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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关系在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中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本文从资源转移和资源获取2条路径探讨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而选取2011—2017年中国上市公
司1 678家海外子公司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表现越差;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受企业进入模式的调节作用;当文化距离较大时，相比于独资模式，合资模式能够显著降低文化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结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如何应对文化距离、提升投资质量效益具有重要启示。
关 键 词：对外直接投资;文化距离;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进入模式
DOI：10.16315/j.stm.2020.06.003
中图分类号： F125;F2767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Prior theoretical analysis together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points to conflicting results regard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Drawing on resource-based theory，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wo routes （resource transfer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to develo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how cultural distance impact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Our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a sample of 1 678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observations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7， underscores that cultural distance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With the increase of cultural distance， the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is worse. Moreover，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distance and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is moderated by entry mode， as opposed to wholly owned investmen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subsidiary performance will be weaker when subsidiary is established in the form of joint venture.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on managers dealing with cultural distance as well as improving quality and benefit in OFDI.
Keyword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ultural distance;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entry mode
在“一帶一路”与党的十九大“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倡议深入推进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已成为企业资源全球配置，寻求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形式。截止2018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投资目的地遍布世界80%以上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全球占比皆创下14.1%和6.4%的历史新高。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现实中却存在着大量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较差，被迫退出东道国市场或被其他企业收购的问题。《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7》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海外子公司中仅有10%的企业经营收益可观，多数海外子公司经营处于亏损或基本持平状态。作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重要组织单元，海外子公司竞争优势以及经营绩效的提升关系到企业全球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因而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相关问题逐渐成为理论和实践领域关注的焦点。
文化距离在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热点，然而囿于海外企业数据的获取和处理，有关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文献相对匮乏，且现有研究未形成一致结论。依据交易成本和制度理论，一些研究学者提出文化距离使得海外企业东道国经营比本土企业要承担更多的沟通、协调和整合成本、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而不利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1-3]。经验研究中，白涛等[4]、檀灿灿等[5]利用海外子公司存活率为绩效衡量指标，结果表明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存活率越低。通过对174家中国海外子公司进行实证分析，付竹[6]发现文化距离显著负向影响海外子公司财务绩效。然而，另有些学者认为较大的文化距离能够产生学习、优势互补和市场差异化效应，使企业获得更多创新知识和市场机会，从而正向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7-8]。Kessapidou等[9]、Park等[10]分别将在希腊和韩国开展经营业务的海外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海外子公司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越大，相应子公司能够取得更好的经营绩效。同时，为解决以上“文化距离悖论”，一些研究学者提出潜在情境变量对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关系产生的调节作用。Dikova等[11]研究证明企业国际化经验在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Wu等[12]分析认为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间的关系受企业特有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从现有文献来看，一方面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度量缺乏客观财务数据指标，设计海外子公司存活率、被访问者主观评价等绩效指标极大可能地使得实验数据带有企业管理者情感，造成研究结果偏差;另一方面，有关研究仅关注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直接影响，对文化距离影响绩效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没有更进一步地研究。文化距离究竟会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产生何种影响，现有研究结论不一，甚至结论截然相反;因此，深刻理解其中的作用机制更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
资源是海外子公司建立和维持企业竞争优势和能力的关键决定因素[13-14]，保证其有不断地发展动力，从而维持良好的经营绩效。具体地说，海外子公司资源主要来源于2种不同的渠道：第一，作为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实施的一部分，海外子公司有机会获得母公司或集团公司转移的战略性资源;第二，位于东道国，海外子公司与当地政府、组织、企业和员工建立联系，使其能够从相应的社会环境中获取资源。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母公司的资源转移和东道国的资源获取是子公司经营成功、提高绩效的关键因素，但尚未有研究探讨其中介作用。针对以上不足，本文依据资源基础理论，从母公司资源转移和东道国资源获取2个关键点考察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手工收集中国上市跨国企业2011—2017年的海外子公司作为样本，检验文化距离通过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是否存在显著性影响以及影响路径，进而比较跨国企业进入模式的调节效应下文化距离发挥作用的异同。
1 研究假设
1.1 资源基础理论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
资源基础理论将企业看做异质性资源的集合，海外子公司竞争优势取决于其利用现有资源或开发新资源来创造价值的能力。传统理论认为获得从母公司转移的特有知识资源是海外子公司克服东道国市场外来者劣势的关键性要求[15]。寻求利用母公司已建立的稀有的、有价值的和难以模仿的资源优势能够为子公司创造更多更可靠的经营收益。相关理论研究均证实了资源转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例如：Berry[16]指出母公司转移的知识资源与当地研发投入的组合能够显著提升子公司绩效;Hughes等[17]发现母公司组织实践的成功转移与子公司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任洪源等[18]构建海外企业创新数据库，通过固定效应门限回归同样证明母公司的知识资源转移显著提升其在当地的跨境创新水平。
资源基础理论同样强调充分利用企业社会资本渠道获取外部竞争性特殊资源的重要性[19]。首先，单个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资源获取有助于避免对当地文化、需求和期望的误解，使得海外子公司表现得更像当地企业，产品或服务等更容易被当地接受，从而增加成功经营的可能性;其次，资源获取有利于提高组织资源柔性，增强海外子公司对东道国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的快速响应能力，因而能够在技术创新、市场竞争中始终维持企业优势，取得优异的经营绩效[20];最后，资源获取为海外子公司提供了更多组织学习机会，不仅促使海外子公司学习能力的提升，更有助于企业创造新知识、开发新能力，创造更多的企业价值。综合以上分析，资源转移和资源获取是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2个重要因素，从资源转移和资源获取2条路径深入分析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
1.2 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
1.2.1 文化距离与资源转移
资源转移是指母公司将自身特有知识实践通过正式或非正式转移机制传递给海外子公司的过程。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将会削弱资源的有效转移，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母公司资源转移意愿降低、海外子公司资源接受意愿降低和海外子公司吸收能力减弱。首先，资源转移需要母子公司间建立紧密的联系。跨国母公司往往优先关注海外子公司内部合法性，更偏向于向那些高度采用和内部化母公司组织结构和政策的海外子公司转移战略性组织资源[21]。如果海外子公司投资于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由于母子公司市场信息不对称，海外子公司管理者很容易出现敲竹杠、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严重的目标行为等不一致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海外子公司内部合法性即其被母公司总部接受和认可的程度降低，母公司资源转移动力减弱。其次，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资源接受意愿越低。资源转移依赖于有效的沟通以发送和接受各种相关信息。两国认知、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差异阻碍了母子公司间的信息交流，导致双方参与资源传递、吸收和同化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巨大的交易成本因而成为降低海外子公司资源转移参与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22]。个体一般对自己所属文化具有极大认同感。文化距离越大意味着海外子公司员工的思想、观念、行为等差异越大，增强了东道国员工对文化威胁和不平等待遇的感知，企业内部很容易出现“我们对他们”现象，引发当地员工对母国战略性资源的偏见和排斥，降低了海外子公司整体资源接受意愿。最后，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吸收能力越低，资源转移越可能失败。吸收能力主要指海外子公司理解、同化进而运用母公司技术、知识、实践等战略性资源的潜在能力，海外子公司吸收能力越高，越有利于资源转移。组织的资源和实践是在特定认知和行为环境中形成，两国较深的文化差异不仅增加海外子公司对资源价值和用途的理解难度，而且很容易产生区位限制，引发母公司组织资源与东道国社会环境间的相互冲突，造成海外子公司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转化和利用。Qin等[23]研究发现文化距离降低了知识转移强度和有效性。本文提出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资源转移程度降低，损害了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
1.2.2 文化距离与资源获取
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资源获取越困难，主要有以下2个原因：第一，文化距离阻碍了海外子公司从企业内部东道国员工获取当地资源。沟通与信任是构建和加强企业组织关系的根基，有助于海外子公司员工开放交流，提升彼此知識共享的意愿与积极性，促进相互组织学习、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24]。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存在诸多差异。文化距离越大，两国员工合作中可能会经历更大程度的不适，容易产生误解、冲突和不信任，导致双方沟通和友好的关系破裂，东道国员工对重要知识资源的共享意愿降低。第二，文化距离不利于海外子公司从东道国其他主体（企业、政府、组织机构等）获取更多的外部战略性资源。相比于本土企业，海外子公司承担两方面文化压力。一是文化嵌入性使得海外子公司行为实践带有母国社会的特定文化观念，二是东道国社会集体拥有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两国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间越容易产生“距离”，增加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海外子公司的理解、接受和认可难度，甚至造成民族主义倾向的民众偏见。在这种情形下，海外子公司面临严重的外来者劣势，从而阻碍其与东道国市场间的信息交流，不利于海外子公司从其他利益相关者中获取资源。相反，当母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较小时，海外子公司越容易融入东道国社会环境，与当地企业、政府、组织机构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从而便利化其各项经济活动的开展，更易获取重要资源。同时，文化距离越低，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间交流沟通越顺畅，有助于海外子公司充分理解和发挥新资源价值。 3 实证检验
为初步观察模型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最终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间的相关系数表现为负，且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此结果与本文提出的假设H1相一致，表明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表现越差。此外，考虑到模型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进行检验，其中最大值为1.89，显著低于最高临界值10，排除了模型回归中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3.1 基础回归结果
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方法，同时在回归中加入年份虚拟变量以固定时间效应，最终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以逐步回归方式，模型（1）中只包含核心解释变量文化距离;模型（2）～（3）在文化距离变量下，逐步加入子公司和东道国层面的控制变量;模型（4）为验证进入模式的调节效应加入文化距离与进入模式的交互项。
由表3模型（1）～（3）回归结果可知，文化距离（CD）的回归系数均表现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表现越不理想，两者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假设H1再次得到验证。随着两国文化距离的增大，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经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资源转移成本、外部合法性取得等问题都将阻碍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进而负向影响经营绩效。模型（4）检验进入模式在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文化距离（CD）与进入模式（MODE）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文化距离每增加1个单位，其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要低于模型（1）中的0.026，即合资模式削弱了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不利影响，假设H2得到支持。控制变量中，企业所有权性质（SOE）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情况下，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明显高于其他海外子公司绩效。一方面，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通过国家所有权与母国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建立联系，享有更多其他企业无法获得的资源和政策等;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项目大多出于国家战略性要求，为保证投资项目的顺利落地，政府一般委派专业性或具有海外投资经验的高层管理人员监管海外企业经营，政策、资源的倾斜加上人员委派机制从而为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带来更高的经营效益。东道国营商自由度回归系数表现为负，该研究结果与谢洪明等相一致，可能原因为东道国营商自由度越高，海外子公司面临的进入门槛越低导致彼此激烈的竞争。东道国经济稳定性（INF）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经济发展越稳定，海外子公司不确定性风险降低，总体经营绩效得到提升。
3.2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基准检验模型是以变量严格外生性假设为前提，回归得到文化距离会降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但经验研究中可能遗漏本文无法度量的、同时与文化距离和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相关的解释变量，造成内生性问题。为排除内生性影响，借鉴孙淑伟等[30]的做法，本文选定母国与东道国间地理距离的对数值作为文化距离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地理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并没有直接影响，而其与文化距離存在相关性。通常来说，地理距离越接近的国家具有更为相似的文化特征。最终工具变量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模型（1）～（3）中文化距离（CD）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再次验证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模型（4）回归检验中，文化距离（CD）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重点观察变量文化距离和进入模式的交互项（CD×MODE）回归系数与表3无明显差异，结果显著为正，假设H2再次得到验证。
3.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样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东道国6个文化维度得分分别减去中国对应项目得分，取绝对值后考察各个文化维度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其中：LLTOWVS表示两国长期导向的差异;LIVR表示放纵与克制的差异;LPDI表示权力距离的差异;LIDV表示个人主义的差异;LMAS表示男性主义的差异;LUAI表示不确定性规避的差异。最终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6个文化维度差异中，放纵与克制、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长期导向的差异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男性主义差异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两国不确定性规避的差异对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
基准回归模型中，本文使用Hofstede文化六维度指数构建两国文化距离（CD），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该文化划分方式缺乏理论依据、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使用GLOBE研究项目下的全球文化指数，依据上文Kogut等提出的KSI距离计算式构建新的文化距离度量指标（CD2）;另外，参考我国《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本文以海外子公司销售利润率重新度量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PE2）。最终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从模型（1）～（4）来看，核心解释变量文化距离（CD）的系数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模型结果高度一致，进入模式显著调节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负向作用。
4 理论机制检验
为验证文化距离是否通过资源转移和资源获取两条路径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产生负向作用，参考Baron等[31]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利用逐步回归方式进行检验，具体的回归模型如式（3）～（5）所示。第1步（模型3）考察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性;第二步（模型4）检验文化距离对中介变量（IM，Intermedia）的显著性;第三步（模型5）主要检验在控制文化距离情况下中介变量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性以及在控制中介变量的影响后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中介变量分别为资源转移和资源获取，最终回归结果，如表7、表8所示。
PE=α0+α1CD+α2AE+α3EXP+α4SOE+α5LBF+α6INF+α7RQ+ε，（3） IM=c0+c1CD+c2AE+c3EXP+c4SOE+c5LBF+c6INF+c7RQ+ε，（4）
PE=λ0+λ1CD+λ2IM+λ3AE+λ4EXP+λ5SOE+λ6LBF+λ7INF+λ8RQ+ε。（5）
4.1 资源转移路径
由表7可知，资源转移路径的三阶段回归结果，模型（3）中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0.019，在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4）中文化距离对资源转移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估计值为-0.087，此结果与本文理论观点相一致。而在模型（5）中加入中介变量后，资源转移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文化距离系数显著为负并且其绝对值小于模型（3）的0.019，表明资源转移在文化距离与海外经营绩效关系中有着部分中介效应，因而得出文化距离负向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存在资源转移路径。
4.2 资源获取路径
由表8可知，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影响是否存在资源获取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模型（3）结果显示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0.019，在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4）检验文化距离与资源获取相关关系，结果显示文化距离在1%的水平下负向影响海外子公司资源获取。而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资源转移中介变量后，模型（5）中资源获取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表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0.007，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仍保持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小于模型（3）中的0.019，说明资源获取对于文化距离和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产生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可见，文化距离负向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存在资源获取路径。
5 结论
利用2011—2017年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面板数据，本文回归证明了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在该影响机制中存在部分的资源转移和部分的资源获取路径，文化距离能够通过负向影响资源转移和资源获取进而对海外子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发现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间的关系受进入模式的调节作用。当文化距离较远时，与独资企业相比，合资企业更有利于海外子公司发展。
本文的主要貢献在于：第一，现有关于文化距离与对外投资经营绩效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一国范围内讨论对母公司绩效的影响，然而考察整体绩效难以区分该绩效来源于国内经营还是国外经营。本文从海外子公司层面出发，探讨文化距离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探索在发达国家背景下的相关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第二，研究学者多采用海外子公司存活率、公司管理者对公司销售增长、市场占有率增长和销售利润率增长的满意度等主观绩效评价方法衡量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但主观评价指标更多带有被访问者个人情感色彩，作为一种事后评价，公司管理者对企业经营绩效的预估存在抬高的可能性。本文手工收集1 678个海外子公司财务数据，在扩大样本量的同时设计客观绩效衡量指标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第三，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上检验了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实现了对已有文献研究的有益补充。
本文研究结果为跨国企业提供了以下管理启示：一是考虑到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不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前有必要对自身文化、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进行深入分析，认识和了解相互间的差异。当企业首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可以适当选择文化距离较小的东道国，然后通过企业国际化经验的积累，逐渐向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扩张。二是资源管理是海外子公司提升竞争优势，保持在东道国业务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海外子公司管理者需要注意到文化距离对企业内外部资源利用的不利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当建立良好的内部文化交流环境，与本地政府、企业等保持紧密的关系。三是灵活选择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当投资于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考虑选择全资或高股权市场进入模式，有利于降低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负向影响。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东道国制度质量同样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在文化差异相近时，选择一个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更有利于海外子公司经营。
本研究仍存在着一些需改进和深化之处。首先，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性，剔除了其他行业的海外子公司数据，将样本局限于制造业跨国企业，未来研究可以更进一步考虑其他行业企业，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其次，本文仅考虑海外子公司的财务绩效，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作为对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样值得学者关注，因此分析文化距离如何影响海外子公司创新绩效或长期绩效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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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厉艳飞]
司1 678家海外子公司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表现越差;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受企业进入模式的调节作用;当文化距离较大时，相比于独资模式，合资模式能够显著降低文化距离对海外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结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如何应对文化距离、提升投资质量效益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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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ior theoretical analysis together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points to conflicting results regard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Drawing on resource-based theory，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wo routes （resource transfer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to develo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how cultural distance impact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Our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a sample of 1 678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observations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7， underscores that cultural distance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With the increase of cultural distance， the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is worse. Moreover，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distance and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is moderated by entry mode， as opposed to wholly owned investmen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subsidiary performance will be weaker when subsidiary is established in the form of joint venture.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on managers dealing with cultural distance as well as improving quality and benefit in OFDI.
Keyword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ultural distance;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entry mode
在“一帶一路”与党的十九大“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倡议深入推进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已成为企业资源全球配置，寻求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形式。截止2018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投资目的地遍布世界80%以上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全球占比皆创下14.1%和6.4%的历史新高。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现实中却存在着大量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较差，被迫退出东道国市场或被其他企业收购的问题。《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7》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海外子公司中仅有10%的企业经营收益可观，多数海外子公司经营处于亏损或基本持平状态。作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重要组织单元，海外子公司竞争优势以及经营绩效的提升关系到企业全球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因而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相关问题逐渐成为理论和实践领域关注的焦点。
文化距离在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热点，然而囿于海外企业数据的获取和处理，有关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文献相对匮乏，且现有研究未形成一致结论。依据交易成本和制度理论，一些研究学者提出文化距离使得海外企业东道国经营比本土企业要承担更多的沟通、协调和整合成本、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而不利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1-3]。经验研究中，白涛等[4]、檀灿灿等[5]利用海外子公司存活率为绩效衡量指标，结果表明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存活率越低。通过对174家中国海外子公司进行实证分析，付竹[6]发现文化距离显著负向影响海外子公司财务绩效。然而，另有些学者认为较大的文化距离能够产生学习、优势互补和市场差异化效应，使企业获得更多创新知识和市场机会，从而正向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7-8]。Kessapidou等[9]、Park等[10]分别将在希腊和韩国开展经营业务的海外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海外子公司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越大，相应子公司能够取得更好的经营绩效。同时，为解决以上“文化距离悖论”，一些研究学者提出潜在情境变量对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关系产生的调节作用。Dikova等[11]研究证明企业国际化经验在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Wu等[12]分析认为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间的关系受企业特有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从现有文献来看，一方面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度量缺乏客观财务数据指标，设计海外子公司存活率、被访问者主观评价等绩效指标极大可能地使得实验数据带有企业管理者情感，造成研究结果偏差;另一方面，有关研究仅关注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直接影响，对文化距离影响绩效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没有更进一步地研究。文化距离究竟会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产生何种影响，现有研究结论不一，甚至结论截然相反;因此，深刻理解其中的作用机制更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
资源是海外子公司建立和维持企业竞争优势和能力的关键决定因素[13-14]，保证其有不断地发展动力，从而维持良好的经营绩效。具体地说，海外子公司资源主要来源于2种不同的渠道：第一，作为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实施的一部分，海外子公司有机会获得母公司或集团公司转移的战略性资源;第二，位于东道国，海外子公司与当地政府、组织、企业和员工建立联系，使其能够从相应的社会环境中获取资源。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母公司的资源转移和东道国的资源获取是子公司经营成功、提高绩效的关键因素，但尚未有研究探讨其中介作用。针对以上不足，本文依据资源基础理论，从母公司资源转移和东道国资源获取2个关键点考察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手工收集中国上市跨国企业2011—2017年的海外子公司作为样本，检验文化距离通过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是否存在显著性影响以及影响路径，进而比较跨国企业进入模式的调节效应下文化距离发挥作用的异同。
1 研究假设
1.1 资源基础理论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
资源基础理论将企业看做异质性资源的集合，海外子公司竞争优势取决于其利用现有资源或开发新资源来创造价值的能力。传统理论认为获得从母公司转移的特有知识资源是海外子公司克服东道国市场外来者劣势的关键性要求[15]。寻求利用母公司已建立的稀有的、有价值的和难以模仿的资源优势能够为子公司创造更多更可靠的经营收益。相关理论研究均证实了资源转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例如：Berry[16]指出母公司转移的知识资源与当地研发投入的组合能够显著提升子公司绩效;Hughes等[17]发现母公司组织实践的成功转移与子公司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任洪源等[18]构建海外企业创新数据库，通过固定效应门限回归同样证明母公司的知识资源转移显著提升其在当地的跨境创新水平。
资源基础理论同样强调充分利用企业社会资本渠道获取外部竞争性特殊资源的重要性[19]。首先，单个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资源获取有助于避免对当地文化、需求和期望的误解，使得海外子公司表现得更像当地企业，产品或服务等更容易被当地接受，从而增加成功经营的可能性;其次，资源获取有利于提高组织资源柔性，增强海外子公司对东道国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的快速响应能力，因而能够在技术创新、市场竞争中始终维持企业优势，取得优异的经营绩效[20];最后，资源获取为海外子公司提供了更多组织学习机会，不仅促使海外子公司学习能力的提升，更有助于企业创造新知识、开发新能力，创造更多的企业价值。综合以上分析，资源转移和资源获取是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2个重要因素，从资源转移和资源获取2条路径深入分析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
1.2 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
1.2.1 文化距离与资源转移
资源转移是指母公司将自身特有知识实践通过正式或非正式转移机制传递给海外子公司的过程。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将会削弱资源的有效转移，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母公司资源转移意愿降低、海外子公司资源接受意愿降低和海外子公司吸收能力减弱。首先，资源转移需要母子公司间建立紧密的联系。跨国母公司往往优先关注海外子公司内部合法性，更偏向于向那些高度采用和内部化母公司组织结构和政策的海外子公司转移战略性组织资源[21]。如果海外子公司投资于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由于母子公司市场信息不对称，海外子公司管理者很容易出现敲竹杠、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严重的目标行为等不一致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海外子公司内部合法性即其被母公司总部接受和认可的程度降低，母公司资源转移动力减弱。其次，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资源接受意愿越低。资源转移依赖于有效的沟通以发送和接受各种相关信息。两国认知、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差异阻碍了母子公司间的信息交流，导致双方参与资源传递、吸收和同化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巨大的交易成本因而成为降低海外子公司资源转移参与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22]。个体一般对自己所属文化具有极大认同感。文化距离越大意味着海外子公司员工的思想、观念、行为等差异越大，增强了东道国员工对文化威胁和不平等待遇的感知，企业内部很容易出现“我们对他们”现象，引发当地员工对母国战略性资源的偏见和排斥，降低了海外子公司整体资源接受意愿。最后，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吸收能力越低，资源转移越可能失败。吸收能力主要指海外子公司理解、同化进而运用母公司技术、知识、实践等战略性资源的潜在能力，海外子公司吸收能力越高，越有利于资源转移。组织的资源和实践是在特定认知和行为环境中形成，两国较深的文化差异不仅增加海外子公司对资源价值和用途的理解难度，而且很容易产生区位限制，引发母公司组织资源与东道国社会环境间的相互冲突，造成海外子公司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转化和利用。Qin等[23]研究发现文化距离降低了知识转移强度和有效性。本文提出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资源转移程度降低，损害了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
1.2.2 文化距离与资源获取
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资源获取越困难，主要有以下2个原因：第一，文化距离阻碍了海外子公司从企业内部东道国员工获取当地资源。沟通与信任是构建和加强企业组织关系的根基，有助于海外子公司员工开放交流，提升彼此知識共享的意愿与积极性，促进相互组织学习、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24]。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存在诸多差异。文化距离越大，两国员工合作中可能会经历更大程度的不适，容易产生误解、冲突和不信任，导致双方沟通和友好的关系破裂，东道国员工对重要知识资源的共享意愿降低。第二，文化距离不利于海外子公司从东道国其他主体（企业、政府、组织机构等）获取更多的外部战略性资源。相比于本土企业，海外子公司承担两方面文化压力。一是文化嵌入性使得海外子公司行为实践带有母国社会的特定文化观念，二是东道国社会集体拥有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两国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间越容易产生“距离”，增加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海外子公司的理解、接受和认可难度，甚至造成民族主义倾向的民众偏见。在这种情形下，海外子公司面临严重的外来者劣势，从而阻碍其与东道国市场间的信息交流，不利于海外子公司从其他利益相关者中获取资源。相反，当母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较小时，海外子公司越容易融入东道国社会环境，与当地企业、政府、组织机构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从而便利化其各项经济活动的开展，更易获取重要资源。同时，文化距离越低，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间交流沟通越顺畅，有助于海外子公司充分理解和发挥新资源价值。 3 实证检验
为初步观察模型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最终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间的相关系数表现为负，且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此结果与本文提出的假设H1相一致，表明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表现越差。此外，考虑到模型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进行检验，其中最大值为1.89，显著低于最高临界值10，排除了模型回归中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3.1 基础回归结果
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方法，同时在回归中加入年份虚拟变量以固定时间效应，最终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以逐步回归方式，模型（1）中只包含核心解释变量文化距离;模型（2）～（3）在文化距离变量下，逐步加入子公司和东道国层面的控制变量;模型（4）为验证进入模式的调节效应加入文化距离与进入模式的交互项。
由表3模型（1）～（3）回归结果可知，文化距离（CD）的回归系数均表现为负，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表现越不理想，两者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假设H1再次得到验证。随着两国文化距离的增大，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经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资源转移成本、外部合法性取得等问题都将阻碍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进而负向影响经营绩效。模型（4）检验进入模式在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文化距离（CD）与进入模式（MODE）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文化距离每增加1个单位，其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要低于模型（1）中的0.026，即合资模式削弱了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不利影响，假设H2得到支持。控制变量中，企业所有权性质（SOE）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情况下，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明显高于其他海外子公司绩效。一方面，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通过国家所有权与母国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建立联系，享有更多其他企业无法获得的资源和政策等;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项目大多出于国家战略性要求，为保证投资项目的顺利落地，政府一般委派专业性或具有海外投资经验的高层管理人员监管海外企业经营，政策、资源的倾斜加上人员委派机制从而为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带来更高的经营效益。东道国营商自由度回归系数表现为负，该研究结果与谢洪明等相一致，可能原因为东道国营商自由度越高，海外子公司面临的进入门槛越低导致彼此激烈的竞争。东道国经济稳定性（INF）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经济发展越稳定，海外子公司不确定性风险降低，总体经营绩效得到提升。
3.2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基准检验模型是以变量严格外生性假设为前提，回归得到文化距离会降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但经验研究中可能遗漏本文无法度量的、同时与文化距离和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相关的解释变量，造成内生性问题。为排除内生性影响，借鉴孙淑伟等[30]的做法，本文选定母国与东道国间地理距离的对数值作为文化距离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地理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并没有直接影响，而其与文化距離存在相关性。通常来说，地理距离越接近的国家具有更为相似的文化特征。最终工具变量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模型（1）～（3）中文化距离（CD）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再次验证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模型（4）回归检验中，文化距离（CD）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重点观察变量文化距离和进入模式的交互项（CD×MODE）回归系数与表3无明显差异，结果显著为正，假设H2再次得到验证。
3.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样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东道国6个文化维度得分分别减去中国对应项目得分，取绝对值后考察各个文化维度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其中：LLTOWVS表示两国长期导向的差异;LIVR表示放纵与克制的差异;LPDI表示权力距离的差异;LIDV表示个人主义的差异;LMAS表示男性主义的差异;LUAI表示不确定性规避的差异。最终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6个文化维度差异中，放纵与克制、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长期导向的差异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男性主义差异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两国不确定性规避的差异对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
基准回归模型中，本文使用Hofstede文化六维度指数构建两国文化距离（CD），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该文化划分方式缺乏理论依据、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使用GLOBE研究项目下的全球文化指数，依据上文Kogut等提出的KSI距离计算式构建新的文化距离度量指标（CD2）;另外，参考我国《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本文以海外子公司销售利润率重新度量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PE2）。最终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从模型（1）～（4）来看，核心解释变量文化距离（CD）的系数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模型结果高度一致，进入模式显著调节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负向作用。
4 理论机制检验
为验证文化距离是否通过资源转移和资源获取两条路径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产生负向作用，参考Baron等[31]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利用逐步回归方式进行检验，具体的回归模型如式（3）～（5）所示。第1步（模型3）考察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性;第二步（模型4）检验文化距离对中介变量（IM，Intermedia）的显著性;第三步（模型5）主要检验在控制文化距离情况下中介变量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性以及在控制中介变量的影响后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中介变量分别为资源转移和资源获取，最终回归结果，如表7、表8所示。
PE=α0+α1CD+α2AE+α3EXP+α4SOE+α5LBF+α6INF+α7RQ+ε，（3） IM=c0+c1CD+c2AE+c3EXP+c4SOE+c5LBF+c6INF+c7RQ+ε，（4）
PE=λ0+λ1CD+λ2IM+λ3AE+λ4EXP+λ5SOE+λ6LBF+λ7INF+λ8RQ+ε。（5）
4.1 资源转移路径
由表7可知，资源转移路径的三阶段回归结果，模型（3）中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0.019，在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4）中文化距离对资源转移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估计值为-0.087，此结果与本文理论观点相一致。而在模型（5）中加入中介变量后，资源转移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文化距离系数显著为负并且其绝对值小于模型（3）的0.019，表明资源转移在文化距离与海外经营绩效关系中有着部分中介效应，因而得出文化距离负向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存在资源转移路径。
4.2 资源获取路径
由表8可知，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影响是否存在资源获取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模型（3）结果显示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0.019，在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4）检验文化距离与资源获取相关关系，结果显示文化距离在1%的水平下负向影响海外子公司资源获取。而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资源转移中介变量后，模型（5）中资源获取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表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0.007，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仍保持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小于模型（3）中的0.019，说明资源获取对于文化距离和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产生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可见，文化距离负向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存在资源获取路径。
5 结论
利用2011—2017年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面板数据，本文回归证明了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在该影响机制中存在部分的资源转移和部分的资源获取路径，文化距离能够通过负向影响资源转移和资源获取进而对海外子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发现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间的关系受进入模式的调节作用。当文化距离较远时，与独资企业相比，合资企业更有利于海外子公司发展。
本文的主要貢献在于：第一，现有关于文化距离与对外投资经营绩效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一国范围内讨论对母公司绩效的影响，然而考察整体绩效难以区分该绩效来源于国内经营还是国外经营。本文从海外子公司层面出发，探讨文化距离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探索在发达国家背景下的相关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第二，研究学者多采用海外子公司存活率、公司管理者对公司销售增长、市场占有率增长和销售利润率增长的满意度等主观绩效评价方法衡量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但主观评价指标更多带有被访问者个人情感色彩，作为一种事后评价，公司管理者对企业经营绩效的预估存在抬高的可能性。本文手工收集1 678个海外子公司财务数据，在扩大样本量的同时设计客观绩效衡量指标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第三，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上检验了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实现了对已有文献研究的有益补充。
本文研究结果为跨国企业提供了以下管理启示：一是考虑到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不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前有必要对自身文化、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进行深入分析，认识和了解相互间的差异。当企业首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可以适当选择文化距离较小的东道国，然后通过企业国际化经验的积累，逐渐向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扩张。二是资源管理是海外子公司提升竞争优势，保持在东道国业务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海外子公司管理者需要注意到文化距离对企业内外部资源利用的不利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当建立良好的内部文化交流环境，与本地政府、企业等保持紧密的关系。三是灵活选择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当投资于文化距离较大的东道国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考虑选择全资或高股权市场进入模式，有利于降低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负向影响。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东道国制度质量同样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在文化差异相近时，选择一个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更有利于海外子公司经营。
本研究仍存在着一些需改进和深化之处。首先，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性，剔除了其他行业的海外子公司数据，将样本局限于制造业跨国企业，未来研究可以更进一步考虑其他行业企业，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其次，本文仅考虑海外子公司的财务绩效，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作为对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样值得学者关注，因此分析文化距离如何影响海外子公司创新绩效或长期绩效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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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厉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