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的管理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理性的经济过程,政治因素的影响只是导致企业生存环境更为动荡的一个外生变量,是构成企业行为约束的、“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但国际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引发了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伴生的现象,企业对政治手段的依赖日益加深。与此同时,伴随着企业资源基础理论以及动态能力等观点的提出,从社会关系维度思考企业战略的思想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本文正是从企业社会资本这一独特视角,分析了企业实施政治战略的理论基础,进而在回顾企业战略管理思想演进过程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企业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战略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社会资本;企业政治战略;政治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2-0036-07
一、企业政治战略(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的产生和发展
(一)企业政治战略的提出
有关企业经济战略的文献已经相当丰富,比如波特的5种竞争力理论模型早已成为当代企业战略管理领域常用的工具之一。然而,企业的政治策略与行为虽然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却很少有企业将它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规划和实施。这显然与人们对企业功能的认识有关。传统上人们仅仅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经济机构,是为了特定的目的(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而建立的。因而,在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的管理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理性的经济过程,政治因素的影响只是导致企业生存环境更为动荡的一个外生变量,是构成企业行为约束的、“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然而,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1]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所有的组织都必然是政治组织。它们都是“多选民”的组织,它们的运转方式都必须保证社会中那些能够否决或阻碍它们的群体将不会抵制或反对它们。所有组织的管理者都将必须学会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进行政治思考。事实上,我们在考察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时发现,企业经常采用政治手段推动开发市场的进程,政治经营已成为企业可利用的“战略”组成部分。
“企业政治战略”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对西方企业政治行为研究的综述。西方学术界通常把任何直接试图影响政府政策或政治过程的复杂行为称为企业政治行为(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CPA)。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范围经济战略下,西方国家企业普遍发展多角化业务,导致很多企业超越了个别产业和局部市场的范围。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化经营成为西方企业新的发展方向,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进一步引发了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伴生现象,政治解决日益成为开辟国际市场的主要途径,企业对政治手段的依赖日益加深。把企业政治行为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规划和实施的思想和方法逐步形成。
在对企业和政治关系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国外学者Epstein综述了从1970年之后有关企业和政治关系的文献,他将文献分成5种类,即政企关系模型、政府对企业政治影响的有效性、企业的政治考虑、企业领导者的政治意识以及政治选举过程中企业的行为。后来,Shaffer为了解释企业对政府制度的反应查阅了有关政企关系的文献。他将利益群体多元化、公共选择理论、组织理论等作为CPA主要的理论基础。Dahan•Nicolas概述了企业通过CPA获得竞争优势的三个阶段,即进入阶段(political access)、影响阶段(political influence)、获取政策优势阶段(public-policy advantage),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基础的政治观[2]。
国内较早提出企业政治战略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田志龙、高勇强、黄忠东等。目前,国内主要把企业政治战略的内涵界定为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企业对政府的战略。其次是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生产商、供应商、分销商、消费者、同行业其他企业、媒体、金融机构、公众等)的政治战略,如在实行并购和建立战略联盟、虚拟公司等方面的政治行为。企业政治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试图通过政治力量来实现企业内部目标(主要是经济目标)。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因而企业的政治战略也不相同。从世界范围来看,企业政治战略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1)影响选举。(2)影响立法、行政过程。对我国企业来讲重点是影响立法和行政过程[3]。
(二)企业政治战略与经济战略的整合
然而,正如企业不能被视为单纯的经济组织一样,企业更绝非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机构。如何才能把企业政治行为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规划和实施?国外企业很热衷于实施政治战略,其政治战略的实施主要是通过一种二元主义的整体战略模式来实现的。
考察西方企业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这种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二元企业战略的产生有其必然性。首先,从企业外部的经营条件看,自“凯恩斯革命”以来,非经济手段尤其是政府力量对宏观经济的有效性已博得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但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非经济力量对企业经营的作用仍局限于行为约束方面,企业经营手段不包括非经济手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非经济性需求目标逐步出现,大量的非经济主体(如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地区性社团、民族主义团体等社会组织)介入市场活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企业的影响日益加深。伴随着企业经营活动影响因素的日趋多样化,纯粹的经济手段已经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企业经营环境。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经营思想受到挑战。企业如果只有经济力量,只能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其次,从企业内部的经营战略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日趋成熟化,规模经济达到了极限,范围经济战略在西方国家流行。在范围经济战略下,企业普遍发展多角化业务,这种跨行业的经营,导致企业之间的关联性加强,企业之间的协调日益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从经济共存发展到政治共存。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化经营成为西方企业新的发展方向,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进一步引发了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伴生现象。20世纪90年代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很多企业致力于联盟经济战略,导致企业之间的协调工作大量增加,企业结盟的动机也不能单纯用经济因素说明,因而政治手段走到了企业经营的前台成为必然的趋势。
政治战略在企业中的运用,反映了企业从单纯发挥经济影响力转变到政治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的互补与融合,运用政治手段实现单纯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目的的战略趋势。特别是近年来,战略联盟逐步发展成为企业间的政治联盟,并对整个市场竞争结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汽车产业的政治化和家电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是当今企业政治战略制定与实施的显著代表。以日本家电和汽车行业的海外扩张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始终如一地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国际化经营很容易引起经济摩擦,进而演化为政治冲突。为此,日本企业采取了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二元主义战略,即一方面作为国际垄断体实行全球统一支配体制,另一方面通过实行东道国乐意接受的经营当地化政策,加强与东道国的政治联系,减少外资企业的色彩转嫁社会矛盾,从而赢得了相当的政治优势。日本汽车厂商最成功的政治经营实例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三菱与克莱斯勒、丰田与通用、日产与福特通过建立政治同盟合资办厂的形式,本田、富士通重工、五十铃、铃木等日本企业通过在美国实施当地生产政策,先后将生产厂房建到了美国本土。从此,三巨头垄断美国汽车市场的格局终于被打破,不断从美国传来工厂关闭的消息。在政治经营方面,日本企业显然是赢家。
在美国,1998年3月23日,柯达公司总部向世界宣布,它将出资3.8亿美元收购除乐凯以外的所有中国感光领域的公司。这一极大提升柯达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正是柯达公司长期实施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战略的成果:为了获取中国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柯达公司的大小领导频繁访问中国,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果断地把亚太地区总部搬到上海。此后,又通过长达4年的公关,终于达成了被当时的柯达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希尔称之为“破天荒”的“98协议”,一口气吞下除乐凯以外的中国6家感光材料企业。根据《中外企业文化》2001年第15期李刚的《柯达是怎样占领中国市场的》整理。百事可乐公司为进入印度市场,一方面和一家印度贸易集团合作,向其转让食品加工、包装和水处理等技术,另一方面又向政府提出帮助印度出口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最终使得印度政府同意百事可乐公司进入印度市场。
二、社会资本视角与企业实施政治战略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分析
笔者认为,在中国以“关系本位”为本质的独特的社会背景下,引入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企业政治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企业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近年来颇引人瞩目的一个概念,被认为是继传统3种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顾客资本后,在以网络经济和动态竞争为特征的背景下非常重要的一种智力资本。
较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布迪厄于198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把资本划分为3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对社会资本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观点有:普特南将其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进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汲取稀缺社会资源的能力。国内对社会资本问题研究较多的学者有张其仔、边燕杰和丘海雄、周小虎等。周晓虎和陈传明在论文中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定义为:“那些能够被企业所控制的,有利于企业实现其目标和实现目标活动的,嵌入于企业网络结构中显在的和潜在的资源集合”[4],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企业社会资本与持续竞争优势关系。
(二)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CPA 理论基础
西方学者对企业实施CPA的理论基础研究很多,田志龙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学科属性,将其归纳为:属于政治学科范畴的利益相关群体理论;属于经济学科范畴的集体行为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属于管理学科范畴的资源依赖性理论、交换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制度理论、代理理论共3大类9种观点根据《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2期田志龙和贺远琼的《公司政治行为:西方相关研究的综述与评价》整理。。
企业政治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试图通过政治力量来实现企业内部目标(主是要经济目标)。而作为一种“嵌入于企业网络结构中显在的和潜在的资源”,企业的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资本,这种资本形式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体现在:通过这种关系资本的获取和应用,企业可以实现传统的正式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目的。由此,我们认为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找到企业政治战略的理论基础。在田志龙综述的西方学者提出的对企业实施CPA的包括3大类9种观点的理论基础中,与社会资本的获取及应用有关的主要包括:利益相关群体理论、资源依赖性理论、交换理论、行为理论和制度理论等。
利益相关群体理论认为对企业来讲,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控制着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资源。政府对某个事项的态度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不同规制将会产生不同的利益群体。因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是一个在多个利益群体的目标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最终达成一致的过程。为了让政策制定者能够了解并且倾向于自己的利益,避免其他利益群体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就有动力积极参与政府政策制定与形成的过程,通过将其所关心的问题传达给政府官员的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
资源依赖性理论认为除了与政府的依赖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政治行为以外,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会影响企业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这一理论被用于分析企业在立法、销售、贸易保护等方面对政府的依赖性,以及对其它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依赖关系,以此来解释企业的政治行为。
交换理论则强调能力和依赖性对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当企业可以为政府或政府官员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源时,如信息、威信和金钱等,企业的能力就相对提高了(也就是说,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在交换理论看来,企业和政府都拥有对方所需要的资源,而且希望通过交换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相互依赖性较好地解释了企业为什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行为理论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和实施CPA之间有较高的正相关系数,也就是说资源丰富的企业会更积极地实施CPA。
制度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不同企业的政治行为为什么会存在差异,认为CPA则是企业获得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资源的方式之一。换句话说,CPA用于缓和现实的和潜在的体制问题,利用政治资源来建立有利的体制环境,从而获得企业优势。
(三)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CPA 策略选择模型
企业在开展政治活动之前必须选择是将此功能内部化还是将其外部化。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一种决定企业何时应该将政治行为内部化(即独立开展政治活动)或者外部化(意味着企业通过加入其他的政治联盟来实施政治行为)的方法。交易成本经济学主要讨论如何在一定的交易成本上最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这一理论由科斯(Coase)于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以及1960年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经由威廉姆森[5]而更加系统化。该理论假定进行交易的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且具有采取策略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的性格倾向,当交易活动中存在不确定性时,就会产生交易成本。
图1显示了交易成本理论所提供的一种决定企业何时应该将政治行为内部化或者外部化的方法。在这一分析工具中,横轴表示一定周期内事项发生的频率,纵轴表示事项特殊性(事项特殊性强调的是企业的立场与行业的立场是否一致)。以上两个变量把平面直角坐标系划分为4个区域。其中在区域①,事项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特殊性也较高,企业脱离行业来管理CPA的压力就比较大,这时企业应该增强它的内部事项管理。而在区域②,事项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特殊性也较低,企业可以通过加入其他的政治联盟,将其外包给中间商,例如行业协会、公共关系企业等来实施CPA。
笔者认为:仅用交易成本来说明企业的CPA 策略选择,显得过于狭隘。由于交易成本实际上为处于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因素所影响,所以有必要将被交易成本方法抽象掉的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到分析研究的范畴。正是基于这一思考,笔者认为可以将社会资本的维度纳入CPA 策略选择过程,构建出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CPA 策略选择模型(如图2所示)。在这一模型中横轴表示交易成本,根据威廉姆森的看法,交易成本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不确定性、交易发生的频率和资产的专用性3个因素。纵轴表示交易成本背后的制度因素,考虑到要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主要的维度纳入CPA 策略选择过程,笔者将对社会制度层面的分析抽象为交易环境中的价值取向,并进一步用 “依存性”,即交易各方之间的相互信赖、或者发展并接受相互依存关系的态度来表示。以上两个变量把平面直角坐标系划分为4个区域。其中在区域①,交易成本相对较高,依存度较低,企业脱离行业来管理CPA的压力就比较大,这时企业应该增强它的内部事项管理。而在区域②,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依存度较高,企业可以通过加入其他的政治联盟,将其外包给中间商,例如行业协会、公共关系企业等来实施CPA。
三、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企业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整体战略分析框架
与国外企业相比,由于中国企业起步晚,规模小、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等原因,对企业战略尤其是企业政治战略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较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完全缺少主动的影响力。目前虽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然而与政府相比,企业依然是弱势群体,对政府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较小。实践中,由于政府和政府政策对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国内企业也逐步积累了一些政治化思维的方法和经验。然而,由于法律不健全,参与政策选择的正式渠道少,以及对政府政策影响弱等诸多原因,国内企业在政治经营中的探索多采用非正式的方式,极易导致腐败。因此借鉴西方企业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战略的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二元主义战略分析框架,有效整合国内企业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战略管理的思想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传统的战略管理强调环境对战略的决定作用,企业外部环境被视为企业只能被动适应的不可控因素。企业的战略分析主要从企业内部条件和企业外部环境两条路径展开,其中企业外部环境又分为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两部分,“PEST”和“五力模型”就是分析这两种环境的常用方法。在PEST模型中,把企业的宏观环境分成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4部分,其中政治部分只涉及到企业的政治环境因素有哪些,并未涉及企业对政治环境的反作用。
伴随着资源基础理论的兴起,战略对环境的影响作用逐渐得到重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环境与战略协同演进的思想日益成为战略管理思想的主流。资源基础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各种资源(包括有形、无形资源以及各种隐性知识)的集合体。认为组织的竞争优势源于组织在资源占有及运用能力方面的差异性,所以组织战略的重点应该是努力通过投资不可模仿的独特能力,即通过核心竞争力的建立来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认识到在面临高度竞争和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固守的某种核心竞争力可能会成为核心教条或竞争陷阱,
Teece 等对此提出动态能力的观点[6]。这种观点强调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是组织最重要的不可模仿的战略资源。因此,组织战略的核心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进行知识创造和整合,而企业经理需要为知识创造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协助,包括建立所需的外围网络关系[7]。至此,从社会关系维度思考企业战略的思想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社会关系是企业社会资本概念产生的基础。尽管企业社会关系更多地源于企业外部环境中的行业环境或中观环境,但它确实不同于一般企业环境分析。二者的差别在于,企业可以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整合甚至管理控制其社会关系;但对于环境来说,企业则无法或难以进行协调整合,更谈不上管理了。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以企业社会资本为基础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二元主义战略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逻辑是:一方面,来自于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为企业提供了实施政治战略的必要资源(政治资源),企业可以依据自身的政治资源制定包括政府战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战略的政治战略,不同的企业政治战略进而影响不同的政府决策和政治联盟的构建。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内部条件以及蕴含于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共同决定企业的经济战略;此外,企业的政治战略与经济战略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形成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整体战略,并最终导致企业优良绩效的产生。
四、理论框架与中国企业实践的契合性
在中国,企业政治战略的形成、演化和特征与西方有着显著的不同。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实现:在国内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在国外通过政治联盟打开国际市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这种不规范性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腐败)问题:在政府因素影响下,巨人大厦戏剧性地从预计的38层涨到70层,最后大厦没有盖起来,巨人集团轰然倒下。同样,当年赫赫有名的做衬衫的专业户步鑫生,为了送“政绩”、沾“政治”光,改上西装生产线,搞垮了海盐衬衫厂。中国最大的“企业政治家”是牟其中,因为过分热心政治,堕落为大陆首骗而锒铛入狱。在这一背景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二元主义战略分析框架,对于有效整合国内企业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价值。
分析当前中国一些知名企业对政治手段的运用方式,有助于检验和理解上述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在中国企业史上,万向集团的鲁冠球、蒙牛集团的牛根生和联想集团的柳传志都是以“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而著称的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的成功,除了靠非凡的商业能力之外,都离不开企业家基于深厚社会资本的政治经营能力。
被称为民营企业“常青树”的万向集团党委书记鲁冠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家的代表。鲁冠球要求万向集团奉行的投资原则是:暴利行业不做、千家万户能做的不做、国家做的不做。甚至因为竞购而可能产生矛盾的时候,鲁冠球也会选择退出。本着这一原则鲁冠球不仅为作为民营企业的万向集团取得了有利政策环境,而且顺利实现了对浙江万向机械有限公司(下称万向机械)、浙江万向特种轴承有限公司、浙江万向汽车轴承有限公司、万向钱潮滚动体有限公司、许昌万向钱潮中亚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投资整合。同时,在汽车零配件领域得到良好的发展,并拥有充沛的经营现金流之后,万向集团也尝试进行多元化发展,开始进军农业、纺织业等。政治与经济战略的有效整合,带来了丰硕的回报,万向集团如今掌控19家海外公司,巩固着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地位,同时还进入农业、矿产、新能源、金融等10大产业。2007年营业收入超过400亿元。根据鲁冠球的《常青法则》(http://www.sina.com.cn,南方人物周刊,2008-11-17)整理。
蒙牛集团的牛根生也是二元战略思想的积极实践者。自1999年成立以来,蒙牛在内蒙古地区扶持和发展奶农约 30万户,直接招收员工万余人,创造的间接就业岗位达数10万个,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了内蒙古农业产业化进程。同时作为一个民营企业,蒙牛乳业集团一开始就自觉在企业内部健全了党工团组织,并积极开展工作,有力地促进公司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带动了和林格尔经济的发展。蒙牛乳业集团在抓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还不忘国防建设,坚持依法办民兵,率先于2001年9月组建了民兵营。牛根生的政治经营,为蒙牛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政治优势。也正是这种政治经营的能力,使他一次又一次在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2004年,在面对大面积恶意投毒的胁迫时,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蒙牛集团由于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有力支持而顺利过关。2008年9月11日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爆发后,全国乳制品行业陷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然而,在得知“蒙牛(当时处境比三鹿强不了多少)将可能被外资恶意收购”的消息后,国内企业家纷纷出手相助,蒙牛再一次成功地化解了危机。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在政治经营上将宏观上实业报国的“大政治”企业观和微观上谦和平常、注重对外沟通的“小政治”企业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政治思维为联想集团获得了一个最大的政治支持——改制。改制又加快了联想集团自身的发展,使联想集团和政治之间达到了良性的互动,对此,杨元庆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柳传志最大的贡献在于,摸索出了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道路……联想的发展是在外国品牌立足未稳的时候,在同行忙着或等着解决体制和产权问题的时候,联想已经做出来了……今天我们接手的时候,联想已经是体制非常好的企业了,完全没有体制方面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 彼得•德鲁克.动荡时代的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 Dahan•Nicolas.Can There be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Politics?[J].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2005,35(2):8-27.
[3] 黄忠东.一种嵌入式的企业政治战略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03,(10).
[3] 黄忠东.一种嵌入式的企业政治战略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03,(5).
[4] 周小虎,陈传明.企业社会资本与持续竞争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4,(5):91.
[5] Williamson,Oliver E.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ofInternal Organization[Z].Free Press(New York),1975.
[6] Teece, D.J., G.Pisano,A.Shuen.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7): 509-533.
[7] Cohen, W.M.,Levinthal .D .A.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28-152.
[8] 刘志坚.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研究[J].求索,2005,(12).
[9] 田志龙,贺远琼.公司政治行为:西方相关研究的综述与评价[J].中国软科学,2003,(2).
[10] Oberman,William D.Strategy and Tactic Choice In an Institutional Resource Context[J] .InBarryM.Mitnick (ed.) ,Corporate Political Agency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on in Political Affairs,1993,213-241.
[11] Hillman,Amy.The Choice of Corporate Political Tactics:TheRole of Institutional Variables[R].In Denis Collins and Douglas Nigh(eds.),Proceedings of the 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Madison,WI,1995.
[12] Dahan,Nicolas.Redheaded Eskimos: A Barrier-Based View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A].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C].2006.1-6.
[13] 何铮,谭劲松,陆园园.组织环境与组织战略关系的文献综述及最新研究动态[J].管理世界,2005,(11):145.
[14] 李刚.柯达是怎样占领中国市场的[J].中外企业文化,2001,(15).
[15] 孙明贵.国外企业的“政治经营”及其效果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1).
[17] 根据鲁冠球的常青法则[EB/OL],http://www.sina.com.cn,南方人物周刊,2008-11-17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Abstract:In the tradition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theory, corporate management is often described as a rational economic process, and political factors is just an exogenous variable which is constraint and uncontrollable to corporate and causes corporate’ survival environment more volatile .Since the 1980s,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further sparked the accompanying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behavior and economic behavior.Corporate development i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political means.At the same time, with enterprise resource-based theory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 corporate strategy from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dimensions come into our vision.From the enterprise social capital of this uniqu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olitical strategy, then Construct an economical-political dual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ideas.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责任编辑:韩淑丽)
关键词:社会资本;企业政治战略;政治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2-0036-07
一、企业政治战略(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的产生和发展
(一)企业政治战略的提出
有关企业经济战略的文献已经相当丰富,比如波特的5种竞争力理论模型早已成为当代企业战略管理领域常用的工具之一。然而,企业的政治策略与行为虽然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却很少有企业将它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规划和实施。这显然与人们对企业功能的认识有关。传统上人们仅仅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经济机构,是为了特定的目的(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而建立的。因而,在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的管理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理性的经济过程,政治因素的影响只是导致企业生存环境更为动荡的一个外生变量,是构成企业行为约束的、“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然而,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1]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所有的组织都必然是政治组织。它们都是“多选民”的组织,它们的运转方式都必须保证社会中那些能够否决或阻碍它们的群体将不会抵制或反对它们。所有组织的管理者都将必须学会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进行政治思考。事实上,我们在考察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时发现,企业经常采用政治手段推动开发市场的进程,政治经营已成为企业可利用的“战略”组成部分。
“企业政治战略”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对西方企业政治行为研究的综述。西方学术界通常把任何直接试图影响政府政策或政治过程的复杂行为称为企业政治行为(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CPA)。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范围经济战略下,西方国家企业普遍发展多角化业务,导致很多企业超越了个别产业和局部市场的范围。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化经营成为西方企业新的发展方向,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进一步引发了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伴生现象,政治解决日益成为开辟国际市场的主要途径,企业对政治手段的依赖日益加深。把企业政治行为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规划和实施的思想和方法逐步形成。
在对企业和政治关系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国外学者Epstein综述了从1970年之后有关企业和政治关系的文献,他将文献分成5种类,即政企关系模型、政府对企业政治影响的有效性、企业的政治考虑、企业领导者的政治意识以及政治选举过程中企业的行为。后来,Shaffer为了解释企业对政府制度的反应查阅了有关政企关系的文献。他将利益群体多元化、公共选择理论、组织理论等作为CPA主要的理论基础。Dahan•Nicolas概述了企业通过CPA获得竞争优势的三个阶段,即进入阶段(political access)、影响阶段(political influence)、获取政策优势阶段(public-policy advantage),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基础的政治观[2]。
国内较早提出企业政治战略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田志龙、高勇强、黄忠东等。目前,国内主要把企业政治战略的内涵界定为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企业对政府的战略。其次是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生产商、供应商、分销商、消费者、同行业其他企业、媒体、金融机构、公众等)的政治战略,如在实行并购和建立战略联盟、虚拟公司等方面的政治行为。企业政治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试图通过政治力量来实现企业内部目标(主要是经济目标)。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因而企业的政治战略也不相同。从世界范围来看,企业政治战略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1)影响选举。(2)影响立法、行政过程。对我国企业来讲重点是影响立法和行政过程[3]。
(二)企业政治战略与经济战略的整合
然而,正如企业不能被视为单纯的经济组织一样,企业更绝非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机构。如何才能把企业政治行为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规划和实施?国外企业很热衷于实施政治战略,其政治战略的实施主要是通过一种二元主义的整体战略模式来实现的。
考察西方企业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这种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二元企业战略的产生有其必然性。首先,从企业外部的经营条件看,自“凯恩斯革命”以来,非经济手段尤其是政府力量对宏观经济的有效性已博得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但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非经济力量对企业经营的作用仍局限于行为约束方面,企业经营手段不包括非经济手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非经济性需求目标逐步出现,大量的非经济主体(如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地区性社团、民族主义团体等社会组织)介入市场活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企业的影响日益加深。伴随着企业经营活动影响因素的日趋多样化,纯粹的经济手段已经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企业经营环境。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经营思想受到挑战。企业如果只有经济力量,只能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其次,从企业内部的经营战略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日趋成熟化,规模经济达到了极限,范围经济战略在西方国家流行。在范围经济战略下,企业普遍发展多角化业务,这种跨行业的经营,导致企业之间的关联性加强,企业之间的协调日益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从经济共存发展到政治共存。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化经营成为西方企业新的发展方向,国际化趋势的发展进一步引发了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伴生现象。20世纪90年代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很多企业致力于联盟经济战略,导致企业之间的协调工作大量增加,企业结盟的动机也不能单纯用经济因素说明,因而政治手段走到了企业经营的前台成为必然的趋势。
政治战略在企业中的运用,反映了企业从单纯发挥经济影响力转变到政治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的互补与融合,运用政治手段实现单纯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目的的战略趋势。特别是近年来,战略联盟逐步发展成为企业间的政治联盟,并对整个市场竞争结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汽车产业的政治化和家电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是当今企业政治战略制定与实施的显著代表。以日本家电和汽车行业的海外扩张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始终如一地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国际化经营很容易引起经济摩擦,进而演化为政治冲突。为此,日本企业采取了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二元主义战略,即一方面作为国际垄断体实行全球统一支配体制,另一方面通过实行东道国乐意接受的经营当地化政策,加强与东道国的政治联系,减少外资企业的色彩转嫁社会矛盾,从而赢得了相当的政治优势。日本汽车厂商最成功的政治经营实例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三菱与克莱斯勒、丰田与通用、日产与福特通过建立政治同盟合资办厂的形式,本田、富士通重工、五十铃、铃木等日本企业通过在美国实施当地生产政策,先后将生产厂房建到了美国本土。从此,三巨头垄断美国汽车市场的格局终于被打破,不断从美国传来工厂关闭的消息。在政治经营方面,日本企业显然是赢家。
在美国,1998年3月23日,柯达公司总部向世界宣布,它将出资3.8亿美元收购除乐凯以外的所有中国感光领域的公司。这一极大提升柯达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正是柯达公司长期实施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战略的成果:为了获取中国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柯达公司的大小领导频繁访问中国,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果断地把亚太地区总部搬到上海。此后,又通过长达4年的公关,终于达成了被当时的柯达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希尔称之为“破天荒”的“98协议”,一口气吞下除乐凯以外的中国6家感光材料企业。根据《中外企业文化》2001年第15期李刚的《柯达是怎样占领中国市场的》整理。百事可乐公司为进入印度市场,一方面和一家印度贸易集团合作,向其转让食品加工、包装和水处理等技术,另一方面又向政府提出帮助印度出口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最终使得印度政府同意百事可乐公司进入印度市场。
二、社会资本视角与企业实施政治战略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分析
笔者认为,在中国以“关系本位”为本质的独特的社会背景下,引入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企业政治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企业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近年来颇引人瞩目的一个概念,被认为是继传统3种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顾客资本后,在以网络经济和动态竞争为特征的背景下非常重要的一种智力资本。
较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布迪厄于198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把资本划分为3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对社会资本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观点有:普特南将其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进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汲取稀缺社会资源的能力。国内对社会资本问题研究较多的学者有张其仔、边燕杰和丘海雄、周小虎等。周晓虎和陈传明在论文中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定义为:“那些能够被企业所控制的,有利于企业实现其目标和实现目标活动的,嵌入于企业网络结构中显在的和潜在的资源集合”[4],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企业社会资本与持续竞争优势关系。
(二)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CPA 理论基础
西方学者对企业实施CPA的理论基础研究很多,田志龙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学科属性,将其归纳为:属于政治学科范畴的利益相关群体理论;属于经济学科范畴的集体行为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属于管理学科范畴的资源依赖性理论、交换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制度理论、代理理论共3大类9种观点根据《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2期田志龙和贺远琼的《公司政治行为:西方相关研究的综述与评价》整理。。
企业政治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试图通过政治力量来实现企业内部目标(主是要经济目标)。而作为一种“嵌入于企业网络结构中显在的和潜在的资源”,企业的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资本,这种资本形式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体现在:通过这种关系资本的获取和应用,企业可以实现传统的正式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目的。由此,我们认为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找到企业政治战略的理论基础。在田志龙综述的西方学者提出的对企业实施CPA的包括3大类9种观点的理论基础中,与社会资本的获取及应用有关的主要包括:利益相关群体理论、资源依赖性理论、交换理论、行为理论和制度理论等。
利益相关群体理论认为对企业来讲,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控制着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资源。政府对某个事项的态度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不同规制将会产生不同的利益群体。因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是一个在多个利益群体的目标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最终达成一致的过程。为了让政策制定者能够了解并且倾向于自己的利益,避免其他利益群体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就有动力积极参与政府政策制定与形成的过程,通过将其所关心的问题传达给政府官员的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
资源依赖性理论认为除了与政府的依赖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政治行为以外,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会影响企业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这一理论被用于分析企业在立法、销售、贸易保护等方面对政府的依赖性,以及对其它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依赖关系,以此来解释企业的政治行为。
交换理论则强调能力和依赖性对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当企业可以为政府或政府官员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源时,如信息、威信和金钱等,企业的能力就相对提高了(也就是说,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在交换理论看来,企业和政府都拥有对方所需要的资源,而且希望通过交换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相互依赖性较好地解释了企业为什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行为理论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和实施CPA之间有较高的正相关系数,也就是说资源丰富的企业会更积极地实施CPA。
制度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不同企业的政治行为为什么会存在差异,认为CPA则是企业获得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资源的方式之一。换句话说,CPA用于缓和现实的和潜在的体制问题,利用政治资源来建立有利的体制环境,从而获得企业优势。
(三)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CPA 策略选择模型
企业在开展政治活动之前必须选择是将此功能内部化还是将其外部化。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一种决定企业何时应该将政治行为内部化(即独立开展政治活动)或者外部化(意味着企业通过加入其他的政治联盟来实施政治行为)的方法。交易成本经济学主要讨论如何在一定的交易成本上最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这一理论由科斯(Coase)于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以及1960年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经由威廉姆森[5]而更加系统化。该理论假定进行交易的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且具有采取策略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的性格倾向,当交易活动中存在不确定性时,就会产生交易成本。
图1显示了交易成本理论所提供的一种决定企业何时应该将政治行为内部化或者外部化的方法。在这一分析工具中,横轴表示一定周期内事项发生的频率,纵轴表示事项特殊性(事项特殊性强调的是企业的立场与行业的立场是否一致)。以上两个变量把平面直角坐标系划分为4个区域。其中在区域①,事项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特殊性也较高,企业脱离行业来管理CPA的压力就比较大,这时企业应该增强它的内部事项管理。而在区域②,事项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特殊性也较低,企业可以通过加入其他的政治联盟,将其外包给中间商,例如行业协会、公共关系企业等来实施CPA。
笔者认为:仅用交易成本来说明企业的CPA 策略选择,显得过于狭隘。由于交易成本实际上为处于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因素所影响,所以有必要将被交易成本方法抽象掉的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到分析研究的范畴。正是基于这一思考,笔者认为可以将社会资本的维度纳入CPA 策略选择过程,构建出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CPA 策略选择模型(如图2所示)。在这一模型中横轴表示交易成本,根据威廉姆森的看法,交易成本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不确定性、交易发生的频率和资产的专用性3个因素。纵轴表示交易成本背后的制度因素,考虑到要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主要的维度纳入CPA 策略选择过程,笔者将对社会制度层面的分析抽象为交易环境中的价值取向,并进一步用 “依存性”,即交易各方之间的相互信赖、或者发展并接受相互依存关系的态度来表示。以上两个变量把平面直角坐标系划分为4个区域。其中在区域①,交易成本相对较高,依存度较低,企业脱离行业来管理CPA的压力就比较大,这时企业应该增强它的内部事项管理。而在区域②,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依存度较高,企业可以通过加入其他的政治联盟,将其外包给中间商,例如行业协会、公共关系企业等来实施CPA。
三、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企业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整体战略分析框架
与国外企业相比,由于中国企业起步晚,规模小、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等原因,对企业战略尤其是企业政治战略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较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完全缺少主动的影响力。目前虽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然而与政府相比,企业依然是弱势群体,对政府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较小。实践中,由于政府和政府政策对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国内企业也逐步积累了一些政治化思维的方法和经验。然而,由于法律不健全,参与政策选择的正式渠道少,以及对政府政策影响弱等诸多原因,国内企业在政治经营中的探索多采用非正式的方式,极易导致腐败。因此借鉴西方企业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战略的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二元主义战略分析框架,有效整合国内企业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战略管理的思想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传统的战略管理强调环境对战略的决定作用,企业外部环境被视为企业只能被动适应的不可控因素。企业的战略分析主要从企业内部条件和企业外部环境两条路径展开,其中企业外部环境又分为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两部分,“PEST”和“五力模型”就是分析这两种环境的常用方法。在PEST模型中,把企业的宏观环境分成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4部分,其中政治部分只涉及到企业的政治环境因素有哪些,并未涉及企业对政治环境的反作用。
伴随着资源基础理论的兴起,战略对环境的影响作用逐渐得到重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环境与战略协同演进的思想日益成为战略管理思想的主流。资源基础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各种资源(包括有形、无形资源以及各种隐性知识)的集合体。认为组织的竞争优势源于组织在资源占有及运用能力方面的差异性,所以组织战略的重点应该是努力通过投资不可模仿的独特能力,即通过核心竞争力的建立来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认识到在面临高度竞争和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固守的某种核心竞争力可能会成为核心教条或竞争陷阱,
Teece 等对此提出动态能力的观点[6]。这种观点强调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是组织最重要的不可模仿的战略资源。因此,组织战略的核心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进行知识创造和整合,而企业经理需要为知识创造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协助,包括建立所需的外围网络关系[7]。至此,从社会关系维度思考企业战略的思想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社会关系是企业社会资本概念产生的基础。尽管企业社会关系更多地源于企业外部环境中的行业环境或中观环境,但它确实不同于一般企业环境分析。二者的差别在于,企业可以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整合甚至管理控制其社会关系;但对于环境来说,企业则无法或难以进行协调整合,更谈不上管理了。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以企业社会资本为基础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二元主义战略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逻辑是:一方面,来自于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为企业提供了实施政治战略的必要资源(政治资源),企业可以依据自身的政治资源制定包括政府战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战略的政治战略,不同的企业政治战略进而影响不同的政府决策和政治联盟的构建。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内部条件以及蕴含于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共同决定企业的经济战略;此外,企业的政治战略与经济战略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形成政治—经济二元主义整体战略,并最终导致企业优良绩效的产生。
四、理论框架与中国企业实践的契合性
在中国,企业政治战略的形成、演化和特征与西方有着显著的不同。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实现:在国内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在国外通过政治联盟打开国际市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这种不规范性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腐败)问题:在政府因素影响下,巨人大厦戏剧性地从预计的38层涨到70层,最后大厦没有盖起来,巨人集团轰然倒下。同样,当年赫赫有名的做衬衫的专业户步鑫生,为了送“政绩”、沾“政治”光,改上西装生产线,搞垮了海盐衬衫厂。中国最大的“企业政治家”是牟其中,因为过分热心政治,堕落为大陆首骗而锒铛入狱。在这一背景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二元主义战略分析框架,对于有效整合国内企业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价值。
分析当前中国一些知名企业对政治手段的运用方式,有助于检验和理解上述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在中国企业史上,万向集团的鲁冠球、蒙牛集团的牛根生和联想集团的柳传志都是以“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而著称的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的成功,除了靠非凡的商业能力之外,都离不开企业家基于深厚社会资本的政治经营能力。
被称为民营企业“常青树”的万向集团党委书记鲁冠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家的代表。鲁冠球要求万向集团奉行的投资原则是:暴利行业不做、千家万户能做的不做、国家做的不做。甚至因为竞购而可能产生矛盾的时候,鲁冠球也会选择退出。本着这一原则鲁冠球不仅为作为民营企业的万向集团取得了有利政策环境,而且顺利实现了对浙江万向机械有限公司(下称万向机械)、浙江万向特种轴承有限公司、浙江万向汽车轴承有限公司、万向钱潮滚动体有限公司、许昌万向钱潮中亚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投资整合。同时,在汽车零配件领域得到良好的发展,并拥有充沛的经营现金流之后,万向集团也尝试进行多元化发展,开始进军农业、纺织业等。政治与经济战略的有效整合,带来了丰硕的回报,万向集团如今掌控19家海外公司,巩固着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地位,同时还进入农业、矿产、新能源、金融等10大产业。2007年营业收入超过400亿元。根据鲁冠球的《常青法则》(http://www.sina.com.cn,南方人物周刊,2008-11-17)整理。
蒙牛集团的牛根生也是二元战略思想的积极实践者。自1999年成立以来,蒙牛在内蒙古地区扶持和发展奶农约 30万户,直接招收员工万余人,创造的间接就业岗位达数10万个,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了内蒙古农业产业化进程。同时作为一个民营企业,蒙牛乳业集团一开始就自觉在企业内部健全了党工团组织,并积极开展工作,有力地促进公司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带动了和林格尔经济的发展。蒙牛乳业集团在抓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还不忘国防建设,坚持依法办民兵,率先于2001年9月组建了民兵营。牛根生的政治经营,为蒙牛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政治优势。也正是这种政治经营的能力,使他一次又一次在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2004年,在面对大面积恶意投毒的胁迫时,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蒙牛集团由于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有力支持而顺利过关。2008年9月11日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爆发后,全国乳制品行业陷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然而,在得知“蒙牛(当时处境比三鹿强不了多少)将可能被外资恶意收购”的消息后,国内企业家纷纷出手相助,蒙牛再一次成功地化解了危机。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在政治经营上将宏观上实业报国的“大政治”企业观和微观上谦和平常、注重对外沟通的“小政治”企业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政治思维为联想集团获得了一个最大的政治支持——改制。改制又加快了联想集团自身的发展,使联想集团和政治之间达到了良性的互动,对此,杨元庆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柳传志最大的贡献在于,摸索出了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道路……联想的发展是在外国品牌立足未稳的时候,在同行忙着或等着解决体制和产权问题的时候,联想已经做出来了……今天我们接手的时候,联想已经是体制非常好的企业了,完全没有体制方面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 彼得•德鲁克.动荡时代的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 Dahan•Nicolas.Can There be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Politics?[J].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2005,35(2):8-27.
[3] 黄忠东.一种嵌入式的企业政治战略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03,(10).
[3] 黄忠东.一种嵌入式的企业政治战略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03,(5).
[4] 周小虎,陈传明.企业社会资本与持续竞争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4,(5):91.
[5] Williamson,Oliver E.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ofInternal Organization[Z].Free Press(New York),1975.
[6] Teece, D.J., G.Pisano,A.Shuen.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7): 509-533.
[7] Cohen, W.M.,Levinthal .D .A.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28-152.
[8] 刘志坚.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研究[J].求索,2005,(12).
[9] 田志龙,贺远琼.公司政治行为:西方相关研究的综述与评价[J].中国软科学,2003,(2).
[10] Oberman,William D.Strategy and Tactic Choice In an Institutional Resource Context[J] .InBarryM.Mitnick (ed.) ,Corporate Political Agency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on in Political Affairs,1993,213-241.
[11] Hillman,Amy.The Choice of Corporate Political Tactics:TheRole of Institutional Variables[R].In Denis Collins and Douglas Nigh(eds.),Proceedings of the 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Madison,WI,1995.
[12] Dahan,Nicolas.Redheaded Eskimos: A Barrier-Based View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A].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C].2006.1-6.
[13] 何铮,谭劲松,陆园园.组织环境与组织战略关系的文献综述及最新研究动态[J].管理世界,2005,(11):145.
[14] 李刚.柯达是怎样占领中国市场的[J].中外企业文化,2001,(15).
[15] 孙明贵.国外企业的“政治经营”及其效果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1).
[17] 根据鲁冠球的常青法则[EB/OL],http://www.sina.com.cn,南方人物周刊,2008-11-17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Abstract:In the tradition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theory, corporate management is often described as a rational economic process, and political factors is just an exogenous variable which is constraint and uncontrollable to corporate and causes corporate’ survival environment more volatile .Since the 1980s,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further sparked the accompanying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behavior and economic behavior.Corporate development i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political means.At the same time, with enterprise resource-based theory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 corporate strategy from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dimensions come into our vision.From the enterprise social capital of this uniqu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olitical strategy, then Construct an economical-political dual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ideas.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责任编辑:韩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