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一般都选择在首都北京召开。但庐山是在京外唯一一个召开过三次中央全会的地方。据载，这三次会议在庐山召开，均是源于毛泽东的提议。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有如此考虑呢？
　　给北戴河会议掀的热潮降温
　　 选择在庐山开中央会议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密不可分的。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召开前的一年多时间，正是大跃进如火如荼进行之时，浮夸风、“共产风”等逐渐蔓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此有所察觉。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就找过河北保定地区的一些县委书记谈话，发现很多领导干部“像热锅上的蚂蚁”“急急忙忙往前闯”，“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因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降溫”，让各级干部冷静下来。
　　 考虑到大跃进正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掀起高潮的，在那里开“降温”会议，气氛上并不适合。北京是首都，但是当时正值炎炎夏日，燥热的天气可能会让本是“急急忙忙往前闯”的干部更加躁动。另外，当时毛泽东最希望大家静下心去读书思考。后来庐山会议，毛泽东等人议定了14个会议讨论的主题，其中第一个主题就是读书。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苦心。
　　 相比较而言，庐山远离尘嚣，空气清新，气候凉爽，环境清幽，而且遍布人文胜迹。加之会期较长，有不少自由活动时间。这种情形，能够更容易让人放慢节奏，从“事务主义”中解脱出来，在“游山玩水”中缓解紧张的神经，冷静地读书、思考。
　　庐山交通便利、设施完善
　　 庐山地处毛泽东常去的武汉、杭州中间，有便利的交通，也有承办会议的基本条件，这是毛泽东选择在这里开中央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天下名山在中国也并非只有庐山一座，风景宜人、适合读书思考的“清凉世界”也很多。比如井冈山，但井冈山毕竟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相比较而言，九江位于南北东西交汇之处，当时，九江不但公路、水路、铁路都通，而且还有机场。1953年，又修通了上庐山的公路，大大减少了上山时间，半天内即可上山。
　　 另外，庐山具备召开较大型会议的条件。从晚清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山上共修建了一千多幢别墅，可以解决与会代表的住宿问题。三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就住了美庐、芦林一号、河东路175号三个别墅，其余与会者也分散住在各处别墅。至于开会的场所，在原来庐山军官训练团旧址的基础上修建、扩建的建筑，也可以满足。另外，1954年修建了芦林湖水库，解决了用水问题，1958年石门涧上游的水电站实现发电，解决了用电问题。一些基本的休闲设施，像电影院也具备。所有这些，使得在庐山开会成为可能。
　　领袖的“爱山”情怀
　　 选择在庐山开会，也是毛泽东的文人情怀和“偏好”使然。毛泽东自己就说：“我们又要去庐山开会。有的同志说去北戴河开，我说到庐山去开，我最喜欢庐山。”
　　 毛泽东是伟大的诗人，颇具传统文人特质。文人最爱登山涉水，探幽访古，毛泽东也不例外，他一生遍览名山大川。
　　 庐山是闻名中外的大山，风景优美，以雄、奇、险、秀著称，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另外，庐山还“飞峙大江边”，靠着长江。所有这些，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极具吸引力。可以说，毛泽东一直对庐山心向往之。1953年2月，毛泽东乘船东下南京途中，曾到九江视察，但是因为当时事务繁多等原因，未能登山。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终于登上了庐山。这对毛泽东来说，真是得偿所愿。
　　 1959年庐山会议闭幕之后，毛泽东对当时江西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杨尚奎说“会议组织得很好”，明确说“明年还要来”。因此，1961年、1970年又选择在这里召开中央会议，其实就很自然了。
　　（摘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