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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