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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设置，最大气而且与企业管理密切相关的，就是经济学家针对当前形势，向企业家提出的“六问”。
这类似于“天问”般的“六问”，从创新到国际化，从经营多元化到企业社会责任，一系列当前环境下对企业最重头的课题，被诸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尔普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和盘托到了面前。
但值得玩味的是：随着“经济学家‘六问’论坛”上产学两界的持续讨论，最终所有话题都归结到一个有关创新的问题——中国是否缺少创新？中国企业如何创新？哪些因素在阻碍创新？……
因为，解决了创新的问题，其他诸问才会迎刃而解。
菲尔普斯：刺激创新是“另一条路”
论坛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有关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的一个困惑。作为主持人，张亚勤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一提到GDP增长率7%，人们就会担忧经济放缓。7%是一个很糟糕的数字吗？波兰外交部部长很骄傲地说：波兰是欧洲发展最快、最健康的国家，因为GDP增长率可以达到5%！那么，为什么7%的增长率在中国就会引发担忧？”
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对于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估计不少国人心中皆有，会用所谓的中国国情作出解释。但菲尔普斯说：虽然GDP降到6%或者5%，那么中国的就业等方面，会出现很糟糕的情况，但是“对中国经济来说，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刺激创新”。因为，如果中国经济有足够多的创新，那么即使是比7%低的经济增长率，也可以满足促进就业、增加收入的需求。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不是依靠投资等粗放式、低效率的方式支撑，而是依靠诸如企业创新活动的精耕细作的话，那么，即使5%的增长率，对我们这样的大国而言，也是一个比现在的7.8%（2012年增长率）还要乐观的数字。
因此，菲尔普斯说：中国应该刺激创新，而非“刺激经济”！
我们处在创新的转折点
可是，关于中国企业的创新，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nald Coase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与英国18世纪和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显而易见，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是略逊一筹的，作为中国企业家，您是否认同这个评价？您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面临哪些主要困难？”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不过现场一些企业家所强调的，是“不需要重新发明车轮子”，因为“车轮子”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但问题也确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言：必须承认，总体来讲，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主要还是靠引进。“可是，现在我们也处在了一个转折点上，引进已经不足以确立企业的竞争优势，下一步中国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才能保证高增长，也只有创新才能成为企业和国家发展的支柱。” 张维迎说。
其实，即使国际化、多元化等“六问”的其他方面，也在随后的讨论中被“收归”为“创新”话题。因为中国企业如果没有独到创新所塑造的核心竞争力，在现在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的大趋势下，又何谈国际化、多元化的成功呢？
作为最了解世界顶尖企业创新情况的人，张亚勤对中国企业提出忠告：创新是被逼出来的，不仅中国企业国际化必须靠创新培育出竞争力，就是在国内，随着跨国公司越来越深耕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上的创新，对其生存也越来越重要。
踢开创新的文化障碍
那么，怎样刺激创新，而非“刺激经济”？这要看清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创新。张维迎的观点是：中国企业家在心态上应该谦逊，只有谦逊才能更好地创新。
张亚勤则针对不少中国企业“统一思想”式的管理文化提出意见：西方国家创新的繁荣，是与个体主义文化的崛起有关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把西方企业创新的成果归功于个体主义。这与中国企业常常强调共同理想、共同理念的价值观，有鲜明的对比。
而对人们非常崇尚的“自主创新”观念，张亚勤也进行了批驳：当前的现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主创新”理念是很值得怀疑的，“开放创新”倒更接近现在创新环境的本质。
用管理来“刺激创新”
此外，在管理和制度层面，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也一起剖析了不少阻碍创新的障碍。
菲尔普斯提到：过去几年，中国在研发上的总体投入非常大，“在速度、规模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也就是说，在研发的投资方面，已经不是障碍。但这些资金在如何分配和使用效率上仍存在着问题。
这是一个涉及管理和制度层面的话题，胡祖六的解读最为直接：尽管经过了30年改革，但政府在市场上的力量仍然太强大，制度经济的氛围仍然太浓厚，这是创新效率不高的一个原因。而国有企业对许多资源的垄断，也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
不过，相比于胡祖六的急切，远大空调总裁张跃倒轻松得多：世界上很少有国有企业办得好的，给的优势资源越多，越缺乏竞争力。“未来的问题不是国有企业抢了民营企业的生意，或者有各种各样特权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本身就办不好的问题。”
看来，对外部创新环境的变化保持耐心，但同时在内部锤炼那些“刺激创新”的管理机制，才是最适合那些致力于创新的中国企业的王道。
责任编辑：焦 晶
这类似于“天问”般的“六问”，从创新到国际化，从经营多元化到企业社会责任，一系列当前环境下对企业最重头的课题，被诸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尔普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和盘托到了面前。
但值得玩味的是：随着“经济学家‘六问’论坛”上产学两界的持续讨论，最终所有话题都归结到一个有关创新的问题——中国是否缺少创新？中国企业如何创新？哪些因素在阻碍创新？……
因为，解决了创新的问题，其他诸问才会迎刃而解。
菲尔普斯：刺激创新是“另一条路”
论坛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有关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的一个困惑。作为主持人，张亚勤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一提到GDP增长率7%，人们就会担忧经济放缓。7%是一个很糟糕的数字吗？波兰外交部部长很骄傲地说：波兰是欧洲发展最快、最健康的国家，因为GDP增长率可以达到5%！那么，为什么7%的增长率在中国就会引发担忧？”
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对于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估计不少国人心中皆有，会用所谓的中国国情作出解释。但菲尔普斯说：虽然GDP降到6%或者5%，那么中国的就业等方面，会出现很糟糕的情况，但是“对中国经济来说，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刺激创新”。因为，如果中国经济有足够多的创新，那么即使是比7%低的经济增长率，也可以满足促进就业、增加收入的需求。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不是依靠投资等粗放式、低效率的方式支撑，而是依靠诸如企业创新活动的精耕细作的话，那么，即使5%的增长率，对我们这样的大国而言，也是一个比现在的7.8%（2012年增长率）还要乐观的数字。
因此，菲尔普斯说：中国应该刺激创新，而非“刺激经济”！
我们处在创新的转折点
可是，关于中国企业的创新，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nald Coase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与英国18世纪和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显而易见，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是略逊一筹的，作为中国企业家，您是否认同这个评价？您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面临哪些主要困难？”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不过现场一些企业家所强调的，是“不需要重新发明车轮子”，因为“车轮子”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但问题也确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言：必须承认，总体来讲，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主要还是靠引进。“可是，现在我们也处在了一个转折点上，引进已经不足以确立企业的竞争优势，下一步中国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才能保证高增长，也只有创新才能成为企业和国家发展的支柱。” 张维迎说。
其实，即使国际化、多元化等“六问”的其他方面，也在随后的讨论中被“收归”为“创新”话题。因为中国企业如果没有独到创新所塑造的核心竞争力，在现在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的大趋势下，又何谈国际化、多元化的成功呢？
作为最了解世界顶尖企业创新情况的人，张亚勤对中国企业提出忠告：创新是被逼出来的，不仅中国企业国际化必须靠创新培育出竞争力，就是在国内，随着跨国公司越来越深耕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上的创新，对其生存也越来越重要。
踢开创新的文化障碍
那么，怎样刺激创新，而非“刺激经济”？这要看清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创新。张维迎的观点是：中国企业家在心态上应该谦逊，只有谦逊才能更好地创新。
张亚勤则针对不少中国企业“统一思想”式的管理文化提出意见：西方国家创新的繁荣，是与个体主义文化的崛起有关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把西方企业创新的成果归功于个体主义。这与中国企业常常强调共同理想、共同理念的价值观，有鲜明的对比。
而对人们非常崇尚的“自主创新”观念，张亚勤也进行了批驳：当前的现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主创新”理念是很值得怀疑的，“开放创新”倒更接近现在创新环境的本质。
用管理来“刺激创新”
此外，在管理和制度层面，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也一起剖析了不少阻碍创新的障碍。
菲尔普斯提到：过去几年，中国在研发上的总体投入非常大，“在速度、规模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也就是说，在研发的投资方面，已经不是障碍。但这些资金在如何分配和使用效率上仍存在着问题。
这是一个涉及管理和制度层面的话题，胡祖六的解读最为直接：尽管经过了30年改革，但政府在市场上的力量仍然太强大，制度经济的氛围仍然太浓厚，这是创新效率不高的一个原因。而国有企业对许多资源的垄断，也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
不过，相比于胡祖六的急切，远大空调总裁张跃倒轻松得多：世界上很少有国有企业办得好的，给的优势资源越多，越缺乏竞争力。“未来的问题不是国有企业抢了民营企业的生意，或者有各种各样特权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本身就办不好的问题。”
看来，对外部创新环境的变化保持耐心，但同时在内部锤炼那些“刺激创新”的管理机制，才是最适合那些致力于创新的中国企业的王道。
责任编辑：焦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