。盐城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原盐城市政协副主席薛维松认为，作为党的“一大”代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与会代表在此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也令人感慨。
毛泽东、董必武两位是同时参加“一大”，又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均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参加党的“一大”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成为当代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走完了他83岁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和见证人之一，也是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一生怀揣着“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信仰。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王尽美英年病逝撼后人。“一大”结束后，王尽美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回国后，他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组织民众演讲，宣传革命真理。1925年8月19日，这位年仅27岁的“一大”代表，因积劳成疾患肺病而逝世。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在“一大”之后，因与张国焘和陈独秀意见不一，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但是，并没有放弃马列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1927年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达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一大”召开后，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月刊等。后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遂离开党组织，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奉命改造湖南大学，接着又改造武汉大学，成果颇丰。可惜“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时年78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44岁。“一大”以后，他在湖南一直从事党的工作。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壮烈牺牲，时年58岁。 邓恩铭是13位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底，他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0岁。
陈潭秋，“一大”以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市委、湖北省委、江西省委等主要负责人。1939年5月，陈潭秋奉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共产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刘仁静是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出席“一大”时只有19岁。1926年，刘仁静受党派遣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1929年，刘仁静回国后，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党除名。1939年，刘仁静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后被安排在北师大和人民出版社工作。1985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因车祸去世，时年85岁。
包惠僧，参加“一大”以后，在大革命处于低潮时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后来，包惠僧看透黑暗，便携家眷到澳门谋生。1949年10月，提笔给周恩来发电报，周恩来派人将他全家接回大陆。1950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直至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故，享年85岁。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陈公博是广州代表，也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3年，因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叛乱，被开除出党籍，脱党后，投靠汪精卫。1925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940年，他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等要职。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6年4月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陈公博被判处死刑，时年54岁。
周佛海是旅日代表，也是唯一从境外赶回来参加“一大”的代表。“一大”结束后，他回日本考入京都大学。1924年9月，申请脱党后，成为蒋介石一个得力谋士并踏上反共道路。后又与汪精卫一见如故，共建“和平政府”。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判处死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年51岁。
张国焘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此后中途叛党。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客居苏联三年，回国后立即撰文拥护王明。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主力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他自恃四方面军人多枪好马壮，先是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1938年初，张国焘投靠国民党。1949年，张国焘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合办《中国之声》杂志。1966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客死他乡，时年82岁。
薛维松认为，作为救国救民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先行者，13名代表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能勇于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组织和开展活动，参加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具有石破天惊的作用，昭示苦难的中国劳苦大众从此有了自己的政党和领导核心。从“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来看，大凡知错改错，甚至是历经曲折迷途知返的，前途同样是光明的。相反，知错不改，或者是以感情代替理智，坚持一意孤行的，其结果往往都是自食其果，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自己的人生。
革命胜地：嘉兴再次扬帆起航
6月19日下午，捷克总理索博特卡一行，前往桐乡嘉兴乌镇参观访问。嘉兴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海峰等陪同。索博特卡对嘉兴和乌镇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表示，嘉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历史文化保护开发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嘉兴的自然风光，以水乡古镇闻名，以山海涌潮胜。嘉兴市旅游局负责人告诉《小康》记者，嘉兴市全面加大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打造旅游精品，完善管理服务，创新市场营销，提升城市形象，以“大旅游、大项目、大品牌”促进“大产业、大市场、大发展”，加快打造运河国际旅游休闲城市，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嘉兴“两美”建设、打造江南水乡典范城市的重要产业。预计2016年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突破7000万人次，增长10%以上；实现旅游总收入775亿元，增长 14%以上。
嘉兴市委书记鲁俊介绍，嘉兴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杭嘉湖平原，东接上海，南濒杭州湾，西连杭州，北邻苏州。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沪杭铁路复线、320国道、沪杭高速、乍嘉苏高速等贯通境内，距市区百公里范围内有上海浦东、虹桥和杭州萧山三个国际机场，已实现到上海、杭州、苏州的一小时交通圈。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全线贯通，年内申嘉湖（杭）、杭浦等高速公路的基本建成，以及嘉绍通道的动工兴建，嘉兴作为浙北交通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确立，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全市经济社会保持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势头。2015年，嘉兴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成绩新进展，实现生产总值3500亿元，增长7%以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5499元、26838元，分别增长8.0%和8.8%。
编辑/麦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