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癌症时，常常陷入不安和混乱。
　　在肿瘤医院，我遇到过种种见闻。时常有人确诊癌症后打算跳楼自杀。时常有家属至死都向患者隐瞒病情。也见过那些不愿治疗的人，比起癌症，他们更厌倦月复一月的化疗，和牢房一样的病房。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那些得了癌症的年轻人。2个月前，在江西省肿瘤医院，我认识的一位30岁的宫颈癌患者在病房里崩溃大哭，多日过去，她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坚持认为是误诊，口中念着：“我这么年轻，不可能得癌症。”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来自佛山的癌症患者家属，她的父亲确诊肺癌，她把20多岁人生最重要的时间给了父亲，悉心地照料，陪他走完最后一程。不久前，她自己也确诊了乳腺癌。
　　她告诉我，她是一个注定要跟癌症打交道的人。
　　苏珊·桑塔格在她那篇著名的论文《疾病的隐喻》结尾处说，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
　　苏珊·桑塔格呼吁剔除附着于癌症之上的种种隐喻：人们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如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等，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
　　隐喻对于疾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Onkos，希腊语中，这个词正好意为“负重”。
　　癌症是身体的负重，它是身体的增生，且必将无限增生，抢夺我们的身体。
　　所以，癌症本身是生命的一个隐喻。

癌症破门而入

　　在史书中，癌症是缺席的。
　　最早的癌症记录，可能来自公元前2625年古埃及医生印和阗，他是国王佐塞尔的高官，对神经外科学有所涉猎。他留下一份草纸，描述了一起病例。“触摸它们就像在触摸一只球状包裹，或者可以把它们比作未成熟的河曼果，摸上去又硬又凉。”
　　当然，印和阗只是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关于癌症的线索，这是不是另一种疾病，谁都无法断言。总之，此后2000年里，癌症的踪迹消失了。直到公元前440年左右，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讲了另一个疑似癌症的故事。据他记载，波斯皇后阿托莎得了一场怪病，她发现自己乳房上长了一个流血的肿块（疑为炎性乳腺癌侵入乳房的淋巴结，造成红肿）。一个希腊奴隶说服她，做了切除手术。
　　没人知道这位皇后是否丧命于这个肿块，癌症的踪迹再次间断。直到19世纪，癌症还是罕见病。
　　20世纪，癌症破门而入。正如罹患癌症后的苏珊·桑塔格所称，癌症是20世纪的苦难。
　　隐喻层面上，结核病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疾病，而癌症是一种中产病。前者是古典主义的，后者是资本主义的。“富裕国家的癌症患病率是最高的，而癌症的高发率似乎被部分归因于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饮食，以及工业经济（它创造了富裕）所产生的有害气体。”
　　某种程度上，癌症的确是一种跟随文明脚步而来的疾病，是笼罩在文明社会里的阴影。
　　我们用“转移”（metastasis）来描述癌症，指它如何在人体组织内攻城略地，从一个部位，迁徙到另一个部位。metastasis这个词的组合，在拉丁语中表示“超越平静”，巧妙描述癌症那种脱缰的姿态。

结核病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疾病，而癌症是一种中产病。前者是古典主义的，后者是资本主义的。

　　癌症是一种扩张型的疾病，癌细胞寸土必争，与正常细胞争夺领地。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完美切合現代生活特质的疾病。
　　19世纪早期，欧洲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才35岁，战乱、传染病、营养的缺失、医疗落后，人们活不了那么长，没有等到得癌症的年龄，就先被其他疾病或灾难夺走了生命。
　　对于上百岁的生物，得癌症几乎是一种必然。这本是前现代的人类无需面对的宿命。但文明延长了我们的寿命，今天，60岁以上的老年人，普遍面临患癌的高风险。
　　这不光是一个医疗的问题，也是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
　　现代的生活方式，从饮食文化到社会生活理念，也悄然将我们推向了风险的悬崖。现代社会之前，乳腺癌是少见的。因为营养不良，前现代的女性月经初潮较晚。而她们一生要花很多时间用来怀孕和哺乳。两种因素，抑制了她们的月经周期，使得乳腺细胞不会感受到那么频繁的增殖压力，癌变的风险自然就小了。
　　20世纪以来的乳腺癌发病率不断攀升。一方面，营养改善，使女性的月经初潮提前了四五年，同时，晚婚晚育、少生少育的生育实践也普及了。现代女性在争取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面临一个医学意义上的风险，一个18岁的现代女孩，雌激素驱动下的乳腺细胞增殖次数，可能已相当于她曾祖母一生的总和。
　　另一个被文明驱动的典型案例，是结肠癌。一个多世纪前，我们的食谱以蔬菜和谷物为主，现代人类却嗜肉如命。
　　非洲很多地方的结肠癌少见，是因为他们只吃蔬菜和谷物，而在美国和西方社会，结肠癌的发病率自20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急剧的增长，背后是膳食结构的改变。
　　结肠是一个观察癌症发育的理想场所。大肠壁的细胞层更替很快，细胞形成、脱落，一共就2～3天。频繁的更替，意味着很多细胞寿命很短。一个不难推测的原因是，它们更容易遭受一些肠容物的侵害—主要来自我们的消化物，以及其中大量的细菌。反复的增殖，蕴藏着风险，可能出现肠壁构造的崩溃，异常组织的形成，原癌基因的突变等。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癌症医师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说：“（癌症）是一种‘过度生产’、一种暴发性增长的疾病，它的生长不可阻遏，坠入了无法控制的‘深渊’。” 　　事实上，19世纪的医生也早早就预言了癌症与文明的关系，并认为，现代生活的匆忙无序，刺激了体内的病理变化，导致了癌症。
　　但癌症不是文明的副产品，与其说是文明导致了癌症，不如说是文明暴露了癌症。

恶魔来自生命自身

　　20世纪大半段时间里，科学界对癌症起源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我们知道在烟囱旁边工作的工人，容易患肺癌，我们知道长期跟X射线打交道的操作员容易患白血病。我们在鸡身上发现一种病毒—劳斯肉瘤病毒，会把鸡的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
　　化学物质、X线、病毒，它们跟癌症有何关系？
　　在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学成熟之前，我们只能推测，一些化学物质，可能会诱导癌症，某些病毒也可能致癌—直到今天，公众依然坚持一种朴素的认知，酒精、香烟灰、空气污染和雾霾、特定的食物等，都可能致癌。这种认知的确没问题，但简化了癌症复杂的起源问题。因为，言下之意，癌症可能是一种外来之敌。
　　事实上，癌症起源的寻找，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走了很多弯路。最后是一些偶然的因素，让我们发现了一些骇然的事实。1960年代，旧金山的哈罗德·瓦尔穆斯和迈克尔·毕晓普发现，劳斯肉瘤病毒通过一个关键的基因src感染鸡的细胞后，就吹响了号角，驱动细胞生生不息的分裂和生长。
　　src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正好体现癌症的狡黠之处。它编码出一种蛋白质，给其他蛋白质链上一个化学分子—一种特殊的酶，附着在其他蛋白质上。很快，科学家发现，这种化学分子像一个开关，能激活蛋白质的某种功能。这些化学分子一个链上一个，以此类推，最终形成链式反应，构建一条信号通道，传递给细胞，告诉它们，要开始分裂了。
　　能誘发癌症的病毒不多，病毒导致癌症的假说，也不攻自破。但这个发现意义重大。因为，科学家们很快发现，src这个劳斯肉瘤病毒基因的近亲，广泛分布于五花八门的脊椎动物，包括人类。只是因为在一次特殊的偷窃事件后，劳斯肉瘤病毒把这个基因整合进了自己的病毒基因组，从而斩获了一种致癌的能力。

19世纪的医生也早早就预言了癌症与文明的关系，并认为，现代生活的匆忙无序，刺激了体内的病理变化，导致了癌症。

　　也就是说，人类身上，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可能诱发癌症的基因—原癌基因。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也许6亿年前就已经存在。至今仍然保留，说明它对人体细胞功能起到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于是我们便发现，“恶魔出自生命体自身”。
　　而接下来的发现，可能有些悲观。1983年到1993的十年间，在人类癌症中许多其他致癌基因很快被鉴别出来：myc、neu、fos、ret、akt。这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内部，蕴藏着一组完整的、可以诱发癌症的基因组。它们会在细胞分裂的刺激下，经年累月地等待突变，几年，或者几十年，一旦掌握时机，便扬帆起航。
　　而这些原癌基因，才是癌症的根源。癌症，并非像其他疾病那样是外来敌人的入侵和损害，而是一种根植于自我的疾病。
　　现在，我们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认知，癌症，并不是某种物质或者微生物入侵我们的身体，而是它们激活了我们身体内部的某些基因。甚至人类自有的雌激素，本身也是一种可以诱发基因突变、激活原癌基因的“致癌物”。这些基因一旦被激活，就开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
　　不像流行病，肿瘤跟构建人体组织的物质别无二致，它同样来自细胞的构造。不同于那些安稳本分的正常细胞，癌细胞以一种扩张主义的姿态，迅速侵蚀人体的秩序，占领人体的空间，破坏组织机能，仿佛高谭市不受约束的犯罪集团，所向披靡，使得整个生命体土崩瓦解。
　　达尔文描述的进化，是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同样的进程，也适用于癌细胞和正常细胞。被激活的原癌基因，从突变中挣脱开来，从遗传上看，它比所有正常细胞都更具进化优势。它轻而易举就孳生出一个庞大的后代细胞群。
　　正常细胞与癌细胞，是生命的一体两面。
　　1989年，瓦尔穆斯和毕晓普因发现致癌基因的细胞起源，获得了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的宴会上，瓦尔穆斯朗诵了英国叙事长诗《贝奥武夫》中的几句诗，并说，癌细胞就像格伦戴尔（作品中袭击人类的怪兽）一样，是正常自我的扭曲版本。

自我的扭曲版本

　　细胞是必死的，科学家们从小鼠胚胎采集了细胞放进培养皿，几次裂变后，细胞群停止了生长。
　　必死性，是一切生命的本质和象征。
　　偶然的情况下，必死的细胞会激发出无限生长的能力。悉达多·穆克吉这样描述他所见的永生细胞：“细胞看起来发胀而且形态异常，细胞核胀大、细胞质边缘很薄，这表明细胞的本质已经开始进行分裂，而且持续以病态、偏执的方式进行分裂。”
　　事实上，这些细胞的主人，已经去世了30多年。主人的尸体也已腐败，但这些细胞却存活了下来，仍保持一种激昂的、扩张的生长姿态。
　　这就是癌细胞。
　　反观正常细胞。它们秉持着一种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遵循自身程序的命令，何时成长，何时分裂，何时跟别的细胞联手，缔造一个器官组织，每个细胞，戮力同心，这背后隐藏着一种精妙的协调性。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高度协同的复杂社会。
　　正常细胞，是一种极致的利他主义者。它们不会自作主张，而是与周围的细胞群紧密联结。细胞群会告知它方位、路径，以及行事方式。唯有在这些邻居提供的信息里，细胞才能获得何时生长的命令，并执行分裂程序。
　　比如，当你的手指受伤，出血处会聚集血小板，形成屏障，止住血，并向周围释放几种生长因子；临近结缔组织的细胞临危受命，组成先头部队，修复伤口。工作完成后，它们及时恢复平静。
　　任何复杂的生命，无不如此。
　　但癌细胞不同，它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也是一个叛逆者。用肿瘤学家罗伯特·温伯格的话来说，癌细胞不会顾及群体的利益，只关注自身的繁殖需求，它们自私自利，不讲公德。更要命的是，它们获得了自我生长的本领。被激活的原癌基因就像被卡住油门的汽车一样，横冲直撞。 　　事实上，人体有一套完整的处置军事叛变的机制。
　　科学家研究儿童癌症“成视网膜细胞瘤”时发现，要发展成癌细胞，细胞内两份名为Rb的基因拷贝，都需要发生变异、灭活。这是癌细胞分裂的必要条件。遗传性的患儿在胚胎发育阶段，就有一份拷贝突变，只需要短短几年，当另一份拷贝也被灭活时，癌细胞便开始一路高歌猛进。
　　反过来看，这个Rb基因，它们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分裂，当细胞接受癌基因的指令时，可以刹住车，下令停止分裂。再反过来看，只要敲掉这两份拷贝，癌基因便能扭转局势。就这样，癌基因与肿瘤抑制蛋白永远处在张弛之间，相互制衡。

它不过是生命的另一个版本。只是，它比正常的机体，拥有更强的活跃性、创造性和繁殖力，也更加争强好胜。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癌基因永遠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并且终将等来逃脱的一天—复活端粒酶。端粒酶出现于生命发育的早期，存在于精子细胞、胚胎细胞等，以保护这些细胞的正常生长，守护遗传信息。但不久后，它们便消失匿迹。
　　通过某种未知的方式，癌细胞会挖出这本失传的武学秘籍。
　　一旦拥有了它，癌细胞便能不受限制地重建和维护自己染色体的两端，以获得无限分裂的能力。作为对策，此时，人体细胞将再一次发挥利他主义的精神—自杀而自卫。
　　1972年，安德鲁·怀利发现细胞内部存在一个可以迅速响应的死亡程序，他称之为凋亡。感染病毒的细胞，会启动凋亡程序，以自毁的方式，剥夺病毒的宿主。对于DNA受到严重损害的细胞，凋亡也是唯一的选择。
　　一旦有越轨的细胞结党营私、滋事叛乱，凋亡程序启动，也许是人体蓝图能做出的最后努力。凋亡的时候，细胞会收缩，细胞外膜突出，染色体的DNA一片片碎开、爆裂、湮灭，如镜花水月。
　　即便如此，癌症依然能找到机会逃避细胞的凋亡，获得永生的能力。
　　事实上，癌变的过程，并非这么充满戏剧化，而是漫长的、缓慢的，癌基因要经历重复的突变，要消灭肿瘤基因，突破重围。从癌前阶段，到它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侵袭性的癌，背后是一个严格的、精妙绝伦的过程，跟生命本身一样。
　　作家诺瓦利斯在1798年前后撰写了一条百科全书条目，他把癌瘤与坏疽一起定义为“发育成熟的寄生物—它们生长，它们被繁殖，亦自我繁殖，有其自身结构、分泌物和食物”。某种程度上，此言颇具先知意味。他预示了癌症的发育完整逻辑：异常的基因，支配着癌症的一系列反应，巩固自己的生存优势，加速生长、建立通路来转移，还能聚集血管，供给营养、氧气，以维持生命。
　　那个被癌细胞激活的、用来转移自己的基因，也正是正常细胞运动时所需的基因。所以，我们将发现，这里没什么特殊的，它不过是生命的另一个版本。只是，它比正常的机体，拥有更强的活跃性、创造性和繁殖力，也更加争强好胜。
　　瓦尔穆斯没有说错，癌症是我们的扭曲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