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金陵大概有七八年了吧。自从离开朝堂，没有了无休止的争斗，山间的日子过得尤其慢。每日闲云野鹤般的日子，看起来很令人艳羡。有时，连王安石也觉得自己已经万般皆放下了，但近来听到几个消息，还是免不了怔了怔。
　　听说，子固（曾巩，字子固）死了。他们曾是最好的朋友，年少相识。可是，等他当上了宰相，推行新法，子固不顾几十年的交情，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两人自此疏远。
　　听说，司马十二（司马光，排行十二）终于快要修完他的史书。他们曾引对方为平生知己，经常相约谈心，抵足而眠。可是，也是从推行新法开始，两人势同水火。司马十二宁愿回家修史，也不愿与他同朝为官。
　　听说，新法又被废了一条。百姓们的欢呼像在过节......
　　王安石感觉自己真的老了。曾经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时，是何等的决绝？而今，竟也逃不过回忆从前，开始反思“是不是真的错了”。
　　坚持自己的选择
　　庆历二年（1042年）21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拿到了进入朝堂的通行证，开始逐步推进自己的梦想。他要变法革新，让大宋国富民强，让大宋不再受辽国和西夏的掣肘，恢复到汉唐旧貌，或许还能实现传说中的“尧舜之治”。可没多久，他就意识到，仁宗可能更愿意维持原样，京城也没有他的用武之地。当时天下承平日久，利益盘根错节，内里虽已“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让国家不堪重负、财政紧张，但只要不挑破，依然可以维持繁荣的假象。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为免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于庆历三年（1043年）发起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庆历新政”。结果阻力重重，一年多点就草草收场，范仲淹、欧阳修们被贬出京。庆历六年，范仲淹写下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还是官场新人的王安石，默默围观了整个过程。“君非不明，臣非不贤，惜乎未得良机也。”有仁宗这样的明君，有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名臣，还是被迫妥协。既然时机未到，不如在地方上做些实事，积累工作经验。此后，王安石连续当了16年的地方官，多次推辞回京的征召。
　　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因政绩突出而名满天下的他，最终被留下。自觉不再人微言轻的他，终于有了底气给仁宗皇帝上了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大宋问题多多。“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不加赋而财用足。”应该如此如此。仁宗看后没有答复。既然不得圣意，那就等着再一次的机会吧。
　　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年帝王，一即位就迅速征求了诸位重臣的意见，表明了振兴大宋的决心。但朝中大臣却不以为然，觉得安稳才是第一位。受挫的神宗，就这样想起了王安石，二人目标一致一拍即合。1069年，48岁的王安石入朝任参知政事（有实权的副相），正式主持变法。那些他酝酿已久的想法，迅速变成一条条法案——青苗法：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官府借钱，利息少，不用怕高利贷了;均输法：改革死板的实物赋税，欠收的地方收钱，丰收的地方收实物;市易法：由国家出面，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平衡物价......
　　王安石以为，这样百姓可以得到实惠，国家也能增加收入。可是，新法一公布，收获的却是满朝反对之声。韩琦、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富弼、苏轼、曾巩......还有他的两个弟弟王安礼、王安国，同时期数得着的文人名士，就没几个支持的。
　　这些人，不怕被贬，不怕免官，一根筋地跟他对打擂台。看着一个个同僚、朋友、兄弟站在他的对面，王安石没有丝毫的动摇，他相信时间会为他证明。反对他的人却认为，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很可能适得其反，“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到最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名臣儒吏们或自请外放或被贬，集体退出朝堂。
　　功亏一篑
　　所有的道理王安石都懂，却还是选择了一意孤行。成功了，就功在社稷;失败了，也不过是以身为祭。比起江山永固、百姓富足，个人的悲喜实在微不足道。变法的第四年，皇宫里出现一张图，图上是宫里人从未见过的惨象：有骨瘦如柴的老者，伤心哭泣的大汉，蓬头垢面的村姑，吞吃垃圾的儿童......人人形如饿鬼。两宫太后看后直接泪流满面，指责王安石乱天下，皇帝有负社稷。宋神宗无言以对。
　　很快，消息传到了宰相府，王安石听后一声长叹。他知道，神宗动摇了。他自己，可能也将面临功亏一篑的结局。众叛亲离之下，王安石罢相。虽然不久又复相，但变法的层层受阻，新旧政敌内外夹击，再加上儿子的突然病逝，终是让他精疲力竭，两年不到便再次辞去相位，隐居金陵，再没入朝。
　　回到开头
　　隐居金陵的王安石，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作为一个失势的老头，看望他的人实在不多。然而有一天，他迎来了一个客人，这人就是刚刚离开黄州的苏轼。此后，两人结伴共游，谈禅谈诗谈学术，也谈政治得失。就好像苏轼的一路坎坷，从未与新法与王安石有关;就好像王安石的隐退，也只是时也、命也，与苏轼归属的旧党也无关。
　　苏轼记得，乌台诗案连旧党都在观望时，是远离朝堂的王安石上书皇帝“岂有盛世而殺才士乎”。王安石懂得，旧党上位对新法全盘否定时，觉得新法也有可取之处的苏轼，冒着仕途再添坎坷的风险，没有选择主流意见。
　　一个月后，苏轼离开。临走之前，他送给王安石一首诗：“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很遗憾，他与王安石还是相识太晚。王安石也遗憾，即便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也不该盲目推开所有人。两年后，王安石去世。荒陂上，再不见那个孤身骑驴的身影。
　　王安石选择了做自己梦想的牺牲者。“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这是王安石的信仰。所以什么样的人生方叫人无悔？王安石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吾辈虽不能至，但仍心向往之。
　　做人从不八面玲珑
　　王安石知道，自己并不是个讨喜的人。初入官场时，他在韩琦手下任职。当时韩琦被贬出朝，任扬州知州，王安石为扬州签判。两代名相能以这样的缘分相交，按理说，该成就一段佳话。他们两个却相处得不那么愉快。
　　王安石这人喜欢读书，还经常通宵达旦地读。通宵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第二天肯定不能神采奕奕。再加上为了上班不迟到，王安石很多时候脸也不洗、头也不梳就跑衙门去了。韩琦见他如此神貌，就断定他纵情声色，从不给他好脸色。有一次，韩琦直接告诫王安石，年轻人还是上进点好。王安石见上司这样直接武断下结论，脾气也上来了，毫不解释，只回一句“知道了”，然后继续我行我素。
　　他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求得别人的认可上，别人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被攻击最狠的一次，是变法初期苏洵一篇文章的广传于世。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
　　《辩奸论》洋洋洒洒数百言，以他不通人情为攻击点，将他比作竖刁、易牙、开方这样的奸佞小人。确实，王安石是个连吃饭、洗澡都觉得浪费时间的人。吃东西只求温饱，不谈喜好。一次他吃多了鹿肉，仆人以为终于发现他有喜欢吃的了。结果夫人说：下次把鹿肉放远点，你再看看。果不其然，王安石只是把手边的菜吃完，鹿肉碰都没碰。
　　至于个人卫生问题，王安石是有名的邋遢。一心只为搞事业，甚至放弃生活，这样的人确实比较容易成功。但王安石好像还是忘了，这世道是由人创造的。
　　所有的道理王安石都懂，却还是选择了一意孤行。成功了，就功在社稷;失败了，也不过是以身为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