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在新形势下，当前高校教师普遍面临由世俗化导致的“精神价值危机”，主要表现为知识的文化功能弱化及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传统“士”阶层形成的精神传统如超越的理想和追求、强烈的担当意识和对文化道德修养的注重等，对应对当代高校教师的“精神价值”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士” 精神传统 高校教师 “精神价值危机”
一、当代高校教师的“精神价值”问题
当代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正面临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中的“精神价值”问题。根据当代学者陶东风的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同质性的消解。由此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在知识界产生了“阐释中国的焦虑”及共识的消失；二是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即“由世俗化导致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危机”[1]。
当代高校教师的“精神价值”问题首先表现在知识的文化功能弱化而不断工具化，教师由神圣的事业变为谋生的手段。“师”自古以来就承担着礼乐教化的功能，“官师合一”的传统决定了“师”不仅要传授各种文化知识，还起着提供道德范式、塑造理想人格、引导社会风气的作用。而在当代社会，高校教师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所谓职业化的含义就是：一是掸去知识工作的神圣色彩，把它由一种靠信仰驱动的宗教性事业变成一种有工作纪律约束的谋生手段；二是把知识工作由包打天下的文化启蒙变成专门化、精细化、规范化的研究”[2]。当教师职业的神圣性正逐步丧失之时，教师逐渐丧失对自己职业的敬畏，古代知识分子那种“志于道”的理想和情怀显得迂腐而过时。
其次，这一问题表现在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精神”主要包含三个内容：一是对人的尊严、价值的追求和关切；二是对人类各种精神财富的珍视；三是对人生真谛、人的终极关怀的理性思考。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肇始于西周时期，而在后来的原始儒家表现得最为强烈。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指出人应当超越自然状态而实现人文价值。而这种超越就在于人能知礼义，有道德自觉。儒家的人文精神还表现在始终关注人事的传统，孔子对是否有意志的天很少论及，如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对“天”的论述，并没有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的意味，更多的是对客观条件的无可奈何及一种“天命在我”的自信，同时还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钱穆先生所说“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正和先秦儒家表现出的人文精神相契，“我所谓之道德精神……纯属一种人生行为之实践，而其内在精神则既不是对另一世界有信仰，亦非在理论上做是非之探讨，更非出于实际事务之利害较量”[3]。由先秦儒家光大的人文精神，历代为知识分子中的优秀者而坚守，时至当代，对现实功利的追求正逐渐取代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探索，急功近利的倾向正吞噬部分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而发掘和继承传统“士”阶层的精神传统，有助于应对当代高校教师的“精神价值”问题。
二、传统“士”阶层的精神传统
“士”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独立阶层出现，一般认为在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顾颉刚认为，“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出现，经历了一个由武士而文士的“蜕化”。而余英时在对“士”的传统做了大量经典引证之后，修正了顾颉刚的观点，认为：“严格地说，文士并不是从武士蜕化而来的，他们自有其礼乐诗书的文化渊源。”[4]“士”阶层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勃兴，逐渐形成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特品格，这种品格虽在秦汉大一统乃至历朝有所演变，但其中基本价值观念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恪守的精神传统。
“士”阶层精神传统的第一个特点是有某种超越的追求与理想，即“志于道”。先秦的“士”虽有诸家之分，但是他們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实现自己的“道”为最终理想。尽管各家之道的表现方式、实现途径存在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即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儒家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墨家则“其道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庄子·天下》），将其中心理论“兼爱”建立在“天志”即原始宗教观念基础上；道家虽然激烈地反对礼乐，事实上是针对现实中礼乐沦为形式的各种虚伪现象，而在更高层次上，道家仍然是肯定礼乐的，只是这种礼乐出于自然，是人的真性的流露。由于以形而上的“道”作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先秦的“士”表现出强烈的独立精神，不论是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还是庄子的“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都表现了“士”的独立性和洁身自好的情操。儒家将追求和实践“道”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这种精神到了孟子有了进一步发展：“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士”以继承和光大道统为己任，在“道统”与“政统”即“道”与“势”发生冲突时，往往能做到以“道”抗“势”、以“德”抗“位”，体现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杜维明将“以德抗位”的传统成为“士的自觉”：“孟子……提出在家国天下的脉络中，以‘尚志’胜‘食功’的责任伦理，以及士君子重德不重位、必要时应‘以德抗位’的传统价值。在这个前提下，孟子提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为自我定位的‘士的自觉’。”[5]虽然到了秦汉大一统时期，“势”即君主的权力和意志一度成为绝对的权威，然而这个观念逐渐在知识分子的内心扎根，成为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批判意识的精神支柱。
“士”阶层精神传统的第二个特点是强烈的担当意识。“士”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得位之士自然要为君侯贡献智力、出谋划策，即使不得位之士也会著书立说，臧否得失。这种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首先来自于“士”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士”人相信“道”赋予他们的，是对群氓的礼乐教化和安邦定国的责任。儒家经世传统是最好的明证：孔子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不改其志，孟子更直接发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的豪言。强烈的担当意识使传统知识分子具有忧国忧民的性格，并形成其独特的“耻”感意识。“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耻”感意识带来民族意识、种族意识的高涨。从清末的“公车上书”到民国的“五四”运动，都是知识分子担当意识和经世情怀的延续。“士”的担当意识还和他们的生存方式有关。先秦的“士”在社会地位上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他们的谋生手段便是依靠自身知识和技能。当然，战国时期养贤之风盛行，列国君王出于博取声名和壮大实力的需要，纷纷拉拢“士”人作为自己的智囊，这其中以齐国“稷下学宫”最著名。不从事生产，不担任职务，对政事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和提出批评，逐渐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 “士”阶层精神传统的第三个特点是注重自身文化道德修养，“修己以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士”非常注重自己的修养。“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尧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儒家看来，“修己”是起点，同时是根本途径。“修己”首先在于道德品质提升，曾子对此有正面阐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朱熹解释道：“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仁者，人心之全德……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论语集注》卷四）对理想的追求要超越生死，将其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显然，这种理想主义已经具备宗教情怀。“修己”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孔子从不将自己看做“生知”的圣人，而是自信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同时，怒斥白天睡觉的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论语·公冶长》）；荀子作《劝学》篇，极言后天学习的重要。可见，儒家有一脉相承的重视后天学习的传统。不唯儒士，凡能够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士”，莫不在若干方面具有过人的才识。
三、“士”的精神传统及对当代高校教师的启示
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担当意识和修己传统虽然随着朝代更迭和环境清浊而有所消长、或隐或显，然而其作为知识分子公认的价值追求一直延续至今，对当代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当代高校教师首先要坚持独立的人格。独立人格是从事科学研究、引导社会主导价值的前提条件。孟子心中理想的“士”、“无恒产而有恒心”，强调知识分子不应受到经济状况和地位的制约。当今社会，高校教师在价值观上应具备某种超越功利性，不应以世俗的功利眼光考量自己的地位和得失。唯其如此，才可具备独立的人格，从而在求知之路上有独立的思想。以抗战时期培养大批杰出人才的西南联大为例，“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6]。学术上的研究和探索应当有广阔的天空，而如果受到限制，思想的花朵就要枯萎。萨义德认为，坚持独立人格须具有批判精神：“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7]高校教师的批判精神一方面表现在科研活动中对旧思想的批判及对新思想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中假恶丑现象的揭露，引导大学生不断追求真善美，从而塑造进步的价值观。
当代高校教师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高校教师的社会功能不仅是传授知识、引导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作为知识分子，高校教师还应从事精神生产，最终改造社会、改善人类生活。育人和改造社会是高校教师的两项主要社会责任。在处理与大众的关系上，不应把自己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首先应认识到自己是大众的一分子。池田大作和汤因比曾有过共识：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隔阂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阻碍，“我们首先应当回到知识分子与大众都是相同的人这样一个基点上，应当意识到真正推动历史的不是特定的阶级和集团，而是人类的每一分子”[8]。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人，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不能脱离社会关系成为孤立的存在。其次，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不能在自己构筑的精神王国里悠然自得，而应在保持自己独立性和批判意识的同时，关心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源于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通过现代化传播工具不断交流、激荡，按照西方文化人类学中功能派和批评派的观点，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是双向的。汤用彤认为，“外来文化思想须适应本地环境，所以本地文化虽然发生变化，还不至于全部放弃其固有特性，完全消灭本来的精神”[9]。传统社会中“士”的精神传统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性和固有精神，立足其上，有助于当代高校教师应对新形势下的“精神价值”问题，做到返本开新，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1]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三联书店，1999：10.
[2]李书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A].祝勇.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C].北京：时事出版，1999：276.
[3]钱穆.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上）.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75.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9.
[5]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8.
[6]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9.
[7]單德兴，译.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29.
[8]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樑，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82-83.
[9]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五卷）[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279.
关键词： “士” 精神传统 高校教师 “精神价值危机”
一、当代高校教师的“精神价值”问题
当代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正面临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中的“精神价值”问题。根据当代学者陶东风的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同质性的消解。由此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在知识界产生了“阐释中国的焦虑”及共识的消失；二是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即“由世俗化导致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危机”[1]。
当代高校教师的“精神价值”问题首先表现在知识的文化功能弱化而不断工具化，教师由神圣的事业变为谋生的手段。“师”自古以来就承担着礼乐教化的功能，“官师合一”的传统决定了“师”不仅要传授各种文化知识，还起着提供道德范式、塑造理想人格、引导社会风气的作用。而在当代社会，高校教师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所谓职业化的含义就是：一是掸去知识工作的神圣色彩，把它由一种靠信仰驱动的宗教性事业变成一种有工作纪律约束的谋生手段；二是把知识工作由包打天下的文化启蒙变成专门化、精细化、规范化的研究”[2]。当教师职业的神圣性正逐步丧失之时，教师逐渐丧失对自己职业的敬畏，古代知识分子那种“志于道”的理想和情怀显得迂腐而过时。
其次，这一问题表现在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精神”主要包含三个内容：一是对人的尊严、价值的追求和关切；二是对人类各种精神财富的珍视；三是对人生真谛、人的终极关怀的理性思考。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肇始于西周时期，而在后来的原始儒家表现得最为强烈。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指出人应当超越自然状态而实现人文价值。而这种超越就在于人能知礼义，有道德自觉。儒家的人文精神还表现在始终关注人事的传统，孔子对是否有意志的天很少论及，如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对“天”的论述，并没有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的意味，更多的是对客观条件的无可奈何及一种“天命在我”的自信，同时还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钱穆先生所说“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正和先秦儒家表现出的人文精神相契，“我所谓之道德精神……纯属一种人生行为之实践，而其内在精神则既不是对另一世界有信仰，亦非在理论上做是非之探讨，更非出于实际事务之利害较量”[3]。由先秦儒家光大的人文精神，历代为知识分子中的优秀者而坚守，时至当代，对现实功利的追求正逐渐取代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探索，急功近利的倾向正吞噬部分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而发掘和继承传统“士”阶层的精神传统，有助于应对当代高校教师的“精神价值”问题。
二、传统“士”阶层的精神传统
“士”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独立阶层出现，一般认为在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顾颉刚认为，“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出现，经历了一个由武士而文士的“蜕化”。而余英时在对“士”的传统做了大量经典引证之后，修正了顾颉刚的观点，认为：“严格地说，文士并不是从武士蜕化而来的，他们自有其礼乐诗书的文化渊源。”[4]“士”阶层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勃兴，逐渐形成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特品格，这种品格虽在秦汉大一统乃至历朝有所演变，但其中基本价值观念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恪守的精神传统。
“士”阶层精神传统的第一个特点是有某种超越的追求与理想，即“志于道”。先秦的“士”虽有诸家之分，但是他們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实现自己的“道”为最终理想。尽管各家之道的表现方式、实现途径存在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即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儒家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墨家则“其道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庄子·天下》），将其中心理论“兼爱”建立在“天志”即原始宗教观念基础上；道家虽然激烈地反对礼乐，事实上是针对现实中礼乐沦为形式的各种虚伪现象，而在更高层次上，道家仍然是肯定礼乐的，只是这种礼乐出于自然，是人的真性的流露。由于以形而上的“道”作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先秦的“士”表现出强烈的独立精神，不论是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还是庄子的“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都表现了“士”的独立性和洁身自好的情操。儒家将追求和实践“道”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这种精神到了孟子有了进一步发展：“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士”以继承和光大道统为己任，在“道统”与“政统”即“道”与“势”发生冲突时，往往能做到以“道”抗“势”、以“德”抗“位”，体现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杜维明将“以德抗位”的传统成为“士的自觉”：“孟子……提出在家国天下的脉络中，以‘尚志’胜‘食功’的责任伦理，以及士君子重德不重位、必要时应‘以德抗位’的传统价值。在这个前提下，孟子提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为自我定位的‘士的自觉’。”[5]虽然到了秦汉大一统时期，“势”即君主的权力和意志一度成为绝对的权威，然而这个观念逐渐在知识分子的内心扎根，成为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批判意识的精神支柱。
“士”阶层精神传统的第二个特点是强烈的担当意识。“士”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得位之士自然要为君侯贡献智力、出谋划策，即使不得位之士也会著书立说，臧否得失。这种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首先来自于“士”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士”人相信“道”赋予他们的，是对群氓的礼乐教化和安邦定国的责任。儒家经世传统是最好的明证：孔子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不改其志，孟子更直接发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的豪言。强烈的担当意识使传统知识分子具有忧国忧民的性格，并形成其独特的“耻”感意识。“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耻”感意识带来民族意识、种族意识的高涨。从清末的“公车上书”到民国的“五四”运动，都是知识分子担当意识和经世情怀的延续。“士”的担当意识还和他们的生存方式有关。先秦的“士”在社会地位上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他们的谋生手段便是依靠自身知识和技能。当然，战国时期养贤之风盛行，列国君王出于博取声名和壮大实力的需要，纷纷拉拢“士”人作为自己的智囊，这其中以齐国“稷下学宫”最著名。不从事生产，不担任职务，对政事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和提出批评，逐渐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 “士”阶层精神传统的第三个特点是注重自身文化道德修养，“修己以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士”非常注重自己的修养。“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尧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儒家看来，“修己”是起点，同时是根本途径。“修己”首先在于道德品质提升，曾子对此有正面阐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朱熹解释道：“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仁者，人心之全德……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论语集注》卷四）对理想的追求要超越生死，将其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显然，这种理想主义已经具备宗教情怀。“修己”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孔子从不将自己看做“生知”的圣人，而是自信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同时，怒斥白天睡觉的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论语·公冶长》）；荀子作《劝学》篇，极言后天学习的重要。可见，儒家有一脉相承的重视后天学习的传统。不唯儒士，凡能够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士”，莫不在若干方面具有过人的才识。
三、“士”的精神传统及对当代高校教师的启示
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担当意识和修己传统虽然随着朝代更迭和环境清浊而有所消长、或隐或显，然而其作为知识分子公认的价值追求一直延续至今，对当代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当代高校教师首先要坚持独立的人格。独立人格是从事科学研究、引导社会主导价值的前提条件。孟子心中理想的“士”、“无恒产而有恒心”，强调知识分子不应受到经济状况和地位的制约。当今社会，高校教师在价值观上应具备某种超越功利性，不应以世俗的功利眼光考量自己的地位和得失。唯其如此，才可具备独立的人格，从而在求知之路上有独立的思想。以抗战时期培养大批杰出人才的西南联大为例，“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6]。学术上的研究和探索应当有广阔的天空，而如果受到限制，思想的花朵就要枯萎。萨义德认为，坚持独立人格须具有批判精神：“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7]高校教师的批判精神一方面表现在科研活动中对旧思想的批判及对新思想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中假恶丑现象的揭露，引导大学生不断追求真善美，从而塑造进步的价值观。
当代高校教师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高校教师的社会功能不仅是传授知识、引导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作为知识分子，高校教师还应从事精神生产，最终改造社会、改善人类生活。育人和改造社会是高校教师的两项主要社会责任。在处理与大众的关系上，不应把自己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首先应认识到自己是大众的一分子。池田大作和汤因比曾有过共识：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隔阂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阻碍，“我们首先应当回到知识分子与大众都是相同的人这样一个基点上，应当意识到真正推动历史的不是特定的阶级和集团，而是人类的每一分子”[8]。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人，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不能脱离社会关系成为孤立的存在。其次，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不能在自己构筑的精神王国里悠然自得，而应在保持自己独立性和批判意识的同时，关心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源于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通过现代化传播工具不断交流、激荡，按照西方文化人类学中功能派和批评派的观点，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是双向的。汤用彤认为，“外来文化思想须适应本地环境，所以本地文化虽然发生变化，还不至于全部放弃其固有特性，完全消灭本来的精神”[9]。传统社会中“士”的精神传统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性和固有精神，立足其上，有助于当代高校教师应对新形势下的“精神价值”问题，做到返本开新，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1]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三联书店，1999：10.
[2]李书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A].祝勇.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C].北京：时事出版，1999：276.
[3]钱穆.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上）.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75.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9.
[5]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8.
[6]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9.
[7]單德兴，译.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29.
[8]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樑，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82-83.
[9]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五卷）[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