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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居者有其屋的X个疑问
■ 陈宏生（广东·汕头）
疑问一，住房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非奢侈的消费品，为何价位如此之高，以致中等收入者也难以承受？一个普通职工，一辈子不吃不喝也凑不够买一套住房的钱，这种价位的合理性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一个社会，若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离“小康”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疑问二，房价虚高症结何在，难道这也是个哥德巴赫猜想？为什么那么多官方人士、经济学家反复论证，至今仍各说各的，莫衷一是？工钱、建材再贵总有个价，地皮再贵总有个谱，政府的各项税收更是摆在桌面上的，这道题并不复杂，为什么这么难解？房地产是暴利行业，这就是不懂经济学的老百姓的看法。这种看法若是错的，为啥不解剖几只麻雀，列出一张明细账让老百姓看个明白？这种看法若是对的，政府又怎能听任房地产商牟取暴利而损害群众利益？地价在房价中占了不小的份额，国有土地的天价拍卖是否有与民争利之嫌？
疑问三，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房价的政策，到了地方大多成了不痛不痒的毛毛雨。为什么？怕挫伤了房地产商的积极性？怕不利于反映政绩的GDP增长？怕减少了地方财税收入？
一事当前，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谁的利益：政府的，某些利益集团的，还是人民群众的？这道题连小学生都不会答错，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莫名其妙地复杂起来了。我们不解，房地产业据说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中下层民众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反而被虚高的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繁荣”对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究竟有何意义？有些媒体对楼市“低迷”忧心忡忡，对房价的飞扬喜形于色。一座经济并不发达的中等城市的房管局官员用一条“国际公认”的公式算了一笔账，结论是：该市居民完全有能力承受每套30万元的商品房。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许这位官员确有此能力，但问问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认同这个“科学结论”？
疑问四，取消了单位分房后，政府出台政策，给一部分职工发“房补”，高者每人每月达1000多元，相当于两个农民工的工资。买不起房给你发“房补”，设想是很好的，问题是这些钱究竟发到谁手里？发到单位效益好、收入高的那部分职工手里了。单位效益差、收入低的职工或发得很少，或根本没有。至于下岗职工就更不用说了。补贴落在相对富裕的人群身上，这种嫌贫爱富、锦上添花的“房补”合理性何在？这除了加速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外，还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当然，我们并不怀疑政府平抑房价的能力，但，房价为啥至今还在不停地涨着、涨着……
教育乱收费的铁石心肠
■ 耿银平(河南·开封)
6月1日《海南特区报》报道，贫穷、欠款、高昂的入学费用这些拦路虎一个接着一个，让考上了北京大学研究生的海南大学生廖英豪和廖洪广不得不感叹：考上北大研究生也是枉然！是就业还是深造，是放弃还是坚持，让两名学子陷入两难。
考上北大研究生却因高学费挡道而上不起，令人心酸，这说明学费已涨到了让有些人难以承受的程度。教育主管部门说要核算高校学习成本，出台统一学费计算标准，但舆论热炒后，却缺乏实际行动，草根呼声根本不能撼动高校收费的铁石心肠。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老是强调“国家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强调“学校发展需要资金支持”等，越来越缺乏对穷百姓的体察。所以，我认为，与其怨恨“国家高等教育投入不足”，不如清算一下教育乱收费的铁石心肠，因为这也是造成高校收费不减反升的主要原因。
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过分强调了教育的“个人投入义务”，放大了教育的商业性和赢利化，而高校的精神导师、人格引导作用，以及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和人文性，却受到严重抑制而日趋萎缩。教育良心的丧失，使学费不断攀升，教育面目越来越丑陋。
学费高低要考虑到社会群体的综合承受能力，要警惕学费飞涨而发生“学费杀人”。事实上，只要高校履行教育公益性和教育慈善，在保证合理学费不降的同时，也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这让我想到了美国一些大学的“需求奖学金”。
资料显示：美国“穷人”上得起哈佛。哈佛大学等名校都设有奖学金，学生能否获得奖学金，与家庭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与是否比其他学生更优秀无关。这种奖学金，叫作“需求奖学金”，根据学生的家庭收入来判断，这个学生的家庭除了必要的生活开销外，需要多少才能满足该学生上大学的要求，“按需分配”。有人把这种奖学金叫作“贫寒奖学金”。常青藤盟校之外，许多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名校和非名校，都只设贫寒奖学金，没有荣誉奖学金（2005年第5 期《民主与科学》）。
按理说，哈佛大学等名校更有资格进行商业化教育运作，谋取更大教育利润，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为家庭贫困的学生留下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我们的高校创收高得惊人，留下一定比例实行“需求奖学金”制度，多数大学都可能做到。这样，考入大学的贫寒学子才会少一分忧愁，多一分快乐。
我们的高校最好也学一学国外的做法，对贫困生多一点关爱，真正实行“需求奖学金”制度，这是全国人民皆大欢喜的事，也是教育良心的体现。
孩子们的选择有什么错？
■ 于成玉（辽宁·凤城）
不久前，辽宁省社科联、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在10到20岁的青少年之中，最受青睐的职业是老板或者商人（19%），其次是政府官员或者公务员（17.5%），影视明星、自由职业者等也是热门选择；“普通劳动者”则备受冷落，仅有3%的青少年愿意做“普通劳动者”（2006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
这一调查结果，使调查方感到很失望，认为这是价值观的庸俗化，甚而有论者用“劳动没有高低贵贱”论来对孩子进行批评。这里，笔者想为孩子们辩护几句。
诚然，从理论上讲，劳动确实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却告诉人们，劳动虽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劳动的结果所带给人们的报酬和社会影响却是不同的。有的银行行长年收入可能成百上千万，当官的车贴往往比普通职工的月薪都高，据悉，央视的国嘴年薪二十几万，而有的中小学教师才几千元。同是中国公民，当官的可以公款周游列国，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住别墅坐宝马，而种庄稼的想要在城里安个“窝”都不允许，这不是“高低贵贱”之分吗？当下中国的工人、农民、在第一线从事科研的知识分子们的劳动得到了多少尊重，只要看看一些媒体所追求的时髦和唯权力马首是瞻便可见一斑。工人、农民、农民工、一线科研人员贡献不小，但吃香的是明星大腕、庙堂高官、商场老板和信口开河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些现象广大青少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已经成为他们选择未来职业或工作岗位的指南。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孩子们对未来职业的选择并没有错。他们不虚伪、不隐瞒，敢于敞开思想，实话实说，这有什么不对？孩子们对未来劳动职业的选择是私事，他们有权根据审视现实形成的择业观、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作出判断，或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作出选择。只要是劳动，就是光荣的。该子们未来走向社会，是以老板、公务员的身份进行劳动，还是以环卫工、农民的身份进行劳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无关别人什么事。当社会成年劳动者都以薪酬多少和社会地位高低作为参照系来选择职业时，“劳动无高低贵贱”论者有什么理由指责孩子价值观庸俗？
再说，青少年拥有高尚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选择未来职业，给自己定一个高端目标，就像装上激励自我奋斗开发潜力的发动机，这对孩子本身有什么不好？对社会有什么不好？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高尚的理想、坚强的信念和职业高端目标的选择，常常会产生不可预料的效果。正如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使你倒下，如果你自己的信念还站立着的话。”
如果说孩子对未来职业选择有错，责任也不在孩子本身，而在于社会现实的引导和示范，在于“劳动无高低贵贱”宣传的庸俗化。在社会现实一再乐滋滋地通过各种媒体大肆张扬贾人官人的富贵荣华和明星大腕的无限风光时，“劳动无高低贵贱”论者却顾左右而言他，把矛头指向不主动选择做普通劳动者的青少年，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
张娜如果在美国求职
■ 刘克梅（河南·开封）
张娜，今年毕业的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残疾大学生，身高1.29米，走在求职路上，显得无奈而落寞：她先后应聘了45个职位，却45次遭拒（ 6月12日《河南商报》）。
很显然，张娜求职遭拒，和她的身高有密切关系。尽管《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就业的权利”，第12条又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但用人单位还是用身高作为另类标准，对这位女生构成了事实人格歧视和就业歧视。
如果张娜在美国就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美国的反就业歧视》文章指出，美国、英国的司法机关设有“公平就业委员会”，专门解决就业歧视问题。在美国，找不到公开的就业歧视的案例，可看看他们对待隐性歧视的态度：2000年6月，就职于巴博汽车销售公司的7名阿富汗籍员工，被许多同事称为“恐怖分子”，公平就业委员会经调查认定巴博汽车销售公司伤害他人自尊，违反《民权法案》，必须赔偿7名穆斯林员工55万美元。对隐性歧视尚且坚决处理，谁还敢公开歧视？美国1967年颁布的《雇佣年龄歧视法》明文规定，歧视40～65岁求职者是违法行为。因为性别或怀孕而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或扫地出门的事，在美国几乎不可能发生。美国法律对就业歧视“重罚喊打”，这种法律威严和社会文化认同是不敢歧视的关键原因。
因此，有理由相信，如果在美国，虽然张娜的求职并不一定顺利，但用工单位不会如此明目张胆拒绝她，如果职位适合，张娜就不会因为“身高问题”而遭拒绝，因为他们不敢。在美国，连在招募广告上指明招聘“成熟的”求职者都被认为是违法行为。在这样的社会，试问有哪家公司还敢明目张胆制造就业歧视呢？
在我国，面对日益繁多的就业歧视和人格歧视，仅仅靠媒体报道批评是不够的，这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继续歧视”。对于就业歧视，立法机关要进行立法跟进，及早制定《反就业歧视法》，从立法上铲除就业歧视。也可以参考国外经验，设立“公平就业委员会”，严管就业歧视的事，使劳动就业平等权益受到保护和尊重，营造和谐健康的用工环境。
“前腐后继”的谐音妙用
■ 沈存步(江苏·南京)
引起我注意汉字谐音的是广告，比如卖服装的“衣衣不舍”（依依不舍），卖蚊香的“默默无蚊”（默默无闻）。诸如此类，运用得很好，但引起了不少中小学教师反感，认为误导了娃娃学习语文，会导致产生错别字。
也有用得不好的，如什么“房心已动”，指想买房子，从“凡心已动”演化而来；“性福无比”（幸福无比）用来推销春药，而报上“性福”之类词语屡有所见，可见一些文化人也乏高雅。
最难忘山西汾酒的广告词。设计者利用《三国演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八个字的谐音，写出“汾酒必喝，喝酒必汾”的广告词。设计者看来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读来让人回味无穷。至于“天长地酒”（天长地久）之类便显得不雅了（因为“天长地酒”不能表达完整的语意）。中国汉字是十分奇妙的。当年清兵入关，一统中国，尽管满文自成系统，但几百年之后，不管康熙、雍正、乾隆，都为汉语魅力折服，在语言上几乎全都汉化了，且颇为精通，乾隆还能吟诗题字。我看，除了头上一条辫子和一身旗人服饰，几乎看不到什么满文化了，这就是汉字之魅力及其神奇所在。
我以为报上近几年来不断出现的“前腐后继”（前赴后继）这个词最为奇妙、最有生命力，也最具讽刺力量。可以“枪毙”一个相声节目，可以禁刊一篇文章，却无法遏制“前腐后继”之流行。本来“前赴后继”是个褒义词，形容革命自有后来人，而今一字之差，便翻出“腐败分子连绵不绝”之意，其讽刺意味尽在不言中。且看河南省交通厅，第一任头头判刑，第二任紧跟着“双规”，过了不久，第三任又进去了……这不是“前腐后继”又是什么？！
我记得，“前腐后继”最早出现在20世纪末，盛行于21世纪初，很有点“时代烙印”，从文人“小心翼翼”试用到流行、盛行，有一两年之久。这个词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芳馨永存”，令人深思。
■ 陈宏生（广东·汕头）
疑问一，住房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非奢侈的消费品，为何价位如此之高，以致中等收入者也难以承受？一个普通职工，一辈子不吃不喝也凑不够买一套住房的钱，这种价位的合理性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一个社会，若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离“小康”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疑问二，房价虚高症结何在，难道这也是个哥德巴赫猜想？为什么那么多官方人士、经济学家反复论证，至今仍各说各的，莫衷一是？工钱、建材再贵总有个价，地皮再贵总有个谱，政府的各项税收更是摆在桌面上的，这道题并不复杂，为什么这么难解？房地产是暴利行业，这就是不懂经济学的老百姓的看法。这种看法若是错的，为啥不解剖几只麻雀，列出一张明细账让老百姓看个明白？这种看法若是对的，政府又怎能听任房地产商牟取暴利而损害群众利益？地价在房价中占了不小的份额，国有土地的天价拍卖是否有与民争利之嫌？
疑问三，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房价的政策，到了地方大多成了不痛不痒的毛毛雨。为什么？怕挫伤了房地产商的积极性？怕不利于反映政绩的GDP增长？怕减少了地方财税收入？
一事当前，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谁的利益：政府的，某些利益集团的，还是人民群众的？这道题连小学生都不会答错，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莫名其妙地复杂起来了。我们不解，房地产业据说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中下层民众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反而被虚高的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繁荣”对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究竟有何意义？有些媒体对楼市“低迷”忧心忡忡，对房价的飞扬喜形于色。一座经济并不发达的中等城市的房管局官员用一条“国际公认”的公式算了一笔账，结论是：该市居民完全有能力承受每套30万元的商品房。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许这位官员确有此能力，但问问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认同这个“科学结论”？
疑问四，取消了单位分房后，政府出台政策，给一部分职工发“房补”，高者每人每月达1000多元，相当于两个农民工的工资。买不起房给你发“房补”，设想是很好的，问题是这些钱究竟发到谁手里？发到单位效益好、收入高的那部分职工手里了。单位效益差、收入低的职工或发得很少，或根本没有。至于下岗职工就更不用说了。补贴落在相对富裕的人群身上，这种嫌贫爱富、锦上添花的“房补”合理性何在？这除了加速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外，还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当然，我们并不怀疑政府平抑房价的能力，但，房价为啥至今还在不停地涨着、涨着……
教育乱收费的铁石心肠
■ 耿银平(河南·开封)
6月1日《海南特区报》报道，贫穷、欠款、高昂的入学费用这些拦路虎一个接着一个，让考上了北京大学研究生的海南大学生廖英豪和廖洪广不得不感叹：考上北大研究生也是枉然！是就业还是深造，是放弃还是坚持，让两名学子陷入两难。
考上北大研究生却因高学费挡道而上不起，令人心酸，这说明学费已涨到了让有些人难以承受的程度。教育主管部门说要核算高校学习成本，出台统一学费计算标准，但舆论热炒后，却缺乏实际行动，草根呼声根本不能撼动高校收费的铁石心肠。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老是强调“国家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强调“学校发展需要资金支持”等，越来越缺乏对穷百姓的体察。所以，我认为，与其怨恨“国家高等教育投入不足”，不如清算一下教育乱收费的铁石心肠，因为这也是造成高校收费不减反升的主要原因。
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过分强调了教育的“个人投入义务”，放大了教育的商业性和赢利化，而高校的精神导师、人格引导作用，以及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和人文性，却受到严重抑制而日趋萎缩。教育良心的丧失，使学费不断攀升，教育面目越来越丑陋。
学费高低要考虑到社会群体的综合承受能力，要警惕学费飞涨而发生“学费杀人”。事实上，只要高校履行教育公益性和教育慈善，在保证合理学费不降的同时，也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这让我想到了美国一些大学的“需求奖学金”。
资料显示：美国“穷人”上得起哈佛。哈佛大学等名校都设有奖学金，学生能否获得奖学金，与家庭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与是否比其他学生更优秀无关。这种奖学金，叫作“需求奖学金”，根据学生的家庭收入来判断，这个学生的家庭除了必要的生活开销外，需要多少才能满足该学生上大学的要求，“按需分配”。有人把这种奖学金叫作“贫寒奖学金”。常青藤盟校之外，许多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名校和非名校，都只设贫寒奖学金，没有荣誉奖学金（2005年第5 期《民主与科学》）。
按理说，哈佛大学等名校更有资格进行商业化教育运作，谋取更大教育利润，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为家庭贫困的学生留下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我们的高校创收高得惊人，留下一定比例实行“需求奖学金”制度，多数大学都可能做到。这样，考入大学的贫寒学子才会少一分忧愁，多一分快乐。
我们的高校最好也学一学国外的做法，对贫困生多一点关爱，真正实行“需求奖学金”制度，这是全国人民皆大欢喜的事，也是教育良心的体现。
孩子们的选择有什么错？
■ 于成玉（辽宁·凤城）
不久前，辽宁省社科联、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在10到20岁的青少年之中，最受青睐的职业是老板或者商人（19%），其次是政府官员或者公务员（17.5%），影视明星、自由职业者等也是热门选择；“普通劳动者”则备受冷落，仅有3%的青少年愿意做“普通劳动者”（2006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
这一调查结果，使调查方感到很失望，认为这是价值观的庸俗化，甚而有论者用“劳动没有高低贵贱”论来对孩子进行批评。这里，笔者想为孩子们辩护几句。
诚然，从理论上讲，劳动确实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却告诉人们，劳动虽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劳动的结果所带给人们的报酬和社会影响却是不同的。有的银行行长年收入可能成百上千万，当官的车贴往往比普通职工的月薪都高，据悉，央视的国嘴年薪二十几万，而有的中小学教师才几千元。同是中国公民，当官的可以公款周游列国，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住别墅坐宝马，而种庄稼的想要在城里安个“窝”都不允许，这不是“高低贵贱”之分吗？当下中国的工人、农民、在第一线从事科研的知识分子们的劳动得到了多少尊重，只要看看一些媒体所追求的时髦和唯权力马首是瞻便可见一斑。工人、农民、农民工、一线科研人员贡献不小，但吃香的是明星大腕、庙堂高官、商场老板和信口开河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些现象广大青少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已经成为他们选择未来职业或工作岗位的指南。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孩子们对未来职业的选择并没有错。他们不虚伪、不隐瞒，敢于敞开思想，实话实说，这有什么不对？孩子们对未来劳动职业的选择是私事，他们有权根据审视现实形成的择业观、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作出判断，或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作出选择。只要是劳动，就是光荣的。该子们未来走向社会，是以老板、公务员的身份进行劳动，还是以环卫工、农民的身份进行劳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无关别人什么事。当社会成年劳动者都以薪酬多少和社会地位高低作为参照系来选择职业时，“劳动无高低贵贱”论者有什么理由指责孩子价值观庸俗？
再说，青少年拥有高尚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选择未来职业，给自己定一个高端目标，就像装上激励自我奋斗开发潜力的发动机，这对孩子本身有什么不好？对社会有什么不好？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高尚的理想、坚强的信念和职业高端目标的选择，常常会产生不可预料的效果。正如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使你倒下，如果你自己的信念还站立着的话。”
如果说孩子对未来职业选择有错，责任也不在孩子本身，而在于社会现实的引导和示范，在于“劳动无高低贵贱”宣传的庸俗化。在社会现实一再乐滋滋地通过各种媒体大肆张扬贾人官人的富贵荣华和明星大腕的无限风光时，“劳动无高低贵贱”论者却顾左右而言他，把矛头指向不主动选择做普通劳动者的青少年，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
张娜如果在美国求职
■ 刘克梅（河南·开封）
张娜，今年毕业的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残疾大学生，身高1.29米，走在求职路上，显得无奈而落寞：她先后应聘了45个职位，却45次遭拒（ 6月12日《河南商报》）。
很显然，张娜求职遭拒，和她的身高有密切关系。尽管《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就业的权利”，第12条又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但用人单位还是用身高作为另类标准，对这位女生构成了事实人格歧视和就业歧视。
如果张娜在美国就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美国的反就业歧视》文章指出，美国、英国的司法机关设有“公平就业委员会”，专门解决就业歧视问题。在美国，找不到公开的就业歧视的案例，可看看他们对待隐性歧视的态度：2000年6月，就职于巴博汽车销售公司的7名阿富汗籍员工，被许多同事称为“恐怖分子”，公平就业委员会经调查认定巴博汽车销售公司伤害他人自尊，违反《民权法案》，必须赔偿7名穆斯林员工55万美元。对隐性歧视尚且坚决处理，谁还敢公开歧视？美国1967年颁布的《雇佣年龄歧视法》明文规定，歧视40～65岁求职者是违法行为。因为性别或怀孕而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或扫地出门的事，在美国几乎不可能发生。美国法律对就业歧视“重罚喊打”，这种法律威严和社会文化认同是不敢歧视的关键原因。
因此，有理由相信，如果在美国，虽然张娜的求职并不一定顺利，但用工单位不会如此明目张胆拒绝她，如果职位适合，张娜就不会因为“身高问题”而遭拒绝，因为他们不敢。在美国，连在招募广告上指明招聘“成熟的”求职者都被认为是违法行为。在这样的社会，试问有哪家公司还敢明目张胆制造就业歧视呢？
在我国，面对日益繁多的就业歧视和人格歧视，仅仅靠媒体报道批评是不够的，这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继续歧视”。对于就业歧视，立法机关要进行立法跟进，及早制定《反就业歧视法》，从立法上铲除就业歧视。也可以参考国外经验，设立“公平就业委员会”，严管就业歧视的事，使劳动就业平等权益受到保护和尊重，营造和谐健康的用工环境。
“前腐后继”的谐音妙用
■ 沈存步(江苏·南京)
引起我注意汉字谐音的是广告，比如卖服装的“衣衣不舍”（依依不舍），卖蚊香的“默默无蚊”（默默无闻）。诸如此类，运用得很好，但引起了不少中小学教师反感，认为误导了娃娃学习语文，会导致产生错别字。
也有用得不好的，如什么“房心已动”，指想买房子，从“凡心已动”演化而来；“性福无比”（幸福无比）用来推销春药，而报上“性福”之类词语屡有所见，可见一些文化人也乏高雅。
最难忘山西汾酒的广告词。设计者利用《三国演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八个字的谐音，写出“汾酒必喝，喝酒必汾”的广告词。设计者看来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读来让人回味无穷。至于“天长地酒”（天长地久）之类便显得不雅了（因为“天长地酒”不能表达完整的语意）。中国汉字是十分奇妙的。当年清兵入关，一统中国，尽管满文自成系统，但几百年之后，不管康熙、雍正、乾隆，都为汉语魅力折服，在语言上几乎全都汉化了，且颇为精通，乾隆还能吟诗题字。我看，除了头上一条辫子和一身旗人服饰，几乎看不到什么满文化了，这就是汉字之魅力及其神奇所在。
我以为报上近几年来不断出现的“前腐后继”（前赴后继）这个词最为奇妙、最有生命力，也最具讽刺力量。可以“枪毙”一个相声节目，可以禁刊一篇文章，却无法遏制“前腐后继”之流行。本来“前赴后继”是个褒义词，形容革命自有后来人，而今一字之差，便翻出“腐败分子连绵不绝”之意，其讽刺意味尽在不言中。且看河南省交通厅，第一任头头判刑，第二任紧跟着“双规”，过了不久，第三任又进去了……这不是“前腐后继”又是什么？！
我记得，“前腐后继”最早出现在20世纪末，盛行于21世纪初，很有点“时代烙印”，从文人“小心翼翼”试用到流行、盛行，有一两年之久。这个词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芳馨永存”，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