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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儒家的积极入世到道家的“天人合一”，其本质都是个体生命对社会国家的观照以及对于“自我”的关怀。而杜甫正是在观照自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将思想的重心放置于社会国家，体现出其思想的真诚与热忱。杜甫早期诗文带有明显的隐逸倾向，其本质正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与思考。
关键词：杜甫;隐逸思想;自我;社会国家
关于杜甫的生平分期，有郑振铎“三分期”、游国恩“四分期”、陆侃如“五分期”等不同观点，本文依游国恩分期，将35岁以前，杜甫的读书和壮游时期界定为早期，即天宝六年杜甫返回长安之前。据《杜诗详注·杜工部年谱》，杜甫19岁游山西，20岁游吴越，23岁“公自吴越归，赴京兆贡举，不第”，25岁游齐赵，“30岁时回到洛阳，筑室偃师，在那里结婚，往来偃师、洛阳间”。33岁于洛阳结识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建立了千古傳颂的友谊，二人同游梁、宋。“遇高适，三人酣饮纵游，慷慨怀古”，34岁时再游齐赵，35岁时回到长安，36岁时“公应诏退下，留长安”。35岁之前杜甫度过了人生当中相对轻松惬意的一段时光，“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一、隐逸思想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积极入世反映了士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观照，道家的“天人合一”更加强调的是个体生命对于“自我”价值的关怀和思考。“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进为庙堂，退为山林，隐逸文化的实质是个体生命对于“自我精神”的安放。士子“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但是经过谢安、陶弘景等人借“隐”而“显”之后，已经逐渐被改造为“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的入世手段，唐王朝时更是发展成了不少士子进入仕途的“终南捷径”。
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唐王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了虚应武丁、文王搜贤访隐，都喜欢‘临幸’或礼聘嘉奖，封赏几个‘名扬宇宙’的逸人高士，以示天下归心，坐收点缀升平、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奇效。”上层统治者的大力宣扬无疑促进了隐逸文化的传播。“高宗、武后、玄宗都喜欢礼聘隐者道士，而以玄宗为最;自在东宫时至天宝初约共征隐者道士达七人（包括李白在内）九次之多。”隐逸求道的社会风气一度十分兴盛。
二、杜甫早期诗歌中的隐逸思想
据《杜诗详注》编年，杜甫前期诗歌约三十一首，其中十一首或写与隐士交往，或表达自己隐逸情绪。其中描写与隐士交往的有四首：《题张氏隐居二首》《巳上人茅斋》《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涉及自己隐逸之事有：《夜宴左氏庄》、《龙门》、《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冬日有怀李白》、《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本文拟从其早期诗歌中分析其隐逸思想。
（一）与隐士的交往
杜甫游历期间与隐士张氏、巳上人、旻上人、孔巢父等多有交往，《题张氏隐居》其一写初访张氏，独居无伴，唯有青山，丁丁的伐木声不但没有显得嘈杂，反而更加衬托出环境的清幽，而主人张氏则“不贪”“远害”，“其居其人，皆迥绝尘凡，杳不可即”，“见张君恬退如此，不觉心为之移，欲出焉而有愧斯人，欲处焉而有乖宿愿，是以飘摇无着，如‘泛虚舟’，不知系泊谁边耳”。其二则写两人多次往来之后，相互倾心，张氏留饮，并化“呦呦鹿鸣，食野之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句写二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不但醉归忘险，也忘了平日忧愁。
与张氏饮酒忘忧，与巳上人则是谈佛赋诗，“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在孔巢父执意离开长安、遁世引年时，杜甫极力称赞了孔巢父的高风亮节，说他“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俨然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视富贵如草芥，隐志已决，希望他蓬莱征路有同志契合。
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则描述了在某个秋日无风的日子，迎着南归的雁鸣，两人骑马往鲁城的城北郭外，去拜访一位隐士范十。所谓范十，应该是相互熟悉的朋友之间一种亲热的称呼，就如同称呼李白为李十二一样，只是简略地喊出对方在族中同辈排行里的位置。两人流连至晚，不禁也有了“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的想法，想要像伯夷一样受命不迁，四海逍遥，不愿涉足繁杂俗务。
（二）叙及隐逸之事
一如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流露出的隐逸想法，在左氏庄的夜宴上，风林树叶簌簌作响，一痕纤月坠落西山;弹琴僻静之处，清露沾衣;黑暗中涧水傍着花径流过，泠泠之声盈耳;春星灿烂，夜空犹如透明的屏幕，映带出草堂剪影，这种美好的景象早已使人不禁融入其中，“歌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席上传来的吴音吟咏，勾起了诗人泛舟江南的回忆，想要像范蠡一样乘扁舟游五湖。其实杜甫第一次到奉先寺游玩时就被幽暗山谷中生出的阵阵冷风、月光下林木摇动的疏影、蚀骨侵肌的清冷深深吸引，在这种虚白高寒的环境下突然听到清晨的钟声，内心为之一惊，产生深刻的警悟，像佛家顿悟一样意有所得，“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王嗣奭《杜臆》评《游龙门奉先寺》“景趣泠然，不用禅语而得禅理”。如果说在这首诗里表现得还不够清晰的话，在多年后再游龙门时，面对“断山之上，佛寺闳开，洛城之中，皇居壮丽”，则已有了“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的感慨。
从开元二十九年到天宝三年，杜甫在东都待了四年，对于都市中的机巧世俗、普通民众的生活已有所经历，他在《赠李白》中写道：“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虽然这时的杜甫还在挑剔生活的质量，但是联想到他晚年连蔬食都没有的凄惨生活，可以说30岁的杜甫对在位者尸位素餐、在野者常遭饥馑的生活有了初步认知，堪称愤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先声。然而这时候他却说“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我感到最困难的是缺乏炼金丹的药物，在这深山老林之中，好像用扫帚扫过了一样，连药物的痕迹都没有了。在这段自叙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厌都市而羡山林”的思想倾向，《杜诗详注》评曰：“机巧，则习俗难居。腥膻，则臭味弗投。青精不如大药，叹避世引年之无术矣。”这时李白恰巧被赐金放还，“从高天师授箓，……同时事华盖君，隐王屋山艮岑”，既然自己乏药无术，那么李白或许有办法：“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既然您这么才德杰出的人都脱身俗务，独去寻讨幽隐了，那么我也要离开东都，到梁宋去游历，到时我一定去拜访您。 虽然杜甫去与李白一起求道了，可惜两人或许并没有成功，他在另一首《赠李白》中直接写道：“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慨叹二人失意浪游，漂泊不定，又学道无成，没有像葛洪那样潜心于炼丹求仙，并在《冬日有怀李白》中言：“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自伤流落蹉跎，感慨自己没有像庞德公那样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炼丹，但是仍然没有放弃隐逸的想法，在《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中说自己“瓢饮惟三径，岩栖在百层”，意即自己本来是像许由、蒋诩一样的隐逸之人。
三、杜甫诗歌中的隐逸思想的特殊之处
《庄子》：“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年少的杜甫正是将隐逸视为自我精神的栖息之所。《杜甫全集》共有1480多首诗，但没有一首诗表示要把隐逸当作进入仕途的“终南捷径”。杜甫的隐逸思想显然受到了李白的影响。洪迈《容斋随笔》曾考证“以杜集考之，其称大白及懷增之作，凡十四五篇”，据《杜诗详注》，其中有六首作于天宝六年之前，接近一半，而在这六首中有五首述及隐逸事;此外杜甫曾与李白一同寻仙访道，但彼时的李白刚被赐金放还。如果说李白的求道多少带有一种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宣泄，那么杜甫则显露出更加坚定、执着的价值追寻。
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就经历过应试进士的失败，天宝初在洛阳又初尝世态炎凉的滋味，自叹“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对前途不再那么自信。杜甫晚年曾在《壮游》中谈及应试一事：“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可见应试失败并没有对杜甫产生太大的影响，他仍然“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总结道：“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头，是一时的念头。”虽然杜甫之后的诗歌依然流露出隐逸的想法，如《秦州杂诗二十首》，但最终并没有走上隐逸的道路。杜甫将“自我精神”安放于隐逸文化之中，却始终保有对社会国家的热忱。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3] 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闻一多.唐诗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6] 陈贻焮.杜甫评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 刘长东.论杜甫的隐逸思想[J].杜甫研究学刊，1994，03：19-24+8.
[8] 吴增辉.论杜甫与陶渊明对田园的不同心态[J].九江学院学报，2006，02：10-15.
[9] 杨银娥.从李白、杜甫、苏轼看中国文人的入仕与归隐思想[J].语文学刊，2009，07：66-68.
[10] 杨晓霭，罗霄.试论杜甫诗歌中的隐逸思想[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01：12-18.
[11] 谭卓华.从桃花源到浣花溪——杜甫对陶渊明精神家园的守望[D].辽宁师范大学，2010.
[12] 高艳芳.杜甫诗歌中的隐逸思想[J].柳州师专学报，2011，05：32-34.
[13] 崔晓莉.幸近幽人屋，霜根结在兹——杜甫隐逸思想探析[J].长城，2013，10：108-109.
关键词：杜甫;隐逸思想;自我;社会国家
关于杜甫的生平分期，有郑振铎“三分期”、游国恩“四分期”、陆侃如“五分期”等不同观点，本文依游国恩分期，将35岁以前，杜甫的读书和壮游时期界定为早期，即天宝六年杜甫返回长安之前。据《杜诗详注·杜工部年谱》，杜甫19岁游山西，20岁游吴越，23岁“公自吴越归，赴京兆贡举，不第”，25岁游齐赵，“30岁时回到洛阳，筑室偃师，在那里结婚，往来偃师、洛阳间”。33岁于洛阳结识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建立了千古傳颂的友谊，二人同游梁、宋。“遇高适，三人酣饮纵游，慷慨怀古”，34岁时再游齐赵，35岁时回到长安，36岁时“公应诏退下，留长安”。35岁之前杜甫度过了人生当中相对轻松惬意的一段时光，“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一、隐逸思想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积极入世反映了士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观照，道家的“天人合一”更加强调的是个体生命对于“自我”价值的关怀和思考。“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进为庙堂，退为山林，隐逸文化的实质是个体生命对于“自我精神”的安放。士子“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但是经过谢安、陶弘景等人借“隐”而“显”之后，已经逐渐被改造为“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的入世手段，唐王朝时更是发展成了不少士子进入仕途的“终南捷径”。
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唐王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了虚应武丁、文王搜贤访隐，都喜欢‘临幸’或礼聘嘉奖，封赏几个‘名扬宇宙’的逸人高士，以示天下归心，坐收点缀升平、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奇效。”上层统治者的大力宣扬无疑促进了隐逸文化的传播。“高宗、武后、玄宗都喜欢礼聘隐者道士，而以玄宗为最;自在东宫时至天宝初约共征隐者道士达七人（包括李白在内）九次之多。”隐逸求道的社会风气一度十分兴盛。
二、杜甫早期诗歌中的隐逸思想
据《杜诗详注》编年，杜甫前期诗歌约三十一首，其中十一首或写与隐士交往，或表达自己隐逸情绪。其中描写与隐士交往的有四首：《题张氏隐居二首》《巳上人茅斋》《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涉及自己隐逸之事有：《夜宴左氏庄》、《龙门》、《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冬日有怀李白》、《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本文拟从其早期诗歌中分析其隐逸思想。
（一）与隐士的交往
杜甫游历期间与隐士张氏、巳上人、旻上人、孔巢父等多有交往，《题张氏隐居》其一写初访张氏，独居无伴，唯有青山，丁丁的伐木声不但没有显得嘈杂，反而更加衬托出环境的清幽，而主人张氏则“不贪”“远害”，“其居其人，皆迥绝尘凡，杳不可即”，“见张君恬退如此，不觉心为之移，欲出焉而有愧斯人，欲处焉而有乖宿愿，是以飘摇无着，如‘泛虚舟’，不知系泊谁边耳”。其二则写两人多次往来之后，相互倾心，张氏留饮，并化“呦呦鹿鸣，食野之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句写二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不但醉归忘险，也忘了平日忧愁。
与张氏饮酒忘忧，与巳上人则是谈佛赋诗，“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在孔巢父执意离开长安、遁世引年时，杜甫极力称赞了孔巢父的高风亮节，说他“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俨然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视富贵如草芥，隐志已决，希望他蓬莱征路有同志契合。
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则描述了在某个秋日无风的日子，迎着南归的雁鸣，两人骑马往鲁城的城北郭外，去拜访一位隐士范十。所谓范十，应该是相互熟悉的朋友之间一种亲热的称呼，就如同称呼李白为李十二一样，只是简略地喊出对方在族中同辈排行里的位置。两人流连至晚，不禁也有了“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的想法，想要像伯夷一样受命不迁，四海逍遥，不愿涉足繁杂俗务。
（二）叙及隐逸之事
一如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流露出的隐逸想法，在左氏庄的夜宴上，风林树叶簌簌作响，一痕纤月坠落西山;弹琴僻静之处，清露沾衣;黑暗中涧水傍着花径流过，泠泠之声盈耳;春星灿烂，夜空犹如透明的屏幕，映带出草堂剪影，这种美好的景象早已使人不禁融入其中，“歌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席上传来的吴音吟咏，勾起了诗人泛舟江南的回忆，想要像范蠡一样乘扁舟游五湖。其实杜甫第一次到奉先寺游玩时就被幽暗山谷中生出的阵阵冷风、月光下林木摇动的疏影、蚀骨侵肌的清冷深深吸引，在这种虚白高寒的环境下突然听到清晨的钟声，内心为之一惊，产生深刻的警悟，像佛家顿悟一样意有所得，“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王嗣奭《杜臆》评《游龙门奉先寺》“景趣泠然，不用禅语而得禅理”。如果说在这首诗里表现得还不够清晰的话，在多年后再游龙门时，面对“断山之上，佛寺闳开，洛城之中，皇居壮丽”，则已有了“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的感慨。
从开元二十九年到天宝三年，杜甫在东都待了四年，对于都市中的机巧世俗、普通民众的生活已有所经历，他在《赠李白》中写道：“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虽然这时的杜甫还在挑剔生活的质量，但是联想到他晚年连蔬食都没有的凄惨生活，可以说30岁的杜甫对在位者尸位素餐、在野者常遭饥馑的生活有了初步认知，堪称愤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先声。然而这时候他却说“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我感到最困难的是缺乏炼金丹的药物，在这深山老林之中，好像用扫帚扫过了一样，连药物的痕迹都没有了。在这段自叙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厌都市而羡山林”的思想倾向，《杜诗详注》评曰：“机巧，则习俗难居。腥膻，则臭味弗投。青精不如大药，叹避世引年之无术矣。”这时李白恰巧被赐金放还，“从高天师授箓，……同时事华盖君，隐王屋山艮岑”，既然自己乏药无术，那么李白或许有办法：“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既然您这么才德杰出的人都脱身俗务，独去寻讨幽隐了，那么我也要离开东都，到梁宋去游历，到时我一定去拜访您。 虽然杜甫去与李白一起求道了，可惜两人或许并没有成功，他在另一首《赠李白》中直接写道：“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慨叹二人失意浪游，漂泊不定，又学道无成，没有像葛洪那样潜心于炼丹求仙，并在《冬日有怀李白》中言：“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自伤流落蹉跎，感慨自己没有像庞德公那样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炼丹，但是仍然没有放弃隐逸的想法，在《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中说自己“瓢饮惟三径，岩栖在百层”，意即自己本来是像许由、蒋诩一样的隐逸之人。
三、杜甫诗歌中的隐逸思想的特殊之处
《庄子》：“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年少的杜甫正是将隐逸视为自我精神的栖息之所。《杜甫全集》共有1480多首诗，但没有一首诗表示要把隐逸当作进入仕途的“终南捷径”。杜甫的隐逸思想显然受到了李白的影响。洪迈《容斋随笔》曾考证“以杜集考之，其称大白及懷增之作，凡十四五篇”，据《杜诗详注》，其中有六首作于天宝六年之前，接近一半，而在这六首中有五首述及隐逸事;此外杜甫曾与李白一同寻仙访道，但彼时的李白刚被赐金放还。如果说李白的求道多少带有一种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宣泄，那么杜甫则显露出更加坚定、执着的价值追寻。
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就经历过应试进士的失败，天宝初在洛阳又初尝世态炎凉的滋味，自叹“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对前途不再那么自信。杜甫晚年曾在《壮游》中谈及应试一事：“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可见应试失败并没有对杜甫产生太大的影响，他仍然“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总结道：“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头，是一时的念头。”虽然杜甫之后的诗歌依然流露出隐逸的想法，如《秦州杂诗二十首》，但最终并没有走上隐逸的道路。杜甫将“自我精神”安放于隐逸文化之中，却始终保有对社会国家的热忱。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3] 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闻一多.唐诗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6] 陈贻焮.杜甫评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 刘长东.论杜甫的隐逸思想[J].杜甫研究学刊，1994，03：19-24+8.
[8] 吴增辉.论杜甫与陶渊明对田园的不同心态[J].九江学院学报，2006，02：10-15.
[9] 杨银娥.从李白、杜甫、苏轼看中国文人的入仕与归隐思想[J].语文学刊，2009，07：66-68.
[10] 杨晓霭，罗霄.试论杜甫诗歌中的隐逸思想[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01：12-18.
[11] 谭卓华.从桃花源到浣花溪——杜甫对陶渊明精神家园的守望[D].辽宁师范大学，2010.
[12] 高艳芳.杜甫诗歌中的隐逸思想[J].柳州师专学报，2011，05：32-34.
[13] 崔晓莉.幸近幽人屋，霜根结在兹——杜甫隐逸思想探析[J].长城，2013，10：108-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