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美国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印度要为美国就业市场的疲软负责。有人认为，中国抢走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作，而印度则夺走了美国白领的工作。
　　 时下，从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工人到华尔街的经济分析师，再到硅谷的程序分析员们，无一例外地为同样一个问题所困惑：为什么经济复苏没有带来就业岗位？美国又开始四处寻找“替罪羊”，这次找到了企业“外包”的头上。
　　美国公司出于追求最大利润的目的，往往通过“外包”方式把产品的部分环节让公司外部或者国外的工厂来供货。美国公司通过企业“外包”进入全球劳工市场本来是全球化与市场运作的结果，但是随着“外包”大量出现，美国的就业机会也随之而流失。除了制造业岗位外流外，美国白领工作、办公室工作也纷纷流向发展中国家，其影响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围。实际上，现阶段如何看待由此引发的美国工作岗位流失现象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正确”的又一新指标。
　　
　　无就业复苏的根源？
　　
　　目前，企业“外包”现象及其影响在美国日益引起重视。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１０００多位首席执行官接受调查，其中约２７％声称，将在今年或三年内将公司部分业务“外包”给海外企业。据调查显示，制造业是最经常被“外包”至海外的业务，其次是信息技术业务。
　　美国《耶鲁全球》杂志不久前相继发表系列文章，就美国“外包”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它援引美国一家从事信息技术研究的私营公司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的最新估计，自２０００年以来，美国大约向外流失总计４０万个服务业工作岗位。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估计，到２０１５年，服务业流向海外的工作总额将高达３３０万。与此同时，印度则出现就业增长态势。据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到２００８年，印度信息技术行业以及事务性工作的岗位将增加至目前的五倍，吸纳的就业总计４００万人。
　　美国企业“外包”现象之所以现在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与美国的“无就业复苏”紧密相关，实际上显示美国经济衰退导致的后遗症仍未消失。美国最近一次经济复苏模式不同寻常。美联储研究报告表示，美国正经历全新的经济复苏模式———由劳动生产率增长而非就业增长推动，因此导致经济复苏过程中出现高失业率现象。
　　目前在美国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印度要为美国就业市场的疲软负责。其中，中国抢走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作，而印度则夺走了美国白领的工作。
　　印度实际上是美国“外包”业务的最大受益者。针对美国企业“外包”，印度早就部署，而且抓住了时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企业纷纷委托印度进行程序设计。以这种业务“外包”型开发体制为中心，印度的软件产业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企业将印度作为研究和开发基地。
　　实际上，美国与印度在信息技术产业领域早已互通有无，包括在就业领域，单向流动已经转变为双向流动。上世纪９０年代，印度人才支持了美国“新经济”的发展。２１世纪初，美国处于“后泡沫经济”时代，许多原来在硅谷工作的印度人甚至美国人干脆关门大吉，转而将就业目光盯住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外包”造成美国就业流失是事实，但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并未因此受损，相反促使了美国大企业的自我保护以及经营趋于合理化。企业“外包”与重组、压缩规模等企业改革措施均给劳动力市场结构带来了很大变化。裁员是在企业改革中所产生的现象。这种变革的最大特点是纵向压缩了企业组织中的管理层，使企业组织平面化。在这种结构下，企业领导人与下面各部门之间相互沟通信息成为可能。
　　归根到底，虽然美国“外包”一部分劳务，从形式上看，是使一些劳动者面临失业的威胁，但在另一面，美国的高科技强国地位却并未因此受到威胁，毕竟知识产权的出口为美国换取了大量的外汇，为美国企业再次改革和转型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未来美国企业可能孕育着更大的生产和创新潜能。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美国人当然深知这一点。
　　
　　重重忧虑
　　
　　美国政府至今未搜集到有关“外包”的具体数字。因此也没有人真正知道到底美国因此流失了多少就业岗位。民主党竞选人克里攻击布什政府的主要靶子就是就业问题。布什虽然加以反驳，但到底是有一些担心，这也反映出美国政府和企业界人士对企业“外包”存在一定程度的忧虑。
　　
　　忧虑之一：一些国家主要是印度将渗入硅谷的核心。
　　以往人们会认为因企业“外包”流失的工作只会是那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低端工作，而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工作将成为美国的比较优势而继续留在国内。但最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美国智力资源的岗位也在流失，这才真正戳到美国的痛处。
　　在美国有些学者看来，印度这一低成本、高智商并且能说英语的脑力劳动者的输出国对美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可能会比中国更大。作为中国强项的制造业仅占美国产出的１４％以及就业机会的１１％。印度的优势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占到美国经济的６０％并雇用其２／３的劳动力。印度的知识型劳动力正在新经济食物链中开拓自己的道路，承担那些需要分析能力、营销头脑和创造能力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印度正渗入美国经济的核心。英特尔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格罗夫警告说，质疑美国是否会最终失去它在ＩＴ业的统治地位并不是空穴来风，就像是在电子制造领域所经历过的情况一样。
　　
　　忧虑之二：“产业空洞化”。
　　从就业角度看，产业外移的同时，国内足以创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以及增长力的创新产业才行。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美国因制造业对外投资而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口很快地就被高速增长的服务业所吸收，制造业的实际生产力也获得提升，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和经济向服务业转化的结果，使美国所担心的制造基础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甚至在整个９０年代维持了平均每年３％的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有所改善，技术贸易出超持续扩大，美国在空洞化威胁下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但是在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成新转型之前，出现大量失业现象，美国的担忧也并非杞人忧天。
　　
　　忧虑之三：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由于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把软件开发的工作承包给其他国家的电脑程序设计公司，这一做法虽然降低了成本，但是也引起美国对有关公司内部安全甚至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心。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危害美国利益的案件，但是这显然是令人不安的做法。有许多企业界和政府人士对美国企业把软件开发承包给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俄罗斯这些国家表示担忧，他们担心软件开发可能会被电脑黑客、犯罪集团甚至网络恐怖分子所利用。
　　
　　忧虑之四：美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失业率继续升高。
　　今年１月份，因美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外包”失业的美国软件工人们，终于无法忍受心中的怒火，集体向纽约国际贸易法庭上诉，要求实施“ＩＴ外包”战略的美国企业赔偿经济损失。失业的软件工人们要求劳工部提供“更为灵活的付薪方式”，即周薪制，并根据１９６０年签署的“贸易调整辅助法案”?穴为了保护美国的进出口贸易而设制，主要针对纺织品、家具等有形产品?雪，由美国的ＩＴ企业们做出经济补偿。被起诉的ＩＴ企业包括ＩＢＭ、电子数据、北电网络和摩托罗拉等。美国司法部官员称，“ＩＴ外包”导致的纠纷正在上升，未来是否修改“贸易调整辅助法案”处于考虑之中。
　　此外，还应看到，一些美国企业“外包”的原因往往是消极的，如由于为员工支付的医疗费用太高或者由于安然丑闻之后的政府规则的压力。前者将威胁到雇员的切身利益，是美国工会坚决反对的。后者则出于逃避税收和美国法律的嫌疑，当然也是政府要坚决加以制止的。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家正开始将“外包”以及海外采购视为技术和服务行业的失业率重新增长的根源。目前，美国不少州已经通过了一些反“外包”的法案，美国参议院正考虑禁止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计划出现“外包”的现象。
　　
　　美国应从自身找原因
　　
　　印度毫无疑问处在美国反“外包”风暴的中心。今年２月１６日，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在新德里同印度贸易官员会谈时指出，如果印度想得到美国公司的“外包”合同，并把印度产品出售给美国，印度就必须开放本国市场。
　　印度对美国国会和一些州议会提出议案禁止“外包”某些项目表示不满。今年１月，印度ＩＴ产业游说团体就“外包”问题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交涉。目前，印度正劝说亚洲国家联手共同应对美国所设置的“外包”阻碍，一起反对正在西方国家蔓延的反“外包”趋势。
　　对于美国出现的反“外包”现象，美国联邦储备局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想看到自己的工作机会“外包”到海外，美国工人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技能。在格老看来，抱怨别国进而停止与别国的贸易往来不是解决之道，美国要从自身找原因。
　　目前，“外包”现象仍持续不断。今年年初，一直监控着ＩＴ业发展趋势和动向的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公司表示，“外包”仍将是２００４年四大ＩＴ趋势之一。
　　
　　阅读背景
　　
　　企业“外包”的新内涵
　　 所谓企业业务“外包”，即英文中的“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或“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它首先是一种起源于制造业公司的经营方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把产品的非关键部分通过分包合同让公司外部或者国外的工厂来供货。
　　但近来“外包”现象已经有了新内涵：一是除了传统的制造业，业务“外包”对象正越来越多地转向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领域或服务业领域。近十多年来，美国许多的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开始把软件开发等“外包”给国外的公司来做。因此，印度、俄罗斯和中国都成为软件开发业务“外包”的热门国家；二是上述领域因重新安排工作程序使得以各种方式向全球分派工作也成为可能。换句话说，美国除了从国外引进工作人员外，其本国公司越来越喜欢向国外分派工作，而且蓝领、白领工作机会均呈现流向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趋势。
　　
　　会讯
　　
　　 ３月１３日，“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战略”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北京一些研究单位和大学的５０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背景、国际环境、国际影响及国际战略等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中国和平崛起”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和理论意义的议题。中央领导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立场，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要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自己贡献的决心和诚意。这一立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如何和平崛起以及在崛起的进程中采取何种国际战略等问题，成为中国学界亟待研究的崭新课题。
　　４０年前，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三所大学承担起了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的历史重任，分别建立了具有不同研究对象和领域的国际政治系，为中国外交外事部门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此次研讨会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纪念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所举行的系列学术会议和活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