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第二届古村落保护发展大会刚刚结束两天后，山西省高平市西黄石村就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侍郎府门楼精美的柱础被盗，纵然，古村落的保护蓝图正徐徐展开，但保护的脚步是否能够赶超破坏的节奏，仍是一个未知数
不要往上看，往地下看——这是山西古村落保护协会副会长、高平市良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新带着山西省高平市良户村的支部书记和村长参观安徽、陕西等地古村落时说的话，在他眼里，这才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保护古村落，首先要解决的是理念问题。杨建新所谓的“门道”就是农村的下水系统。此前，杨建新要修村里的下水系统，遭到了良户村民的普遍质疑，原因很简单，满村都是石条铺的路，修下水根本不可能。不修下水系统整个村子就“死掉”了，杨建新急了，“不修下水，就没有卫生间，满村二百多个旱厕，每个旁边还堆了一堆垃圾”。
进村后，杨建新带领大家干的第一项大工程就是修全村的下水道，整个工程，国家拨款800多万元，自筹200多万元。每一家院子都有一个化粪池，把稠的沉淀下来，清水进入下水道。在小泵房中的电机无需人值守，就能对全村的污水进行处理。
在农村，如厕是大事，一直以来这个难题也在城乡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在畅谈古村落保护时所举的例子正切中了农村厕所的尴尬，他提到：“我曾跟人聊天说，过年怎么样，他说冯老师，我真是怕回家，我回家看爸爸妈妈是好事儿，但是我最怕上厕所，在城市都是在屋里，在农村都在远处，从热炕上蹦下来，蹲个厕所屁股冻得跟冰镇西瓜似的，回来半天才能捂热乎。”
如今，良户村修建了6个水冲式厕所，有的旱厕以800元一个的价格被回收，经平整后建成了景观。旱厕旁的垃圾不见了，每家发一个小桶，每天晚上把垃圾倒入桶中，次日早晨六点钟桶中垃圾被回收。现在良户村已经实现了雨污分流、垃圾不落地。
在全国现有的国家级传统村落2555处中，良户村仅仅是其中之一，同样，对于古村落保护中下水系统的修缮也仅掀开了宏大保护工程的冰山一角。第二届古村落保护发展大会于今年5月27日至28日在良户召开，或许可以良户村保护为蓝本，探寻出一条有效保护、传承和延续“中华民族之根”的路径，让古村落一直“活”下去。
古村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瑰宝，有着悠久的历史，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每当我们的传统文明受到外来文明冲击时，往往会“礼失求诸于野”。“野”就在乡村，人们总会在乡村的历史建筑中找到曾经传承下来的文明。
包括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在内的古村落，既是中国文化的根植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还是乡村文明的智慧结晶。保护古村落，就是留住中华民族的根，传承中华民族的遗产，记住中国人的“乡愁”。
然而现实却很“骨感”，断壁残垣里有历史，窗户门楣雕花里有审美，这种诗意生活的文化传承正在断代。作为历史的遗迹，古村落衰败和消亡的速度远远超出想象。良户古村旅游顾问、上海景域集团助理总裁任国才就曾痛惜地说道：“2000年时，国内有360万个古村落，而到2010年降为270万。”10年就消失了90万个古村落。目前，古村落正以每天超过上百个的速度加速消亡。
对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所所长王锦强指出，近三十年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耕文明传统开始瓦解和崩塌，民居建筑的老旧化、空巢化愈演愈烈，乡村和社区传统院落成片性地凋敝，废弃率日见其高。大量乡土建筑、文化空间、农耕时代的物质性布局遭到损毁和污染，依附于村落的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大面积随之灰飞烟灭，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处于濒危。面对着那些渐行渐远的生活家园，乡村不像城市那样日新月异，它出现了大问题，其自身却无力回天。
因此，古村落保护成为政府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据了解，2003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10年、2014年，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分别评选出六批共276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2013年、2014年，住建部和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分别公布三批共2555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央拨付专项资金，鼓励地方各级财政在中央补助基础上加大投入力度，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资捐赠、投资、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保护。
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课题，摆在古村落保护与发展面前的现实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事实也是如此，当前，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确面临一些共性问题。一是古村落古民居大多已经破损很严重，残垣断壁，修复起来需要大笔资金;二是产权关系复杂，几百上千户，每个人的意愿都不一样;三是建设性破坏严重，有的是翻修房屋，使用了大量的瓷砖、水泥等现代材料，有的是在古村落内部或周边新建了大量现代风格的楼房，破坏了整体的环境氛围。
保护古村落，如何才能有成效？
古村落是山西的标志建筑，成千上万的古村落书写着山西的悠久历史。据了解，全国有历史文化名村276个，山西就拥有32个，居全国第二位;全国有国家级传统古村落2555个，山西有129个，居全国第三位。山西的古村落主要分布在汾河中下游、沁河流域、黄河沿岸和北部内外长城的“三河一关”地区。得益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山西在历史上是独特封闭的区域，再加上干燥的气候有利于木结构的保存，使得大量的古村落保留至今。
也因此，山西成为全国最早开展传统村落普查和申报的省份之一，在古村落保护方面，山西省更是肩负重任。
良户，在山西古村落保护工程中脱颖而出，良户村的变迁，也成为中国古村落保护发展历程的缩影。良户位于晋东南高平市，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战国时期长平之战时，这里是秦军东进的必经之地。相传唐代中叶，郭、田两大家族在此形成村落，故古称“两户”。唐宋成为较大的杂姓村落;金元时期修筑了著名道教宫观——玉虚观;明朝万历年间修建了一改太行民宅风格、独具特色的复始第;街边林立的商铺也显示出了明清时期这里商贾兴盛官宦辈出的盛况。全村现存明清民居30余处400间，被誉为“中国现存明清两代最杰出的太行古村落之一”。2007年，原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把良户村列入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与任何一个文化古村落一样，良户村也面临着开发与保护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杨建新做了一个大胆的探索与创新。杨建新认为，古村开发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关键是要符合科学。通过科学地开发，不仅可以让古建得以保护，还可以实现文化传承。
杨建新首先和良户村委合资成立了高平市良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由该公司50年全权负责良户村文化旅游开发;接下来，良户古村确立了“艺术良户”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基地”的战略定位，在此基础上，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西安某大型文化旅游开发企划公司对良户村进行全面调研，制定了至2025年的文化旅游开发规划。
随后，杨建新对良户村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主要包括，在主要街道铺设下水道、电缆沟;改造遍布全村的旱厕和猪圈，开始建设水冲式卫生公厕;修建了能停放350辆车的生态停车场，等等。
良户村的开发模式被称为“活态继承型”。其一，经典院落保护性修缮。游客可游览参观古代富有价值的民居，凝固了当时的文化、艺术和时代特征，有些还具有相当高的美学和艺术价值。其二，民居院落改建成富有特色的老院子茶吧、艺术酒店，特别是在修缮好的古院落里开业了“老电影茶吧”，作为文化项目的示范，游客可体验现代村民的繁衍、生息，还可就地城镇化，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把停业废弃的村办煤矿办公楼改建成可以展示150幅摄影作品，供200人同时就餐的艺术酒店;从晋城市各县区废弃的古村落里收回大量的古建筑构件和散失在民间的砖雕、木雕、石雕精品;对已经收回公司经营的几十个老院子进行保护性修缮。
第二届古村落保护发展大会的主题是“古村落的活化之路与发展模式”，关键词所指向的主题就是，为古村落寻找“活”路。
其中，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与旅游业的关系得到了高度关注。山西省旅游局规划财务处副处长师振亚结合山西古村落保护的现实状况指出，古村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在山西，静升古镇、后沟、良户等古村镇都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区，并具有良好的口碑。“古村落是最优文化价值、最具有独特性和吸引力的乡村旅游资源。”师振亚表示。
师振亚也指出，古村落旅游开发也是一把双刃剑，但总体利大于弊。“旅游开发难免对古村落保护产生影响，但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并不多见”，旅游开发可以提高古村落的知名度，提高社会各界对古村落的保护意识，在客观上对古村落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起到保护作用。
目前，山西的一些古村落在与旅游业“牵手”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例如，皇城相府、良户、上庄古村以委托经营的方式进行旅游开发;沁水县湘峪村、窦庄、泽州县周村镇石淙头等地，则是由村委会牵头开发，自主经营;榆次区寿阳县西洛镇林家坡村则是通过“众筹”来开启旅游新模式。
游客对古村落的关注除了建筑之外，还有生活方式，但现在有些地方将“空壳村”建成封闭的景区。正如冯骥才在《文化诘问》中提到的“文化空巢”——失去见证物的历史会变得虚无缥缈。建筑残存的古村落大部分已徒具美丽的容颜，像一本书，只有书皮与书名，没有内页和内容。
冯骥才认为，这恐怕是古村落和历史街区保护最致命的问题。如何保持它的气质与内涵不流散？书中提到，欧洲人的办法是建博物馆。古村落的博物馆应该是小型的，不要奢华，因地制宜。另外，各地的博物馆都要强调自己独有的文化特征，不要搞一般化的千篇一律的村史展览和民俗展览。
旅游业是所有古村落的归宿吗？未必。师振亚认为，一看见古村落就想开发旅游的观念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功利性太强，没有考虑古村落保护的公益功能;二是市场意识太弱，并不是所有的古村落都适合进入旅游市场。
古村之友联合发起人邢晓雯为古村落“活化”总结了三种类型，抑或说是路径。第一种是外力强势介入型，例如乌镇和郝堂村，前者是景区商业投资型活化，后者则是政府美丽乡村政策型活化;第二种是情调或情怀型，莫干山是都市人群入乡旅居型活化，碧山是学术研究与教育基地型活化;第三种是创业与产业复兴型，东莞下坝坊是古村本土产业创客集聚型活化，衢州常山泰安村是单一本土产业创客拓荒型活化。
“总之，古村保护与活化的核心在于人的活化。”邢晓雯认为，参与古村活化的应该包含六大力量，即投资人、文化观察研究者、政府部门、旅居者、普通村民以及创客。
夜色良户 断壁残垣里有历史，窗户门楣雕花里有审美，在古村落保护方面，资源丰厚的山西省肩负重任。山西省高平市良户村的变迁，也成为是中国古村落保护发展历程的缩影，为古村落“活”下去提供了蓝本。
在第二届古村落保护发展大会刚刚结束两天后，山西省高平市西黄石村就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侍郎府门楼精美的柱础被盗。东北大学设计系主任、教授赵琛刚刚拍下的柱础照片竟然成了这个古村落的最后记忆。
纵然，古村落的保护蓝图正徐徐展开，但保护的脚步是否能够赶超破坏的节奏，仍是一个未知数。
不要往上看，往地下看——这是山西古村落保护协会副会长、高平市良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新带着山西省高平市良户村的支部书记和村长参观安徽、陕西等地古村落时说的话，在他眼里，这才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保护古村落，首先要解决的是理念问题。杨建新所谓的“门道”就是农村的下水系统。此前，杨建新要修村里的下水系统，遭到了良户村民的普遍质疑，原因很简单，满村都是石条铺的路，修下水根本不可能。不修下水系统整个村子就“死掉”了，杨建新急了，“不修下水，就没有卫生间，满村二百多个旱厕，每个旁边还堆了一堆垃圾”。
进村后，杨建新带领大家干的第一项大工程就是修全村的下水道，整个工程，国家拨款800多万元，自筹200多万元。每一家院子都有一个化粪池，把稠的沉淀下来，清水进入下水道。在小泵房中的电机无需人值守，就能对全村的污水进行处理。
在农村，如厕是大事，一直以来这个难题也在城乡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在畅谈古村落保护时所举的例子正切中了农村厕所的尴尬，他提到：“我曾跟人聊天说，过年怎么样，他说冯老师，我真是怕回家，我回家看爸爸妈妈是好事儿，但是我最怕上厕所，在城市都是在屋里，在农村都在远处，从热炕上蹦下来，蹲个厕所屁股冻得跟冰镇西瓜似的，回来半天才能捂热乎。”
如今，良户村修建了6个水冲式厕所，有的旱厕以800元一个的价格被回收，经平整后建成了景观。旱厕旁的垃圾不见了，每家发一个小桶，每天晚上把垃圾倒入桶中，次日早晨六点钟桶中垃圾被回收。现在良户村已经实现了雨污分流、垃圾不落地。
在全国现有的国家级传统村落2555处中，良户村仅仅是其中之一，同样，对于古村落保护中下水系统的修缮也仅掀开了宏大保护工程的冰山一角。第二届古村落保护发展大会于今年5月27日至28日在良户召开，或许可以良户村保护为蓝本，探寻出一条有效保护、传承和延续“中华民族之根”的路径，让古村落一直“活”下去。
每天超过上百个古村落消亡
古村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瑰宝，有着悠久的历史，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每当我们的传统文明受到外来文明冲击时，往往会“礼失求诸于野”。“野”就在乡村，人们总会在乡村的历史建筑中找到曾经传承下来的文明。
包括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在内的古村落，既是中国文化的根植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还是乡村文明的智慧结晶。保护古村落，就是留住中华民族的根，传承中华民族的遗产，记住中国人的“乡愁”。
然而现实却很“骨感”，断壁残垣里有历史，窗户门楣雕花里有审美，这种诗意生活的文化传承正在断代。作为历史的遗迹，古村落衰败和消亡的速度远远超出想象。良户古村旅游顾问、上海景域集团助理总裁任国才就曾痛惜地说道：“2000年时，国内有360万个古村落，而到2010年降为270万。”10年就消失了90万个古村落。目前，古村落正以每天超过上百个的速度加速消亡。
对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所所长王锦强指出，近三十年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耕文明传统开始瓦解和崩塌，民居建筑的老旧化、空巢化愈演愈烈，乡村和社区传统院落成片性地凋敝，废弃率日见其高。大量乡土建筑、文化空间、农耕时代的物质性布局遭到损毁和污染，依附于村落的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大面积随之灰飞烟灭，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处于濒危。面对着那些渐行渐远的生活家园，乡村不像城市那样日新月异，它出现了大问题，其自身却无力回天。
因此，古村落保护成为政府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据了解，2003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10年、2014年，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分别评选出六批共276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2013年、2014年，住建部和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分别公布三批共2555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央拨付专项资金，鼓励地方各级财政在中央补助基础上加大投入力度，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资捐赠、投资、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保护。
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课题，摆在古村落保护与发展面前的现实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事实也是如此，当前，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确面临一些共性问题。一是古村落古民居大多已经破损很严重，残垣断壁，修复起来需要大笔资金;二是产权关系复杂，几百上千户，每个人的意愿都不一样;三是建设性破坏严重，有的是翻修房屋，使用了大量的瓷砖、水泥等现代材料，有的是在古村落内部或周边新建了大量现代风格的楼房，破坏了整体的环境氛围。
保护古村落，如何才能有成效？
“活态继承”的良户模式
古村落是山西的标志建筑，成千上万的古村落书写着山西的悠久历史。据了解，全国有历史文化名村276个，山西就拥有32个，居全国第二位;全国有国家级传统古村落2555个，山西有129个，居全国第三位。山西的古村落主要分布在汾河中下游、沁河流域、黄河沿岸和北部内外长城的“三河一关”地区。得益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山西在历史上是独特封闭的区域，再加上干燥的气候有利于木结构的保存，使得大量的古村落保留至今。
也因此，山西成为全国最早开展传统村落普查和申报的省份之一，在古村落保护方面，山西省更是肩负重任。
良户，在山西古村落保护工程中脱颖而出，良户村的变迁，也成为中国古村落保护发展历程的缩影。良户位于晋东南高平市，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战国时期长平之战时，这里是秦军东进的必经之地。相传唐代中叶，郭、田两大家族在此形成村落，故古称“两户”。唐宋成为较大的杂姓村落;金元时期修筑了著名道教宫观——玉虚观;明朝万历年间修建了一改太行民宅风格、独具特色的复始第;街边林立的商铺也显示出了明清时期这里商贾兴盛官宦辈出的盛况。全村现存明清民居30余处400间，被誉为“中国现存明清两代最杰出的太行古村落之一”。2007年，原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把良户村列入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与任何一个文化古村落一样，良户村也面临着开发与保护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杨建新做了一个大胆的探索与创新。杨建新认为，古村开发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关键是要符合科学。通过科学地开发，不仅可以让古建得以保护，还可以实现文化传承。
杨建新首先和良户村委合资成立了高平市良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由该公司50年全权负责良户村文化旅游开发;接下来，良户古村确立了“艺术良户”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基地”的战略定位，在此基础上，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西安某大型文化旅游开发企划公司对良户村进行全面调研，制定了至2025年的文化旅游开发规划。
随后，杨建新对良户村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主要包括，在主要街道铺设下水道、电缆沟;改造遍布全村的旱厕和猪圈，开始建设水冲式卫生公厕;修建了能停放350辆车的生态停车场，等等。
良户村的开发模式被称为“活态继承型”。其一，经典院落保护性修缮。游客可游览参观古代富有价值的民居，凝固了当时的文化、艺术和时代特征，有些还具有相当高的美学和艺术价值。其二，民居院落改建成富有特色的老院子茶吧、艺术酒店，特别是在修缮好的古院落里开业了“老电影茶吧”，作为文化项目的示范，游客可体验现代村民的繁衍、生息，还可就地城镇化，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把停业废弃的村办煤矿办公楼改建成可以展示150幅摄影作品，供200人同时就餐的艺术酒店;从晋城市各县区废弃的古村落里收回大量的古建筑构件和散失在民间的砖雕、木雕、石雕精品;对已经收回公司经营的几十个老院子进行保护性修缮。
为古村落寻找“活”路
第二届古村落保护发展大会的主题是“古村落的活化之路与发展模式”，关键词所指向的主题就是，为古村落寻找“活”路。
其中，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与旅游业的关系得到了高度关注。山西省旅游局规划财务处副处长师振亚结合山西古村落保护的现实状况指出，古村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在山西，静升古镇、后沟、良户等古村镇都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区，并具有良好的口碑。“古村落是最优文化价值、最具有独特性和吸引力的乡村旅游资源。”师振亚表示。
师振亚也指出，古村落旅游开发也是一把双刃剑，但总体利大于弊。“旅游开发难免对古村落保护产生影响，但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并不多见”，旅游开发可以提高古村落的知名度，提高社会各界对古村落的保护意识，在客观上对古村落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起到保护作用。
目前，山西的一些古村落在与旅游业“牵手”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例如，皇城相府、良户、上庄古村以委托经营的方式进行旅游开发;沁水县湘峪村、窦庄、泽州县周村镇石淙头等地，则是由村委会牵头开发，自主经营;榆次区寿阳县西洛镇林家坡村则是通过“众筹”来开启旅游新模式。
游客对古村落的关注除了建筑之外，还有生活方式，但现在有些地方将“空壳村”建成封闭的景区。正如冯骥才在《文化诘问》中提到的“文化空巢”——失去见证物的历史会变得虚无缥缈。建筑残存的古村落大部分已徒具美丽的容颜，像一本书，只有书皮与书名，没有内页和内容。
冯骥才认为，这恐怕是古村落和历史街区保护最致命的问题。如何保持它的气质与内涵不流散？书中提到，欧洲人的办法是建博物馆。古村落的博物馆应该是小型的，不要奢华，因地制宜。另外，各地的博物馆都要强调自己独有的文化特征，不要搞一般化的千篇一律的村史展览和民俗展览。
旅游业是所有古村落的归宿吗？未必。师振亚认为，一看见古村落就想开发旅游的观念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功利性太强，没有考虑古村落保护的公益功能;二是市场意识太弱，并不是所有的古村落都适合进入旅游市场。
古村之友联合发起人邢晓雯为古村落“活化”总结了三种类型，抑或说是路径。第一种是外力强势介入型，例如乌镇和郝堂村，前者是景区商业投资型活化，后者则是政府美丽乡村政策型活化;第二种是情调或情怀型，莫干山是都市人群入乡旅居型活化，碧山是学术研究与教育基地型活化;第三种是创业与产业复兴型，东莞下坝坊是古村本土产业创客集聚型活化，衢州常山泰安村是单一本土产业创客拓荒型活化。
“总之，古村保护与活化的核心在于人的活化。”邢晓雯认为，参与古村活化的应该包含六大力量，即投资人、文化观察研究者、政府部门、旅居者、普通村民以及创客。
在第二届古村落保护发展大会刚刚结束两天后，山西省高平市西黄石村就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侍郎府门楼精美的柱础被盗。东北大学设计系主任、教授赵琛刚刚拍下的柱础照片竟然成了这个古村落的最后记忆。
纵然，古村落的保护蓝图正徐徐展开，但保护的脚步是否能够赶超破坏的节奏，仍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