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不仅有技术引进，亦有文化交流，由此而有翻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新的长足进展。随之而来的，是对翻译理论的回溯、探讨、阐发和求新，这对怎样使翻译作品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新近出版的《奈达论翻译》是一本探讨现代翻译理论的好书，读来颇受启发。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A.Nida)主要从语义学和信息论的角度重新解释、阐明了翻译的标准和翻译中的一些语言现象，多有新意。
　　我国过去关于翻译的种种主张，都是从译者如何对待、处理原文和译文的角度出发，丝毫没有考虑到译文的接受者——读者如何看待译文的问题。奈达明确指出译者必须考虑读者如何正确接受的问题，而死抠原文容易使译文僵硬费解，辞不达意。确实，这也是我们在翻译中经常碰到的问题，而解决时往往不敢抛开原文形式，宁愿逐字逐句的“直译”，也不敢冒被人说“乱译”的风险。我以为，奈达的翻译标准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翻译正确与否必须以译文的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并取决于一般读者能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地理解译文。在《翻译的新概念》一章中，奈达就提出了“保存原作内容，必须改变形式”的原则，后来他又进一步从信息论角度提出了翻译作品要“再现信息”，“灵活对等优先于形式对应”等观点，他列举了《圣经》不同译本中的大量实例，说明了灵活对等翻译能给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内容带来极大好处，而形式对应翻译则往往会引起误解。他说：“有人可能认为，灵活对等翻译本来就是一种不太‘准确’的翻译，因为它从形式上背离原文。可是，用这种理由指控灵活对等翻译，就等于把‘准确’这个词解释成为‘严格形式上的准确’；而要正确地判断‘准确’两个字的含义，就必须以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对所接受的信息能否作出基本一致的反应为依据。也就是说，灵活对等翻译是不是更能使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基本一致？”(见该书P.24.重点号是我加的)实际上，凡是有一些翻译实践的同志，都明白所谓“形式对应翻译”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翻译；而初尝译事艰难的同志，也能明白“灵活对等翻译”之不易。国内翻译界也早有改变原作形式，只注重其内容和信息的翻译实践，如《外国文艺》一九八○年第六期上登载的法国新小说派重要作家纳塔莉·萨罗特的论文《怀疑的时代》，译者林青在她的译作中就重新安排了原文的结构，使这篇新小说派宣言式的文论更易为读者理解。
　　不过，按照奈达的翻译标准，又会接踵而来许多新问题。译文要注重完整、准确地传达原文信息，并且要考虑到读者能否正确接受这些信息固然没错，但由此翻译标准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对译文的要求也就更高了。因为，过去译者只要对译文传译原文的准确性负责，而现在要考虑到读者接受的准确性，而读者是千变万化的，又是有层次的，修养和文化水准都不尽相同，为此是否要专门研究一下不同读者的接受过程和水平然后再下笔翻译呢；再说，如果我们按照灵活对等原则将原文的信息如实传达给了读者，使译文读者的反应等同于原文读者的反应，是否就算真正完成了翻译的任务呢？对科技著作偏重于信息传译而不拘形式还说得过去；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就不能不予重视，有些作品本身就是以形式见长，因讲究形式而见出魅力或作者独特的匠心，翻译时如若忽视了这一点，岂不是化汤为水，弄巧成拙，让人索然无味？如许多诗歌的形式是无法在翻译中乱改的，即便你准确地传译了原文的信息，也不能将阶梯式诗歌译成工整的七律，从而失去原来形式中独有的魅力。再如一些现代派的作品也是如此，你不能将乔依斯的《尤力西斯》都加上标点符号，破坏原作如潮般奔涌而来的意识流渲泄。所以，对奈达提出的翻译新概念也应根据原文的情况灵活运用。
　　值得一提的是，《奈达论翻译》书后附有详尽的《奈达著作目录》，且按年代编排，方便了愿意深究奈达论翻译问题的读者，这得感谢编译者的细心。
　　
　　(《奈达论翻译》，谭载喜编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版，0.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