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私人财富的爆炸式增长，慈善捐款如今具有前所未有的社会意义。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2005年，美国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援助比美国政府的官方海外发展预算高出3.5倍。
　　全球第二富人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去年的声明不过是这一趋势的最著名例证。巴菲特表示，他将把自己的财富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合在一起，共同抗击第三世界的疾病。构建花旗(Citigroup)帝国的企业家桑迪·威尔(Sandy Weill)打算在死前捐出全部财产。
　　但作为企业家和经理人，这些人希望尽可能确保这些钱花在正确的地方。他们还有另一个问题：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尽管有人类内心深处的本能和传统，但他们的孩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第一继承人。
　　怎样才能将继承人与慈善行为加以综合考虑?设定对将来形成约束的限制条件，有多大意义?在最初捐赠人死后数十年，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执行他们意愿的难度有多大?孩子是否应成为捐资人意愿的仲裁者?
　　在这些问题之上，是近年来美国慈善事业最棘手的纠纷之一：A＆P超市连锁企业创始人查尔斯·罗伯逊(Charles Robertson)的后嗣，就捐给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事务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的3500万美元的管理问题，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发生了争执。此笔捐赠发生于1961年，如今已增至6.53亿美元。在40年后已发生变化的环境中，该如何规定这一大笔资金的开支，造成了双方的严重不合。
　　今天的新富对孩子还有其他方面的担忧。PNC财富管理(PNC WealthManagement)今年的调查显示，一个人越富有，就越有可能在遗嘱上附加限制条款。在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人中，半数以上(57％)对继承人继承遗产附加了限制条款，例如，他们必须完成大学教育，或是拥有一份满意的职业。
　　此类约束对避免矛盾颇为重要。尽管超过四分之三的富人表示打算把财产留给子女，但同时也有62％的人认为，“每代人有责任创造自己的财富，这也很重要”。对于非常富有的人来说，这两个目的是矛盾的。在遗嘱上附加约束条款也许可以解决这种矛盾，但也增加了风险。
　　主要是靠白手起家的年轻企业家，最有可能给遗嘱附加限制条件。他们对留给孩子财产也最担心。平均而言，富人网络Tiger21的会员倾向于将10％左右的财产留给子女。他们担心，孩子需要自己奋斗，也不放心把一大笔遗产留给他们。
　　私人银行甚至将此转变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它们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教育继承人如何致富。它们甚至在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搞“新兵训练营”，帮助这些超级富豪的继承人互相认识。父母们抱怨称，在谈到钱的时候，他们的继承人不听他们的话，可能只听私人银行家的意见。
　　或许沃伦·巴菲特找到了答案。他不仅颇有投资方面的天赋，似乎在捐赠方面也充满了智慧。除对比尔·盖茨基金的捐赠以外，他还将其投资载体Berkshire Hathaway同等金额的股票捐给了由他3个孩子运作的几个基金会。这些捐款每笔的总值可能都超过10亿美元。
　　巴菲特的3个孩子每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基金会做自己的事情。苏珊(Susan)的基金会关注女性生育健康和家庭规划；霍华德(Howard)的基金会向逾40个国家捐款，尤其关注非洲的保护j彼得(Peter)的基金会将重点放在人权上。
　　老巴菲特准备放手让他们继续做下去。在Berkshire Hathaway的网站上可以查到他写给女儿的信(给儿子的信内容大体相同)。
　　他在开头写道：“亲爱的苏西，对于你管理我与母亲为你成立的基金会资源的方式，我感到非常骄傲。你的想法很好，在帮助家庭没有你幸运的人方面，你的行动也非常高效。”
　　他没有设任何附加条件，但提供了“几点看法(但并非指示)”。
　　他建议，她可以将资金和精力集中投入到她的基金会能发挥关键作用的少数几个项目中，考虑与兄弟们合作，在放眼全局时也要关注身边的人。
　　这封信实在应该作为私人银行遗产继承人训练营上的必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