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孙艺风教授的《翻译异质他者：现代中国的跨文化交流》一书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将翻译中的他者问题与跨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系统地探讨了现代中国面对异质文化的焦虑情绪，并为正确纾解文化焦虑建言献策。此外，该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以全球化为视角，对翻译领域历来具有争议的一些概念，如翻译的权威与非权威、可译与不可译、异化与归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阐释，为培养全球视野下的翻译人才提供了诸多启示。
[关键词]孙艺风;他者;跨文化交流;文化焦虑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1）06-0157-04
翻译为目标读者介绍他者文化，一方面为本土文化带来新鲜血液，激励其摆脱暮气，获得生机;但在另一方面，异质文化也会导致本土文化产生焦虑情绪，归根结底是因为担心“他者”对“自我”的侵略。对翻译中的他者做深入探究，不论是对输出中国本土文化，还是汲取外来优秀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查阅相关文献后发现，目前国内鲜少有学者关注到翻译中的他者问题，仅有的讨论也停留在理论介绍层面，沒有将他者问题与跨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深入讨论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孙艺风教授的学术著作《翻译异质他者：现代中国的跨文化交流》无疑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宝贵观点。该书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结合国内外古往今来的翻译实例，首次探讨了当代中国面对文化上的异质他者时的固有焦虑情绪，并为正确纾解焦虑建言献策。不仅如此，该书还以他者为视角，对翻译的权威与非权威、可译与不可译、异化与归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等翻译领域历来具有争议的一些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阐释，为培养全球视野下的翻译人才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核心内容
（一）翻译的他者
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关键术语，他者起初专指异于欧洲文化的东方文化，在本质上体现了欧洲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特点。随着世界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加，他者的范畴早已褪去了自我中心的狭隘色彩。在翻译领域内，他者的范围包括了“一切不同于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不符合目的语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本土文化不相符的东西”[1]142。就本书而言，着重点显然是以中国本土文化为参照物，一切外来的语言习惯、历史文化、伦理价值、意识形态等均可称为他者。
他者具有以下特性。首先是异质性。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言，是异于自我的存在。当代认知科学认为，人类与客观世界的“交互体验”决定了人类的认知[2]48。地理环境等的隔阂导致了文化的隔阂，使得不同国家和民族在生活习惯、语言、审美、禁忌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分歧。其次是普遍性。作为翻译的主要实施者，译者的职能就是向由目标语代表的自我介绍由原语代表的他者。“翻译活动充斥着他者的踪迹，其集中体现为不同者、不熟悉者、不被认可者和相抵触者”[3]8。最后是他者的不可约性。这是因为在现实世界没有完全对等的两种文化，原语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绝对存在的。尽管如此，不可约并不代表不可比较，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大面积的“公用地”[4]78。翻译的目的就是“解决将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割裂开来的潜在的不可通约性”[3]69。
（二）当代中国对他者的文化焦虑
文化上的陌生感是焦虑的主要来源。文化翻译必然要涉及引入文化上的异质者。翻译将异于自身的崭新文化介绍给目标文化，使得目标读者暴露于异质他者中。特别是当被引介者属于强势文化时，会导致目标读者陷入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怀疑。他者的陌生性使得其与目标文化的接触结果充满了未知性。一方面，文化他者的绝对存在激发了目标读者了解和探索新事物的兴趣。而另一方面，因陌生而产生的未知性又隐约威胁着目标读者固有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边界。这种既“兴奋”又“恐惧”的张力，导致了目标读者陷入“进退两难”的焦虑中。
对文化入侵的担忧也是焦虑的来源之一。历史事实证明，过度的自我封闭往往会导致与世界先进文化脱节。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可以反映社会文化风向的转变。在某些历史时期，翻译成为解构原本占据着绝对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开辟新的文化政治气象的重要力量。既然译介他者足以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那么文化入侵自然成为目标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对于有过殖民历史的民族来说，对可能存在的文化入侵的嗅觉会更加警觉。这种欲融入世界文化，又担心失去自我身份的张力，同样造成了目标文化对异质他者的焦虑。
（三）化解文化焦虑的途径
首先，最简单的方法是忽视他者的存在。所谓“眼不见，心为净”，通过文本筛选、文字增减、改写等方式将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他者进行过滤，只呈现目标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化因子。这种解决焦虑的方法最为简单易行，但却有“自欺欺人”的嫌疑。随着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差异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是必然要面对的课题。此外，随着读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异域文化，译者过于明显的不忠实行为会导致读者对于译本的价值评判。
其次，是将异质文化化为己用，制造文化同质的表象。把陌生的他者熟悉化，使其融入目标文化，最终化为和目标文化同质的边缘文化。这种方法既引介了异质文化，又减少了目标读者的陌生感，在不危及目标文化的自我身份的同时，使得目标读者以一种缓慢的方式靠近异质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同质更多的是一种假象，而非事实。翻译的作用是译介异域文化，为目标文化注入活力。一味地同质化，剥夺了目标读者体验新鲜事物的机会，也使得目标文化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最后，是建立自我和他者的沟通机制。“差异可能导致冲突，唯有通过协商才能化解”[5]9。他者和自我并不是绝对割裂的，也不一定非要从敌我对立的角度去看待。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提倡通过他者的目光反视自我，“并以此促进主体的自我建构”[6]117。以开放的态度去拥抱他者，走进他者，谅解差异，在与他者的对话中进行自我剖析和解构，最终实现自我的丰富和升华。 二、他者视角下的几组翻译问题
（一）权威与非权威
中国有着追求权威性翻译的传统。在读者方面，面对异质他者引发的文化焦虑，诉求于权威性翻译是缓解焦虑的有效途径。在译者方面，随着国内翻译评论在学术方面的成熟，网络的快速发展，有外语知识的读者越来越多，任何不忠实原文的行为都会受到广泛的批评。
关于翻译权威的定义一直未见定论。翻译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在译文中往往不可兼得。事实上，非权威在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因为翻译作为一种重写行为，并不能准确地复制原文，而是要在形式与内容、风格与意义之间进行衡量和取舍。另外，非权威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保护行为，出于政治或文化的考量，刻意过滤对目标文化有潜在危害的信息。
权威与非权威有各种复杂的类型和程度，而且每种文化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要在形式和意义之间进行衡量，根据目标读者和目标文化进行取舍。翻译的目的一方面是介绍异质他者，另一方面是将差异减少到至少可理解的程度。就文化交流而言，意义传递更为重要，当内容的相似和形式的相似不可兼得时，宁可追求本质的相似。因此，表面上的非权威，实则是为了确保内在意义的权威。
（二）归化与异化
归化翻译的好处是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的阅读规范，增加阅读体验的流畅度。但是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归化翻译的缺陷是使得目标读者失去体验新文化的机会，从而失去了扩充自身语言和文化的机会。为了进行跨文化交流，异化翻译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对异化翻译的顾虑主要是译文的艰涩难懂，增加读者的阅读焦虑。为了使异化翻译获得成功，孙艺风教授提出“翻译学上的文化离散概念”[3]49。离散文化的出现，源自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多重文化身份。通过建立文化上的离散空间，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了一个中间地带。该空间在文化上持中立立场，提供了一个文化杂合的场所，使自我与他者不断地进行协商。当跨文化对话越来越充分时，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便会消失，被离散者成功获得双重身份。
异化翻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离散经历。译者的离散经历使其能够更好地把握原文，读者的离散经历使其能以更加移情的方式体验异质他者。被移位到离散空间的读者，能够与异质他者进行更加直接的交流，以旁观者的视角审视自身语言和文化的缺陷，进而实现丰富语言和扩充文化的目的。异化翻译的最终结果是去异化，通过不断地与他者的接触，原本异质的文化将不再变得陌生。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异化翻译显然比归化翻译更能实现真诚的跨文化交流。
（三）可译与不可译
不可译的问题困扰了翻译领域近两个世纪。早期的学者主要从本层面进行讨论，认为不可译源自跨语言之间没有完全对等的语言单元。尽管如此，翻译活动从未停止进行，译者似乎总有办法跨越不可译的问题。因此，德里达（Derrida）指出“一切皆可译，但在另一方面，一切皆不可译”[7]57。不同的语言和社会文化系统，使得异质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潜在的不可约性成为客观事实。
将不可译者变为可译，回到了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的讨论中。在现实的翻译实践中，直译/意译、归化/异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多数情况下，译者会在两个极点的中间地带选择合适的落脚点。也就是说，面对绝对的不可译，只能实现相对的可譯。为部分地解决不可译，译者必须诉诸翻译的暴力。孙艺风教授认为暴力行为是对不可译者采取的“无奈的解决之道”[8]5。正因为不可译的绝对存在，使得翻译离不开暴力，甚至可以说“翻译便是暴力”。翻译的暴力有“柔性”和“操纵性改写”之分。后者因强制地归化他者文化，严重破坏了源文本的异域特点，被称为“危害”暴力。在全球化和离散文化的助推下，异质文化间的隔阂逐渐溶解，人们对待异质他者的理解度和包容度越来越高。以适当的柔性暴力，最大限度地确保异化，可以确保译文的可读性，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良策。
（四）全球化与本土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不同国家和民族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日益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当今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积极拥抱全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文化全球化方面似乎遇到了困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担忧全球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包含的对外颠覆战略的相关内容会危及文化安全，进而影响到国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但在另一方面，中国迫切想要向世界介绍本土文化，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建立中国话语。因此，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本土化也应运而生，旨在抵消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全球化和本土化代表了对待文化交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但它们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在现实中，翻译实践更多的是以全球化-本土化连续统的形式影响着文化交流。翻译他者文化表明一个民族原意向世界敞开怀抱，即使是本土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实践，也会以难以察觉的方式缓慢改变本土文化。同样，即使全球化占据主导地位，也要考虑到目标读者的理解范围和接受程度。因此，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不失为解决全球化和本土化之争的良策。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呈现出不可阻挡的趋势，正如贸易壁垒的减少有助于世界经济与本土经济的双赢发展，文化壁垒的降低，既可以使得世界文化为本土文化带来生机，也使得本土文化走向全球舞台。
三、对翻译人才培养的几点启示
（一）立足本土文化
对目标文化的了解是跨文化交流成功的先决条件。缺乏本土知识，就如同盲人探路，使得译文在目标文化场中举步维艰，处处碰壁。足够的本土知识为翻译活动指引正确的方向，避免在意识形态上、文化上引起不必要的激烈冲突。另外，只有当译文与本土现实建立联系时，读者才能将译文放置到自身的认知范围内予以理解和消化，从而实现将译文送至目标文化的指定位置的目标。翻译作为对文化他者进行本土书写的过程，这种本土实践也激发了译者方面的参与感。译者的本土知识是确定翻译细节的关键因素，而译者的文化态度则决定了译者对译文的干预程度。通过运用本土知识，译者才能与目标读者交流得更为流畅。 （二） 树立全球视野
近代中国历史表明，了解和学习异质他者是一个民族保持活力、与时俱进的必要方式。一个狭隘的世界观不能够为文化理解提供合格的视角，在全球化成为时代特征的今天，狭隘主义的不攻自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与异质他者的亲密接触，不仅有助于本土文化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同时也可以使得获得新生命的本土文化参与到构建全球文化的机遇中。当今世界翻译在全球层面的运转越来越多，因此译者更应该坚定文化自信，树立全球意识，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异质他者，让本土文化在全球交流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三）培养离散意识
全球化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离散身份。翻译的结果必然导致文化离散意识的出现，译者必须通过在文化上和心理上将目标读者移位到更加中立的空间，从离散角度重新进行文化定位。与他者的直接接触并不会丢弃自我身份，而是会获得双重身份，从而使得自我和他者的区别逐渐模糊。前文介绍，为传递真实的异域文化，异化翻译是最佳的选择。从长期看，异化翻译的结果是去异质化，这并不是通过语言上的处理，而是通过培养离散的认知力而得出的结论。为了使得异化翻译起作用，译者首先需要获得离散身份，从而在呈现他者时能够发出异质的声音。而被译者移位到离散空间的读者，将对异化翻译产生更加移情的阅读，从而实现真诚的跨文化交流。
四、结语
翻译活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为不同的文化搭建桥梁，实现文化间的对话。文化形成土壤的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化或多或少产生其他文化不具备的文化因子，为使对话成功，译者必须对异质他者进行取舍和处理，因此翻译活动，特别是文化翻译活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译者向本土介绍他者文化的过程。他者既能为本土文化带来全新体验，同时也是本土文化的焦虑来源，因此译者对文化他者的态度、介绍或处理方式等成为应对文化焦虑和促进文化交流的关键。在全球化成为普遍趋势的时代背景下，译者应当立足本土文化，树立全球意识，培养文化上的离散意识，在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为本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使获得新生命的本土文化融入全球文化中，为解决各类全球问题贡献本土智慧。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军平，史光孝，張德霞. 后殖民翻译中的异质他者[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42-147.
[2] Evans， V. &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Sun， Y. F. Translating Foreign Otherness： Cross Cultural Anxiety in Modern China[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8.
[4] 邱德胜，彭家锋. 库恩论“不可通约性”及其对文化互鉴的意义[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78-83.
[5] 孙艺风. 文化翻译的困惑与挑战[J]. 中国翻译，2016（3）：5-14+128.
[6] 刘雪丽，朱有义. 巴赫金对话理论视阈下主体的自我建构[J]. 俄罗斯文艺，2019（4）：117-124.
[7] Derrida， J. 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or the Prosthesis of Origin. trans. Patrick Mensah[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 孙艺风.论翻译的暴力[J]. 中国翻译， 2014（6）：5-13+128.
[责任编辑：钟 岚]
[关键词]孙艺风;他者;跨文化交流;文化焦虑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1）06-0157-04
翻译为目标读者介绍他者文化，一方面为本土文化带来新鲜血液，激励其摆脱暮气，获得生机;但在另一方面，异质文化也会导致本土文化产生焦虑情绪，归根结底是因为担心“他者”对“自我”的侵略。对翻译中的他者做深入探究，不论是对输出中国本土文化，还是汲取外来优秀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查阅相关文献后发现，目前国内鲜少有学者关注到翻译中的他者问题，仅有的讨论也停留在理论介绍层面，沒有将他者问题与跨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深入讨论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孙艺风教授的学术著作《翻译异质他者：现代中国的跨文化交流》无疑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宝贵观点。该书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结合国内外古往今来的翻译实例，首次探讨了当代中国面对文化上的异质他者时的固有焦虑情绪，并为正确纾解焦虑建言献策。不仅如此，该书还以他者为视角，对翻译的权威与非权威、可译与不可译、异化与归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等翻译领域历来具有争议的一些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阐释，为培养全球视野下的翻译人才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核心内容
（一）翻译的他者
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关键术语，他者起初专指异于欧洲文化的东方文化，在本质上体现了欧洲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特点。随着世界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加，他者的范畴早已褪去了自我中心的狭隘色彩。在翻译领域内，他者的范围包括了“一切不同于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不符合目的语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本土文化不相符的东西”[1]142。就本书而言，着重点显然是以中国本土文化为参照物，一切外来的语言习惯、历史文化、伦理价值、意识形态等均可称为他者。
他者具有以下特性。首先是异质性。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言，是异于自我的存在。当代认知科学认为，人类与客观世界的“交互体验”决定了人类的认知[2]48。地理环境等的隔阂导致了文化的隔阂，使得不同国家和民族在生活习惯、语言、审美、禁忌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分歧。其次是普遍性。作为翻译的主要实施者，译者的职能就是向由目标语代表的自我介绍由原语代表的他者。“翻译活动充斥着他者的踪迹，其集中体现为不同者、不熟悉者、不被认可者和相抵触者”[3]8。最后是他者的不可约性。这是因为在现实世界没有完全对等的两种文化，原语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绝对存在的。尽管如此，不可约并不代表不可比较，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大面积的“公用地”[4]78。翻译的目的就是“解决将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割裂开来的潜在的不可通约性”[3]69。
（二）当代中国对他者的文化焦虑
文化上的陌生感是焦虑的主要来源。文化翻译必然要涉及引入文化上的异质者。翻译将异于自身的崭新文化介绍给目标文化，使得目标读者暴露于异质他者中。特别是当被引介者属于强势文化时，会导致目标读者陷入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怀疑。他者的陌生性使得其与目标文化的接触结果充满了未知性。一方面，文化他者的绝对存在激发了目标读者了解和探索新事物的兴趣。而另一方面，因陌生而产生的未知性又隐约威胁着目标读者固有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边界。这种既“兴奋”又“恐惧”的张力，导致了目标读者陷入“进退两难”的焦虑中。
对文化入侵的担忧也是焦虑的来源之一。历史事实证明，过度的自我封闭往往会导致与世界先进文化脱节。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可以反映社会文化风向的转变。在某些历史时期，翻译成为解构原本占据着绝对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开辟新的文化政治气象的重要力量。既然译介他者足以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那么文化入侵自然成为目标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对于有过殖民历史的民族来说，对可能存在的文化入侵的嗅觉会更加警觉。这种欲融入世界文化，又担心失去自我身份的张力，同样造成了目标文化对异质他者的焦虑。
（三）化解文化焦虑的途径
首先，最简单的方法是忽视他者的存在。所谓“眼不见，心为净”，通过文本筛选、文字增减、改写等方式将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他者进行过滤，只呈现目标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化因子。这种解决焦虑的方法最为简单易行，但却有“自欺欺人”的嫌疑。随着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差异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是必然要面对的课题。此外，随着读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异域文化，译者过于明显的不忠实行为会导致读者对于译本的价值评判。
其次，是将异质文化化为己用，制造文化同质的表象。把陌生的他者熟悉化，使其融入目标文化，最终化为和目标文化同质的边缘文化。这种方法既引介了异质文化，又减少了目标读者的陌生感，在不危及目标文化的自我身份的同时，使得目标读者以一种缓慢的方式靠近异质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同质更多的是一种假象，而非事实。翻译的作用是译介异域文化，为目标文化注入活力。一味地同质化，剥夺了目标读者体验新鲜事物的机会，也使得目标文化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最后，是建立自我和他者的沟通机制。“差异可能导致冲突，唯有通过协商才能化解”[5]9。他者和自我并不是绝对割裂的，也不一定非要从敌我对立的角度去看待。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提倡通过他者的目光反视自我，“并以此促进主体的自我建构”[6]117。以开放的态度去拥抱他者，走进他者，谅解差异，在与他者的对话中进行自我剖析和解构，最终实现自我的丰富和升华。 二、他者视角下的几组翻译问题
（一）权威与非权威
中国有着追求权威性翻译的传统。在读者方面，面对异质他者引发的文化焦虑，诉求于权威性翻译是缓解焦虑的有效途径。在译者方面，随着国内翻译评论在学术方面的成熟，网络的快速发展，有外语知识的读者越来越多，任何不忠实原文的行为都会受到广泛的批评。
关于翻译权威的定义一直未见定论。翻译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在译文中往往不可兼得。事实上，非权威在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因为翻译作为一种重写行为，并不能准确地复制原文，而是要在形式与内容、风格与意义之间进行衡量和取舍。另外，非权威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保护行为，出于政治或文化的考量，刻意过滤对目标文化有潜在危害的信息。
权威与非权威有各种复杂的类型和程度，而且每种文化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要在形式和意义之间进行衡量，根据目标读者和目标文化进行取舍。翻译的目的一方面是介绍异质他者，另一方面是将差异减少到至少可理解的程度。就文化交流而言，意义传递更为重要，当内容的相似和形式的相似不可兼得时，宁可追求本质的相似。因此，表面上的非权威，实则是为了确保内在意义的权威。
（二）归化与异化
归化翻译的好处是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的阅读规范，增加阅读体验的流畅度。但是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归化翻译的缺陷是使得目标读者失去体验新文化的机会，从而失去了扩充自身语言和文化的机会。为了进行跨文化交流，异化翻译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对异化翻译的顾虑主要是译文的艰涩难懂，增加读者的阅读焦虑。为了使异化翻译获得成功，孙艺风教授提出“翻译学上的文化离散概念”[3]49。离散文化的出现，源自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多重文化身份。通过建立文化上的离散空间，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了一个中间地带。该空间在文化上持中立立场，提供了一个文化杂合的场所，使自我与他者不断地进行协商。当跨文化对话越来越充分时，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便会消失，被离散者成功获得双重身份。
异化翻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离散经历。译者的离散经历使其能够更好地把握原文，读者的离散经历使其能以更加移情的方式体验异质他者。被移位到离散空间的读者，能够与异质他者进行更加直接的交流，以旁观者的视角审视自身语言和文化的缺陷，进而实现丰富语言和扩充文化的目的。异化翻译的最终结果是去异化，通过不断地与他者的接触，原本异质的文化将不再变得陌生。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异化翻译显然比归化翻译更能实现真诚的跨文化交流。
（三）可译与不可译
不可译的问题困扰了翻译领域近两个世纪。早期的学者主要从本层面进行讨论，认为不可译源自跨语言之间没有完全对等的语言单元。尽管如此，翻译活动从未停止进行，译者似乎总有办法跨越不可译的问题。因此，德里达（Derrida）指出“一切皆可译，但在另一方面，一切皆不可译”[7]57。不同的语言和社会文化系统，使得异质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潜在的不可约性成为客观事实。
将不可译者变为可译，回到了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的讨论中。在现实的翻译实践中，直译/意译、归化/异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多数情况下，译者会在两个极点的中间地带选择合适的落脚点。也就是说，面对绝对的不可译，只能实现相对的可譯。为部分地解决不可译，译者必须诉诸翻译的暴力。孙艺风教授认为暴力行为是对不可译者采取的“无奈的解决之道”[8]5。正因为不可译的绝对存在，使得翻译离不开暴力，甚至可以说“翻译便是暴力”。翻译的暴力有“柔性”和“操纵性改写”之分。后者因强制地归化他者文化，严重破坏了源文本的异域特点，被称为“危害”暴力。在全球化和离散文化的助推下，异质文化间的隔阂逐渐溶解，人们对待异质他者的理解度和包容度越来越高。以适当的柔性暴力，最大限度地确保异化，可以确保译文的可读性，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良策。
（四）全球化与本土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不同国家和民族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日益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当今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积极拥抱全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文化全球化方面似乎遇到了困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担忧全球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包含的对外颠覆战略的相关内容会危及文化安全，进而影响到国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但在另一方面，中国迫切想要向世界介绍本土文化，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建立中国话语。因此，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本土化也应运而生，旨在抵消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全球化和本土化代表了对待文化交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但它们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在现实中，翻译实践更多的是以全球化-本土化连续统的形式影响着文化交流。翻译他者文化表明一个民族原意向世界敞开怀抱，即使是本土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实践，也会以难以察觉的方式缓慢改变本土文化。同样，即使全球化占据主导地位，也要考虑到目标读者的理解范围和接受程度。因此，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不失为解决全球化和本土化之争的良策。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呈现出不可阻挡的趋势，正如贸易壁垒的减少有助于世界经济与本土经济的双赢发展，文化壁垒的降低，既可以使得世界文化为本土文化带来生机，也使得本土文化走向全球舞台。
三、对翻译人才培养的几点启示
（一）立足本土文化
对目标文化的了解是跨文化交流成功的先决条件。缺乏本土知识，就如同盲人探路，使得译文在目标文化场中举步维艰，处处碰壁。足够的本土知识为翻译活动指引正确的方向，避免在意识形态上、文化上引起不必要的激烈冲突。另外，只有当译文与本土现实建立联系时，读者才能将译文放置到自身的认知范围内予以理解和消化，从而实现将译文送至目标文化的指定位置的目标。翻译作为对文化他者进行本土书写的过程，这种本土实践也激发了译者方面的参与感。译者的本土知识是确定翻译细节的关键因素，而译者的文化态度则决定了译者对译文的干预程度。通过运用本土知识，译者才能与目标读者交流得更为流畅。 （二） 树立全球视野
近代中国历史表明，了解和学习异质他者是一个民族保持活力、与时俱进的必要方式。一个狭隘的世界观不能够为文化理解提供合格的视角，在全球化成为时代特征的今天，狭隘主义的不攻自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与异质他者的亲密接触，不仅有助于本土文化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同时也可以使得获得新生命的本土文化参与到构建全球文化的机遇中。当今世界翻译在全球层面的运转越来越多，因此译者更应该坚定文化自信，树立全球意识，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异质他者，让本土文化在全球交流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三）培养离散意识
全球化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离散身份。翻译的结果必然导致文化离散意识的出现，译者必须通过在文化上和心理上将目标读者移位到更加中立的空间，从离散角度重新进行文化定位。与他者的直接接触并不会丢弃自我身份，而是会获得双重身份，从而使得自我和他者的区别逐渐模糊。前文介绍，为传递真实的异域文化，异化翻译是最佳的选择。从长期看，异化翻译的结果是去异质化，这并不是通过语言上的处理，而是通过培养离散的认知力而得出的结论。为了使得异化翻译起作用，译者首先需要获得离散身份，从而在呈现他者时能够发出异质的声音。而被译者移位到离散空间的读者，将对异化翻译产生更加移情的阅读，从而实现真诚的跨文化交流。
四、结语
翻译活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为不同的文化搭建桥梁，实现文化间的对话。文化形成土壤的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化或多或少产生其他文化不具备的文化因子，为使对话成功，译者必须对异质他者进行取舍和处理，因此翻译活动，特别是文化翻译活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译者向本土介绍他者文化的过程。他者既能为本土文化带来全新体验，同时也是本土文化的焦虑来源，因此译者对文化他者的态度、介绍或处理方式等成为应对文化焦虑和促进文化交流的关键。在全球化成为普遍趋势的时代背景下，译者应当立足本土文化，树立全球意识，培养文化上的离散意识，在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为本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使获得新生命的本土文化融入全球文化中，为解决各类全球问题贡献本土智慧。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军平，史光孝，張德霞. 后殖民翻译中的异质他者[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42-147.
[2] Evans， V. &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Sun， Y. F. Translating Foreign Otherness： Cross Cultural Anxiety in Modern China[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8.
[4] 邱德胜，彭家锋. 库恩论“不可通约性”及其对文化互鉴的意义[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78-83.
[5] 孙艺风. 文化翻译的困惑与挑战[J]. 中国翻译，2016（3）：5-14+128.
[6] 刘雪丽，朱有义. 巴赫金对话理论视阈下主体的自我建构[J]. 俄罗斯文艺，2019（4）：117-124.
[7] Derrida， J. 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or the Prosthesis of Origin. trans. Patrick Mensah[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 孙艺风.论翻译的暴力[J]. 中国翻译， 2014（6）：5-13+128.
[责任编辑：钟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