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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10月，帕特里克·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在自己家中的农场得知这个消息后，怀特只是笑了笑，接着，他一摆手，说：“诺贝尔文学奖不会使我的生活有任何改变。”然后就拎着渔竿钓鱼去了，留下一堆记者瞠目结舌地愣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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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10月，美籍华人科学家朱棣文被宣布因发明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获知得奖的当天，朱棣文仍平静如常地去给学生们上课。他说：“当我想到还有更多的优秀科学家，特别是比我强的科学家还没有获奖时，我自然就不应该把这项奖看得有多重，我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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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为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在得知自己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人后，耶利内克并未如人们意料的那样激动和高兴，相反，她在第二天发表声明，宣布自己不会去斯德哥尔摩接受该奖，她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大奖，“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本人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许，这一奖项是应颁发给另外一位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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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76岁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奥斯特罗姆被授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经济学奖设立数十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第二天，她依然平静地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时间是早上9点，跟昨天的上班时间丝毫不差。接下来，她就开始着手自己今天的工作——为学生们授课两小时，却丝毫抽不出时间来理会那些蜂拥而来的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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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被瑞典学院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82岁高龄的小说作家门罗，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还有不到1小时，诺奖委员会按照惯例电话通知获奖者，拨通号码，却无人接听，他们只得在电话留言里告诉门罗获奖了。后来，门罗的女儿激动地告诉她这个消息，门罗不无淡定地说：“现在正是午夜，我早就忘记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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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老教授萨金特有一个习惯，他在给学生授课或准备讲义时，不允许外界的干扰。在他看来，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事，他可不想被人情世故给羁绊住了。这天，他的手机被连续拨打了3次后才接，原来，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通知他，决定把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他放下电话，继续准备讲义。出门去学校前，他平静地告诉妻子：“亲爱的，我好像得了诺贝尔奖了。”他像往常一样，走到学校，走进他熟悉的教室。学生们站成两排，拉出横幅恭喜他获奖。他动情地说：“我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安心做了些研究，怎么值得大家这么热情地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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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珀尔马特，在得知自己获得2011年度诺贝尔物理奖时，淡定地说：“我终于也有自己的停车位了。”得了诺贝尔奖，不涨工资不升职，照样上课、监考、做实验，不同的是他们的车终于有地方停了。在该校，有一排专门为诺奖得主服務的停车位，这是学校的唯一奖励，也是学校向他们致敬的独特方式。对于这个奖励措施，珀尔马特和伯克利的其他教授们都说：“做学问如果没有一颗淡定的心，就没法继续，更不可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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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演讲和接受采访时一再表示：“获得诺奖，我很惭愧，我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一些作家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作品也写得很好，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他们应该得到这个奖。我要经常向别人学习，努力成为优秀作家中的一员。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才有可能进步。我绝对不是大师，只是个写小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重要的奖项，但并不是最高的奖项，只代表评委的看法。我要尽快从热闹喧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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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因“为受剥削的儿童及年轻人、为所有孩子的受教育的权利抗争”，致力于推进女性受教育权利的巴基斯坦17岁女学生马拉拉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从而也成为了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是，马拉拉却错过了宣布奖项得主的历史性时刻，因为当时她正在上化学课。直到那堂课快要结束时，她才获悉自己已得奖。得知这一消息后，马拉拉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选择继续上物理课和英语课，并认为这是平常的一天。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