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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去年年底“欧元之父”蒙代尔在国内演讲时反复鼓吹“中国政府应对中国每一个公民发放100元人民币的购物券”时，中国政府对消费券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经济学课本上。仅仅一个月不到，理论知识就迅速转化成了实际应用。然而问题是：消费券是不是真有拉动内需、激活经济的魔力?
消费券是强心针
消费券的诞生源于经济学家美好的构想：消费券能带动几倍于现金的消费量，同时由投资者消费倾向引导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增加合适的产能，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按蒙代尔的说法，1万亿元消费券可拉动有效需求增长3.5％而如果把消费券控制在3个月内花完，则可拉动有效需求上升14％。
另外有研究表明，与直接发现金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相比，发消费券的效果要好得多。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刘植才表示，发消费券而不发货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总是有一部分人不会把这部分政府投入资金全部用于消费；其次，有调查显示，中国人消费倾向是53％，也就是说赚100元会消费53元，47元被储蓄。可见发钱效果并不好。
消费券有致命伤
然而无论是发钱还是发消费券。都有着先天的致命弱点——“替代效应”。这是所有反对发放消费券的经济学家给出的共同的理由。简单地说，就是老百姓拿政府发的购物券去超市买东西了，却把自己原来准备去超市买东西的钱存进了银行。消费券把钱给替代了，因此经济并没有额外增长。
有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限定消费券使用时间来强迫使用者在短时间内作出消费决策，而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如一个月)的固有消费量是有限的，只要消费券金额超过这个金额，就可以避免“替代效应”。对此，记者在街头做了个随机采访，以“如果给你1000元消费券，不限购物场所，需要在1个月内消费”为题，询问他们会如何处理。回答显示，大部分中老年受访者会在使用消费券替代自己原本的当月支出后，把剩下的消费券拿去购买保质期较长的生活必需品，如牙膏、肥皂、洗衣粉等日用品，或是大米、食用油、方便面等食品，只有少数年轻人会选择去唱歌、吃饭、旅游等真正产生额外需求的享受性消费，因此“替代效应”依然存在。
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在限定消费时限的同时，限定消费范围，比如旅游消费券、教育消费券、餐饮消费券、家电消费券等就可以避免“替代效应”。但这些经济学家显然低估了老百姓的智慧。消费券流入民间后，自然会催生出一个消费券兑换现金的二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黄牛会从不需要消费券的人手中低价收购消费券(如打7折)，再抬高价格卖给有需要的人(如打8.5折)，具体兑换折扣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这样一来，不舍得花钱旅游的穷人会把旅游消费券卖给黄牛，把钱储蓄起来或去买生活必需品；有钱人拿着旅游消费券前往原本就计划要去旅游的地方，只不过给打了个折扣。结果不但民众总体的消费支出并无增加，反而给黄牛党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办法规避“替代效应”，消费券也还是逃不了“一次性效应”的窘境。因为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不可能一直靠发消费券刺激消费，因此这不是个可持续性的政策，对经济增长也只能起到一次性的短期刺激效果，无法形成消费－投资－生产－收入－再消费的循环，不能达到刺激经济恢复正常增长的目标。
预期收入决定是否增加消费
从理论上讲，消费券难逃其致命伤，从历史经验上看，“替代效应”也得到了验证。
最早政府发放消费券的案例见于10年前的日本。1999年，深陷经济危机的日本为了刺激内需，向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居民以及弱势群体发放每人2万日元的消费券，总值高达6000多亿日元。但日本财政部调查发现，最终的市场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消费券仅有3成被真正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商品，而6成以上通过“替代效应”被转化成储蓄。最终当年日本因消费券推动的新增消费总额不过2025亿日元，仅占名义GDP的0.04％。可见，消费券的处女秀便惨遭“滑铁卢”。
而从去年12月份率先发放消费券的成都市的分析报告来看，虽然在名义消费转化率上远超日本，但是从“消费券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大米、油、调料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大部分消费券表面上看是消费掉了，但其实还是被储蓄起来了。
从经济学角度看，说到底，人们的当下消费支出决策是由其当下收入决定的，一个人是否增加消费支出是由他本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所决定的。如果预期到自己未来的收入将会减少，即使现在手里有钱，也会削减消费，为未来的糟糕前景作筹备。即便政府发再多的消费券，也改变不了民众的这一消费决策趋势。
消费券资金来源存疑
然而，问题并不仅限于消费券的效果，消费券的资金来源是个更大的问题。
截至目前，各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资金来源何处，并不见详尽的说明。从公共财政和货币规则角度看，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大问题。
如果地方政府用于发放消费券的资金来自地方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那首先，这笔资金的动用需要报经预算管制程序的审核，而从目前杭州市政府“迅雷不及掩耳”的消费券发放速度和“昨天1亿元，明天10亿元”的发放规模看，似乎很难让人相信他们已经完成了程序审核；其次，今年经济不景气，企业经营活动减少，政府还要减税让利，因此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有可能减少，同时地方政府还要响应中央加快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号召，这样一来，地方财政哪里还有能力动不动就拿出几亿元发消费券?第三，如果地方财政拿不出钱却还要发放消费券，就只有两条途径，加税或者发债。如果是加税，一则“用纳税人缴的钱强制纳税人消费”从道理上讲不通，二则眼下地方政府也没有随意加税的实际可能。如果是发债，眼下国务院正准备批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这倒是有可能。但如果真的通过举债的方式发放消费券，那无疑就是债留子孙、饮鸩止渴的短视之举。
如果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钱不是来自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而是自己凭空创造的“准货币”的话，那问题就大了。一方面这已涉嫌政府违规，另一方面，从货币流程上讲，这等于跳过央行，自行发行货币，增加市场上流通的不可监控的货币供应量，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危害到我国的金融安全。
使用消费券暗藏隐忧
除了资金来源存在重大问题外，消费券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暗藏许多潜在风险。
首先，消费券本质是一种代币券，这就暗藏了很大的腐败空间。现在各地方政府在消费券的发放渠道、发放环节、发放标准等方面都各行其是，监管措施也不尽完善，加上杭州市政府还准备把一部分公务员工资转化成消费券发放，如此复杂而不透明的消费券发放体系就给了腐败以孳生的空间。
其次，年前出现的HD假钞事件可把 老百姓吓出了一身冷汗。连人民币都能仿真到这种程度，消费券的制作工艺不可能比人民币更精致吧。如果消费券继续大规模大面额地发放，很有可能被不法分子盯上，造成金融秩序紊乱。
可见，尽管在当前特殊时期，发放消费券有其积极意义，但从消费券的实际效果和连带产生的各种副作用来看，这仅能作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
标本兼治疗效好
邢 力
有个故事说，有个人在十几年前得了一种慢性病，看了很多医生，但怎么治都治不好。后来终于有一个名医给他开了个方子，抓了两帖药。没想到这人吃了药以后，病状马上消失了。尽管医生说，这两帖药只能暂时把病痛压下去，并不能根治他的病，但在外人看来，这人似乎已经痊愈了，看上去可精神呢。不过去年年底，这人照例去药店买药，可药房老板告诉他，前两天下暴雨，把上山采药的路给淹了，一时半会没药给他。今年春节前后，他又发病了，疼得晕了过去，医生便赶忙给他打了针强心剂。这个强心剂的名字叫“消费券”。
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故事里的病人就是中国经济，名医就是WTO，开的两帖药，一日出口，一日投资，山里下的那场暴雨就是如今的全球金融风暴，而这个人得的病正是“消费疲软”。
一个国家经济出问题了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了，也逃不开诊断吃药这些医疗过程。中国经济问题的诊断书，温总理早就已经下了：那就是内需不足，老百姓无力或者不愿消费。眼下的问题就是要找什么药才能治好这个老毛病。去年10月份以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专家学者到委员代表，人人都忙着“开药方”。虽然许多人只管想当然地开药，对疗效、副作用、乃至于这个药是否真能配制出来都一概不管，但总算一种叫“消费券”的药被实践证明，短期内的确能够缓解疼痛，稳住病情。然而消费券终究只是救急的权宜之计，并且用多了反而会产生更坏的副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在发放消费券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控制，量力而为，切不可一哄而上，盲目发券。
尽管当下中国经济有治标(止血急救)的客观需要，我们也认可地方政府为了治标而做的种种努力。但说到底，标本兼治疗效才会好，光治标不治本，病终究是治不好的。因此在拿消费券治标的同时，请我们的各级政府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想想如何治本。“两手治。两手都要硬”。
消费券是强心针
消费券的诞生源于经济学家美好的构想：消费券能带动几倍于现金的消费量，同时由投资者消费倾向引导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增加合适的产能，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按蒙代尔的说法，1万亿元消费券可拉动有效需求增长3.5％而如果把消费券控制在3个月内花完，则可拉动有效需求上升14％。
另外有研究表明，与直接发现金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相比，发消费券的效果要好得多。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刘植才表示，发消费券而不发货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总是有一部分人不会把这部分政府投入资金全部用于消费；其次，有调查显示，中国人消费倾向是53％，也就是说赚100元会消费53元，47元被储蓄。可见发钱效果并不好。
消费券有致命伤
然而无论是发钱还是发消费券。都有着先天的致命弱点——“替代效应”。这是所有反对发放消费券的经济学家给出的共同的理由。简单地说，就是老百姓拿政府发的购物券去超市买东西了，却把自己原来准备去超市买东西的钱存进了银行。消费券把钱给替代了，因此经济并没有额外增长。
有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限定消费券使用时间来强迫使用者在短时间内作出消费决策，而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如一个月)的固有消费量是有限的，只要消费券金额超过这个金额，就可以避免“替代效应”。对此，记者在街头做了个随机采访，以“如果给你1000元消费券，不限购物场所，需要在1个月内消费”为题，询问他们会如何处理。回答显示，大部分中老年受访者会在使用消费券替代自己原本的当月支出后，把剩下的消费券拿去购买保质期较长的生活必需品，如牙膏、肥皂、洗衣粉等日用品，或是大米、食用油、方便面等食品，只有少数年轻人会选择去唱歌、吃饭、旅游等真正产生额外需求的享受性消费，因此“替代效应”依然存在。
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在限定消费时限的同时，限定消费范围，比如旅游消费券、教育消费券、餐饮消费券、家电消费券等就可以避免“替代效应”。但这些经济学家显然低估了老百姓的智慧。消费券流入民间后，自然会催生出一个消费券兑换现金的二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黄牛会从不需要消费券的人手中低价收购消费券(如打7折)，再抬高价格卖给有需要的人(如打8.5折)，具体兑换折扣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这样一来，不舍得花钱旅游的穷人会把旅游消费券卖给黄牛，把钱储蓄起来或去买生活必需品；有钱人拿着旅游消费券前往原本就计划要去旅游的地方，只不过给打了个折扣。结果不但民众总体的消费支出并无增加，反而给黄牛党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办法规避“替代效应”，消费券也还是逃不了“一次性效应”的窘境。因为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不可能一直靠发消费券刺激消费，因此这不是个可持续性的政策，对经济增长也只能起到一次性的短期刺激效果，无法形成消费－投资－生产－收入－再消费的循环，不能达到刺激经济恢复正常增长的目标。
预期收入决定是否增加消费
从理论上讲，消费券难逃其致命伤，从历史经验上看，“替代效应”也得到了验证。
最早政府发放消费券的案例见于10年前的日本。1999年，深陷经济危机的日本为了刺激内需，向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居民以及弱势群体发放每人2万日元的消费券，总值高达6000多亿日元。但日本财政部调查发现，最终的市场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消费券仅有3成被真正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商品，而6成以上通过“替代效应”被转化成储蓄。最终当年日本因消费券推动的新增消费总额不过2025亿日元，仅占名义GDP的0.04％。可见，消费券的处女秀便惨遭“滑铁卢”。
而从去年12月份率先发放消费券的成都市的分析报告来看，虽然在名义消费转化率上远超日本，但是从“消费券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大米、油、调料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大部分消费券表面上看是消费掉了，但其实还是被储蓄起来了。
从经济学角度看，说到底，人们的当下消费支出决策是由其当下收入决定的，一个人是否增加消费支出是由他本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所决定的。如果预期到自己未来的收入将会减少，即使现在手里有钱，也会削减消费，为未来的糟糕前景作筹备。即便政府发再多的消费券，也改变不了民众的这一消费决策趋势。
消费券资金来源存疑
然而，问题并不仅限于消费券的效果，消费券的资金来源是个更大的问题。
截至目前，各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资金来源何处，并不见详尽的说明。从公共财政和货币规则角度看，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大问题。
如果地方政府用于发放消费券的资金来自地方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那首先，这笔资金的动用需要报经预算管制程序的审核，而从目前杭州市政府“迅雷不及掩耳”的消费券发放速度和“昨天1亿元，明天10亿元”的发放规模看，似乎很难让人相信他们已经完成了程序审核；其次，今年经济不景气，企业经营活动减少，政府还要减税让利，因此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有可能减少，同时地方政府还要响应中央加快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号召，这样一来，地方财政哪里还有能力动不动就拿出几亿元发消费券?第三，如果地方财政拿不出钱却还要发放消费券，就只有两条途径，加税或者发债。如果是加税，一则“用纳税人缴的钱强制纳税人消费”从道理上讲不通，二则眼下地方政府也没有随意加税的实际可能。如果是发债，眼下国务院正准备批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这倒是有可能。但如果真的通过举债的方式发放消费券，那无疑就是债留子孙、饮鸩止渴的短视之举。
如果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钱不是来自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而是自己凭空创造的“准货币”的话，那问题就大了。一方面这已涉嫌政府违规，另一方面，从货币流程上讲，这等于跳过央行，自行发行货币，增加市场上流通的不可监控的货币供应量，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危害到我国的金融安全。
使用消费券暗藏隐忧
除了资金来源存在重大问题外，消费券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暗藏许多潜在风险。
首先，消费券本质是一种代币券，这就暗藏了很大的腐败空间。现在各地方政府在消费券的发放渠道、发放环节、发放标准等方面都各行其是，监管措施也不尽完善，加上杭州市政府还准备把一部分公务员工资转化成消费券发放，如此复杂而不透明的消费券发放体系就给了腐败以孳生的空间。
其次，年前出现的HD假钞事件可把 老百姓吓出了一身冷汗。连人民币都能仿真到这种程度，消费券的制作工艺不可能比人民币更精致吧。如果消费券继续大规模大面额地发放，很有可能被不法分子盯上，造成金融秩序紊乱。
可见，尽管在当前特殊时期，发放消费券有其积极意义，但从消费券的实际效果和连带产生的各种副作用来看，这仅能作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
标本兼治疗效好
邢 力
有个故事说，有个人在十几年前得了一种慢性病，看了很多医生，但怎么治都治不好。后来终于有一个名医给他开了个方子，抓了两帖药。没想到这人吃了药以后，病状马上消失了。尽管医生说，这两帖药只能暂时把病痛压下去，并不能根治他的病，但在外人看来，这人似乎已经痊愈了，看上去可精神呢。不过去年年底，这人照例去药店买药，可药房老板告诉他，前两天下暴雨，把上山采药的路给淹了，一时半会没药给他。今年春节前后，他又发病了，疼得晕了过去，医生便赶忙给他打了针强心剂。这个强心剂的名字叫“消费券”。
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故事里的病人就是中国经济，名医就是WTO，开的两帖药，一日出口，一日投资，山里下的那场暴雨就是如今的全球金融风暴，而这个人得的病正是“消费疲软”。
一个国家经济出问题了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了，也逃不开诊断吃药这些医疗过程。中国经济问题的诊断书，温总理早就已经下了：那就是内需不足，老百姓无力或者不愿消费。眼下的问题就是要找什么药才能治好这个老毛病。去年10月份以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专家学者到委员代表，人人都忙着“开药方”。虽然许多人只管想当然地开药，对疗效、副作用、乃至于这个药是否真能配制出来都一概不管，但总算一种叫“消费券”的药被实践证明，短期内的确能够缓解疼痛，稳住病情。然而消费券终究只是救急的权宜之计，并且用多了反而会产生更坏的副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在发放消费券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控制，量力而为，切不可一哄而上，盲目发券。
尽管当下中国经济有治标(止血急救)的客观需要，我们也认可地方政府为了治标而做的种种努力。但说到底，标本兼治疗效才会好，光治标不治本，病终究是治不好的。因此在拿消费券治标的同时，请我们的各级政府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想想如何治本。“两手治。两手都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