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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彭迪 采访：黄欢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访问美国。彭迪以新闻助理身份随同，见证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此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首任社长，亲历了中美建交之初的风风雨雨。
来自外交部的电话
1979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到外交部的一个电话：“彭迪同志，现在通知你，这次随邓副总理访美的正式代表团成员里有你的名字，你担任新闻助理”。
放下电话，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971第一次去美国的情景。
那是1971年10月，我随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临走前，周恩来总理到飞机场，与代表团团长乔冠华、我和钱行（编者注：彭迪先生夫人）单独谈话，面授机宜：“你们是7亿中国人民的代表，要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世界的支持。对美国也不要用粗暴的语言，百事要讲道理。”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
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笑逐颜开。我们的一些小国家的“穷朋友”，也异常高兴，甚至站起来跳舞。但在场的一些美国代表很不高兴地叫到：“这是严肃的会议，请不要大声喧哗！”那个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和谐。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乔冠华和基辛格在上海进行了几天相当艰难的谈判，当时被称作“基乔会谈”。27日凌晨2点，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周恩来把《上海公报》的定稿文本交给我，郑重地说：“这是最后定稿，你负责拿到新华社去。一定要严守时间，与美国同时发表。”我点了点头。
下午5点，新闻界准时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随后，基辛格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80多个记者都在场。当时，我很紧张，不知道美国记者会如何抓住台湾问题来刁难。然而，基辛格比我想象中要厉害得多，他一上台便说道：“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关于台湾问题，请各位看公报，不要提问题了。”果然，这个尖锐的问题，没有人纠缠。
尼克松回国了。《上海公报》留下的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端。
1978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报：十时将有重要新闻播出。
上午十时，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共报，中美终于建交了！
此次邓副总理访问美国，又将是中美外交上的一个创举！而我也将成为祖国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已经不是用一个“激动”能形容得了。
爆竹声中启程赴美
邓小平正式访美的日子定在1月28日。
外交部长黄华负责组建由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外交部官员中有副外长章文晋、浦寿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冀朝铸（兼翻译）。我当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此次出访担任新闻助理，同为新闻记者出身的谭文瑞、李慎之担任代表团顾问。
最后确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22人，随行工作人员24人，另外还有33个随行记者。
从我接到命令到出发的日子，也不过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的时间，大多数是在会议中渡过的。出发的前两天，黄华、章文晋和我来到邓副总理的家里。
他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目前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美国记者提出要采访您。”我提出。
“这个没有问题。你去安排。”
“好，您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什么指示，你自己决定。没有什么重大事情，不用请示我。”
邓小平的信任让我感到喜悦同时又责任重大。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说话不多，但很认真，在这个简单的会客厅里，我们谈到半夜。
1979年1月28日，正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千家万户正欢度春节。爆竹声里，天光渐亮，首都机场就忙碌开了。
虽然寒气逼人，仍然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余秋里、王震、康世恩、陈慕华、耿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外贸部部长李强等一行几十人裹着厚厚的衣服，来到机场送行。
正当邓小平冲着舷窗，微笑着向送行的人们挥手道别时，机长徐柏龄带来一个消息：最新气象报告，上海大雾，虹桥机场的地面能见度只有100米！不符合飞行标准。飞机只好关机。
邓小平看了看手表，神色有些着急，但是此时不能起飞，没有其他的办法。大家只好下飞机到休息室等候。
飞行专家们在讨论。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与空军指挥员的意见不一：前者认为上海大雾有可能减弱，可以起飞，以免耽误行程；但是后者比较谨慎，认为飞行应该取消。双方意见争执难下。
这时，只好直接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听了，简短地说：“要起飞，日程都安排好了，不能耽误！”于是，他很快站了起来。大步地走向飞机。我们紧跟其后。
9时45分，我们乘坐的波音707专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腾空而起。
“顿顿都是小牛肉”
美国东部时间1979年1月28日下午4时30分，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南部的安德鲁空军基地，此时华盛顿的天空正飘着小雪。
邓小平穿着厚厚的深灰色大衣，走了出来。严寒中，有400余人前来机场迎接，包括美国各界人士、旅美华侨等等。一条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欢迎的人们手举中美两国国旗不停地挥动。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迎上去握手欢迎。
后来才知道，这次美国政府的迎宾规格超出了常规。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外国元首对美国作正式访问，美方也只由高级礼宾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后等待前来的贵宾。
邓小平没有在机场发表讲话，即刻乘车离开机场，前往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宾馆。我和其他大部分成员一样，前往麦迪逊饭店下榻。
1月29日将近十点，邓小平夫妇与中国代表团总共22人进入白宫南草坪。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在白宫的旗杆上与美国国旗并排飘扬。上千名欢迎者挥舞着手中的中美两国国旗，向邓小平副总理欢呼。
十点，卡特总统走出白宫。欢迎仪式开始。礼炮鸣放19响，接着仪仗队先后奏响两国国歌。
卡特发表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美国人民欢迎你，副总理先生。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
邓紧接着致答词：“尽管近30年来我们之间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是由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现在两国关系终于恢复正常……”
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卡特一同走进白宫会议室。我作为新闻助理，紧跟其后。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双方代表坐下，我的旁边坐的是安全助理凌云。邓小平和卡特开始会谈起来。
会谈刚开始的时候，卡特拿出一个稿子，正准备正儿八经地念，此时邓小平已经随口说开了。卡特见状，赶紧悄悄地将稿子收起来。
当晚，白宫宴会厅举行了国宴。他们做过调查，知道邓小平爱吃小牛肉，几乎每顿饭都为他准备了。以至于后来有人问邓小平：“您这次来美国最大的印象是什么？”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地说：“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
在历时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
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要求丝毫没有放松。我对双方领导的合作诚意和政策意图心领神会。报道中，对两国间开始的外交、经济、科技、政治甚至军事上的合作，反映得比较充分。
访问是成功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对广大的美国人民来说，邓小平的访问带来了愉快和欢乐。每一个人都要见一见他，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邓小平的政治家风度和招人喜爱的性格为这次访问增加了光彩，很多美国人为之感动。纽约州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说：“副总理肯定给美国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
离开的前夜，我彻夜未眠。连夜写了一篇稿子：历史性的访问，深远的影响。
卡特对中国记者的支持
邓小平与卡特的会谈中，提出了互换记者，要在美国设立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就这样，我被赋予了新使命——赴美担任驻华盛顿分社首任社长。两个月后，我再一次踏上赴美的旅途。
白宫的两任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成为了我的好友。国务院重要官员沃尔福威茨，还有威信很高的议员亨利·杰克逊，都成为我们经常互邀到家里做客的对象。每次人数不多，但是我们在一起谈得很深入、很透彻。
有一次，布热津斯基在我们分社的客厅里，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在中美建交这个问题上，我是费尽了心思。当时在美国是不少人反对的。我用了点诀窍：在某一种情况下投票是不需要议会的。不经过投票总统就决定了。”说完他哈哈大笑。
1980年，美国有一次会议，讨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我作为记者旁听，杰克逊一力争取，决议最后终于通过。杰克逊竟然高兴地站起来向我挥手，他脸上的兴奋劲，让我深受感动。
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与我的夫人钱行更是深交，有如家人。在她家里，除了邀请我们参加大型酒会，也经常介绍参议员、政界要员与我们认识、交谈，这些社交活动把我们带进美国的政治世界，这对我们的工作是相当有帮助的。
中美刚刚建交，卡特总统对中国记者的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的体会很是直接。
我在白宫采访受到的待遇，几乎同美国政府亲信的美国记者相同：参加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举行的吹风会，跟随卡特总统的专机出访等等。我随时可以和白宫的新闻官接触、交谈以及共同进餐。
1981年，美国新闻处组织了一次访问美国海、陆、空军基地的记者团，我也被邀请参加。我们不仅看到美国的多种军事装备和演习，登上军舰和飞机察看，而且可以同许多军官、士兵交谈。这是一次打开眼界的旅行，惊奇之余，也深感荣幸。
这些经历，让我感到了中美关系继续往前发展的势头，令人鼓舞，但是好景不长，里根上台，立刻出现逆转。
舆论交锋
1980年，里根已经当选总统，尚未正式就职。他的顾问们认为扭转尼克松以来对华政策时机已到，跃跃欲试。
一天，我正在分社办公室办公，收到消息，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国际中心主任雷·克莱因在新加坡作报告，声称中国应“恢复文明的行为准则”和“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并称台湾是美国的“盟国”，甚至在台湾问题上指责北京“公然干涉美国的内政”。
我听到这个消息，相当紧张，但很快又镇定下来。我感到此人来头不小，他的讲话势必影响到美国的视听和国策。
11月29日，我义愤填膺地赶写了一篇评论驳斥他的观点，并指出“堂堂美国战略家竟然弄不清谁干涉了谁的内政”，“似乎把人们带到了弱肉强食的时代”，“实在使美国丢丑”。
这篇文章经总社发出以后，出乎我的意料，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
美国一些大报纸《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旧金山纪事报》竞相转载，大多引用我的原话。《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不认识的记者给我来电话：“看了你写的文章，一口气读完了！祝贺你！你一来就出名了！”
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连忙发出通报，指出克莱因的话不代表里根，并告诫白宫班子的顾问不得在外边胡说八道。克莱因本来可以当大官，但捅了这个娄子，官也丢了。很快，艾伦特地派人来核实，问我是否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通报，声明不想引起中国的误会。
然而，又一个危机扑面而来。
里根总统即将正式就职，我听说台湾高级代表蒋彦士收到请帖，将出席就职典礼。贵宾席上出现“两个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
万分焦急之下，我很快找到了同里根班子根底不浅的美国保守派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他是我往来较多的一个朋友。
我对他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它可能破坏中美关系到难以收拾的局面。”
当天晚上，他将结果告诉我：“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
在里根总统就职典礼上，正在华盛顿的蒋彦士突然“称病住院”，没有出席典礼。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故意走过来，悄悄地问：“没有看到蒋彦士吧？”
里根上台，虽然紧张，但还算稳定。然而，在美国新闻界，仍有不少媒体公然指责诋毁中国，对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大为不满。
1981年7月10日，美国影响力最大而又最保守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没有脊梁骨的外交”社论，骂美国政府对中国阿谀奉承，讨好北京，公然要求里根政府支持台湾“自由中国”反对北京的“红色中国”。
当晚我写了一篇“《华尔街日报》的脊梁骨有多硬！”予以驳斥。我的结语是：谁要在台湾问题上不尊重中国的主权，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甚至动手动脚，那么，请他记住：十亿中国人民是不会任人欺凌的。
《华尔街日报》不肯善罢甘休，接着又在1981年10月15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中国人的幻想”。我立即回敬一篇“《华尔街日报》的幻想”。
《华尔街日报》又发表了一篇“一鸟在手”，把台湾比作美国的一只“鸟”，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放掉台湾这个“可靠的盟友”。我亦当仁不让，回了一篇“《华尔街日报》旧病复发”驳斥。
如此交锋多次，引起美国有关各界的关注。
《亚洲华尔街日报》于1981年7月15日头版头条用半个版面将《华尔街日报》的“没有脊梁骨的外交”和我的“《华尔街日报》的脊梁骨有多硬！”原文同时刊载发表，并加了一个编者按：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重新起用了一些冷战语言，敦促里根政府增加对台湾的支援。后看到它引起中国新华通讯社迅速而也带感情的反应。这篇反驳文章的作者是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彭迪。本报现将《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和新华社的反驳同时刊载于下。”
对中国记者的文章如此处理，在美国报纸是没有过的，足见美国舆论界对此事的关注。
经过多次交锋之后，《华尔街日报》副总编辑利普斯基先后给我写了两封信，邀请我和钱行一同前往共进午餐。在《华尔街日报》大楼贵宾室饭桌上，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双方都比较克制，彬彬有礼。在原则上，虽各有各的，但气氛尚好，我们增进了互相的了解。从那以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要克制得多了。
里根惊叹兵马俑
1984年4月，里根总统即将踏上访问中国的旅程。在此之前，我向白宫新闻官提出采访要求，他非常乐意。
我来到白宫，里根总统很热情。握手之后，我走到他旁边的椅子，看着眼前的这把沙发椅，觉得十分眼熟：邓小平曾经坐在这把椅子上同卡特总统会谈。
我问他：“您是否仍然坚持台湾是美国的盟友？”我的心里既期待也忐忑。
他回答得很好。他说：“我们仍然支持一个中国。我们跟台湾是非官方的关系。”
我稍稍松了口气。我接着问：“您就要去中国访问了，您了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他笑道：“这个问题去问我的妻子南希吧，她很喜欢中国，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材料。我实在来不及准备，没看那么多材料。”说罢，便哈哈大笑！
他访问中国回来之后，对中国的印象非常好。后来，非洲有个国家元首到白宫访问，时间只有半个小时，里根却用了20分钟，一直在详细地讲述中国的兵马俑。他连连说道：“中国真是个文化大国，了不起呀！”
我后来听到这个消息，好笑之余更觉得自豪。
1984年8月，我接到总社的命令，我在美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即日启程回国。
我隔着舷窗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回想起这几年在美国的风风雨雨。我以自己能为国家做一点微小的贡献而感到欣慰，同时也因为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关注中美关系发展的动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维护中美关系而感到遗憾。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访问美国。彭迪以新闻助理身份随同，见证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此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首任社长，亲历了中美建交之初的风风雨雨。
来自外交部的电话
1979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到外交部的一个电话：“彭迪同志，现在通知你，这次随邓副总理访美的正式代表团成员里有你的名字，你担任新闻助理”。
放下电话，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971第一次去美国的情景。
那是1971年10月，我随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临走前，周恩来总理到飞机场，与代表团团长乔冠华、我和钱行（编者注：彭迪先生夫人）单独谈话，面授机宜：“你们是7亿中国人民的代表，要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世界的支持。对美国也不要用粗暴的语言，百事要讲道理。”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
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笑逐颜开。我们的一些小国家的“穷朋友”，也异常高兴，甚至站起来跳舞。但在场的一些美国代表很不高兴地叫到：“这是严肃的会议，请不要大声喧哗！”那个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和谐。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乔冠华和基辛格在上海进行了几天相当艰难的谈判，当时被称作“基乔会谈”。27日凌晨2点，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周恩来把《上海公报》的定稿文本交给我，郑重地说：“这是最后定稿，你负责拿到新华社去。一定要严守时间，与美国同时发表。”我点了点头。
下午5点，新闻界准时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随后，基辛格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80多个记者都在场。当时，我很紧张，不知道美国记者会如何抓住台湾问题来刁难。然而，基辛格比我想象中要厉害得多，他一上台便说道：“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关于台湾问题，请各位看公报，不要提问题了。”果然，这个尖锐的问题，没有人纠缠。
尼克松回国了。《上海公报》留下的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端。
1978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报：十时将有重要新闻播出。
上午十时，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共报，中美终于建交了！
此次邓副总理访问美国，又将是中美外交上的一个创举！而我也将成为祖国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已经不是用一个“激动”能形容得了。
爆竹声中启程赴美
邓小平正式访美的日子定在1月28日。
外交部长黄华负责组建由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外交部官员中有副外长章文晋、浦寿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冀朝铸（兼翻译）。我当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此次出访担任新闻助理，同为新闻记者出身的谭文瑞、李慎之担任代表团顾问。
最后确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22人，随行工作人员24人，另外还有33个随行记者。
从我接到命令到出发的日子，也不过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的时间，大多数是在会议中渡过的。出发的前两天，黄华、章文晋和我来到邓副总理的家里。
他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目前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美国记者提出要采访您。”我提出。
“这个没有问题。你去安排。”
“好，您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什么指示，你自己决定。没有什么重大事情，不用请示我。”
邓小平的信任让我感到喜悦同时又责任重大。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说话不多，但很认真，在这个简单的会客厅里，我们谈到半夜。
1979年1月28日，正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千家万户正欢度春节。爆竹声里，天光渐亮，首都机场就忙碌开了。
虽然寒气逼人，仍然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余秋里、王震、康世恩、陈慕华、耿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外贸部部长李强等一行几十人裹着厚厚的衣服，来到机场送行。
正当邓小平冲着舷窗，微笑着向送行的人们挥手道别时，机长徐柏龄带来一个消息：最新气象报告，上海大雾，虹桥机场的地面能见度只有100米！不符合飞行标准。飞机只好关机。
邓小平看了看手表，神色有些着急，但是此时不能起飞，没有其他的办法。大家只好下飞机到休息室等候。
飞行专家们在讨论。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与空军指挥员的意见不一：前者认为上海大雾有可能减弱，可以起飞，以免耽误行程；但是后者比较谨慎，认为飞行应该取消。双方意见争执难下。
这时，只好直接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听了，简短地说：“要起飞，日程都安排好了，不能耽误！”于是，他很快站了起来。大步地走向飞机。我们紧跟其后。
9时45分，我们乘坐的波音707专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腾空而起。
“顿顿都是小牛肉”
美国东部时间1979年1月28日下午4时30分，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南部的安德鲁空军基地，此时华盛顿的天空正飘着小雪。
邓小平穿着厚厚的深灰色大衣，走了出来。严寒中，有400余人前来机场迎接，包括美国各界人士、旅美华侨等等。一条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欢迎的人们手举中美两国国旗不停地挥动。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迎上去握手欢迎。
后来才知道，这次美国政府的迎宾规格超出了常规。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外国元首对美国作正式访问，美方也只由高级礼宾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后等待前来的贵宾。
邓小平没有在机场发表讲话，即刻乘车离开机场，前往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宾馆。我和其他大部分成员一样，前往麦迪逊饭店下榻。
1月29日将近十点，邓小平夫妇与中国代表团总共22人进入白宫南草坪。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在白宫的旗杆上与美国国旗并排飘扬。上千名欢迎者挥舞着手中的中美两国国旗，向邓小平副总理欢呼。
十点，卡特总统走出白宫。欢迎仪式开始。礼炮鸣放19响，接着仪仗队先后奏响两国国歌。
卡特发表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美国人民欢迎你，副总理先生。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
邓紧接着致答词：“尽管近30年来我们之间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是由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现在两国关系终于恢复正常……”
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卡特一同走进白宫会议室。我作为新闻助理，紧跟其后。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双方代表坐下，我的旁边坐的是安全助理凌云。邓小平和卡特开始会谈起来。
会谈刚开始的时候，卡特拿出一个稿子，正准备正儿八经地念，此时邓小平已经随口说开了。卡特见状，赶紧悄悄地将稿子收起来。
当晚，白宫宴会厅举行了国宴。他们做过调查，知道邓小平爱吃小牛肉，几乎每顿饭都为他准备了。以至于后来有人问邓小平：“您这次来美国最大的印象是什么？”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地说：“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
在历时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
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要求丝毫没有放松。我对双方领导的合作诚意和政策意图心领神会。报道中，对两国间开始的外交、经济、科技、政治甚至军事上的合作，反映得比较充分。
访问是成功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对广大的美国人民来说，邓小平的访问带来了愉快和欢乐。每一个人都要见一见他，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邓小平的政治家风度和招人喜爱的性格为这次访问增加了光彩，很多美国人为之感动。纽约州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说：“副总理肯定给美国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
离开的前夜，我彻夜未眠。连夜写了一篇稿子：历史性的访问，深远的影响。
卡特对中国记者的支持
邓小平与卡特的会谈中，提出了互换记者，要在美国设立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就这样，我被赋予了新使命——赴美担任驻华盛顿分社首任社长。两个月后，我再一次踏上赴美的旅途。
白宫的两任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成为了我的好友。国务院重要官员沃尔福威茨，还有威信很高的议员亨利·杰克逊，都成为我们经常互邀到家里做客的对象。每次人数不多，但是我们在一起谈得很深入、很透彻。
有一次，布热津斯基在我们分社的客厅里，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在中美建交这个问题上，我是费尽了心思。当时在美国是不少人反对的。我用了点诀窍：在某一种情况下投票是不需要议会的。不经过投票总统就决定了。”说完他哈哈大笑。
1980年，美国有一次会议，讨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我作为记者旁听，杰克逊一力争取，决议最后终于通过。杰克逊竟然高兴地站起来向我挥手，他脸上的兴奋劲，让我深受感动。
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与我的夫人钱行更是深交，有如家人。在她家里，除了邀请我们参加大型酒会，也经常介绍参议员、政界要员与我们认识、交谈，这些社交活动把我们带进美国的政治世界，这对我们的工作是相当有帮助的。
中美刚刚建交，卡特总统对中国记者的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的体会很是直接。
我在白宫采访受到的待遇，几乎同美国政府亲信的美国记者相同：参加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举行的吹风会，跟随卡特总统的专机出访等等。我随时可以和白宫的新闻官接触、交谈以及共同进餐。
1981年，美国新闻处组织了一次访问美国海、陆、空军基地的记者团，我也被邀请参加。我们不仅看到美国的多种军事装备和演习，登上军舰和飞机察看，而且可以同许多军官、士兵交谈。这是一次打开眼界的旅行，惊奇之余，也深感荣幸。
这些经历，让我感到了中美关系继续往前发展的势头，令人鼓舞，但是好景不长，里根上台，立刻出现逆转。
舆论交锋
1980年，里根已经当选总统，尚未正式就职。他的顾问们认为扭转尼克松以来对华政策时机已到，跃跃欲试。
一天，我正在分社办公室办公，收到消息，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国际中心主任雷·克莱因在新加坡作报告，声称中国应“恢复文明的行为准则”和“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并称台湾是美国的“盟国”，甚至在台湾问题上指责北京“公然干涉美国的内政”。
我听到这个消息，相当紧张，但很快又镇定下来。我感到此人来头不小，他的讲话势必影响到美国的视听和国策。
11月29日，我义愤填膺地赶写了一篇评论驳斥他的观点，并指出“堂堂美国战略家竟然弄不清谁干涉了谁的内政”，“似乎把人们带到了弱肉强食的时代”，“实在使美国丢丑”。
这篇文章经总社发出以后，出乎我的意料，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
美国一些大报纸《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旧金山纪事报》竞相转载，大多引用我的原话。《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不认识的记者给我来电话：“看了你写的文章，一口气读完了！祝贺你！你一来就出名了！”
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连忙发出通报，指出克莱因的话不代表里根，并告诫白宫班子的顾问不得在外边胡说八道。克莱因本来可以当大官，但捅了这个娄子，官也丢了。很快，艾伦特地派人来核实，问我是否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通报，声明不想引起中国的误会。
然而，又一个危机扑面而来。
里根总统即将正式就职，我听说台湾高级代表蒋彦士收到请帖，将出席就职典礼。贵宾席上出现“两个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
万分焦急之下，我很快找到了同里根班子根底不浅的美国保守派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他是我往来较多的一个朋友。
我对他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它可能破坏中美关系到难以收拾的局面。”
当天晚上，他将结果告诉我：“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
在里根总统就职典礼上，正在华盛顿的蒋彦士突然“称病住院”，没有出席典礼。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故意走过来，悄悄地问：“没有看到蒋彦士吧？”
里根上台，虽然紧张，但还算稳定。然而，在美国新闻界，仍有不少媒体公然指责诋毁中国，对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大为不满。
1981年7月10日，美国影响力最大而又最保守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没有脊梁骨的外交”社论，骂美国政府对中国阿谀奉承，讨好北京，公然要求里根政府支持台湾“自由中国”反对北京的“红色中国”。
当晚我写了一篇“《华尔街日报》的脊梁骨有多硬！”予以驳斥。我的结语是：谁要在台湾问题上不尊重中国的主权，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甚至动手动脚，那么，请他记住：十亿中国人民是不会任人欺凌的。
《华尔街日报》不肯善罢甘休，接着又在1981年10月15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中国人的幻想”。我立即回敬一篇“《华尔街日报》的幻想”。
《华尔街日报》又发表了一篇“一鸟在手”，把台湾比作美国的一只“鸟”，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放掉台湾这个“可靠的盟友”。我亦当仁不让，回了一篇“《华尔街日报》旧病复发”驳斥。
如此交锋多次，引起美国有关各界的关注。
《亚洲华尔街日报》于1981年7月15日头版头条用半个版面将《华尔街日报》的“没有脊梁骨的外交”和我的“《华尔街日报》的脊梁骨有多硬！”原文同时刊载发表，并加了一个编者按：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重新起用了一些冷战语言，敦促里根政府增加对台湾的支援。后看到它引起中国新华通讯社迅速而也带感情的反应。这篇反驳文章的作者是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彭迪。本报现将《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和新华社的反驳同时刊载于下。”
对中国记者的文章如此处理，在美国报纸是没有过的，足见美国舆论界对此事的关注。
经过多次交锋之后，《华尔街日报》副总编辑利普斯基先后给我写了两封信，邀请我和钱行一同前往共进午餐。在《华尔街日报》大楼贵宾室饭桌上，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双方都比较克制，彬彬有礼。在原则上，虽各有各的，但气氛尚好，我们增进了互相的了解。从那以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要克制得多了。
里根惊叹兵马俑
1984年4月，里根总统即将踏上访问中国的旅程。在此之前，我向白宫新闻官提出采访要求，他非常乐意。
我来到白宫，里根总统很热情。握手之后，我走到他旁边的椅子，看着眼前的这把沙发椅，觉得十分眼熟：邓小平曾经坐在这把椅子上同卡特总统会谈。
我问他：“您是否仍然坚持台湾是美国的盟友？”我的心里既期待也忐忑。
他回答得很好。他说：“我们仍然支持一个中国。我们跟台湾是非官方的关系。”
我稍稍松了口气。我接着问：“您就要去中国访问了，您了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他笑道：“这个问题去问我的妻子南希吧，她很喜欢中国，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材料。我实在来不及准备，没看那么多材料。”说罢，便哈哈大笑！
他访问中国回来之后，对中国的印象非常好。后来，非洲有个国家元首到白宫访问，时间只有半个小时，里根却用了20分钟，一直在详细地讲述中国的兵马俑。他连连说道：“中国真是个文化大国，了不起呀！”
我后来听到这个消息，好笑之余更觉得自豪。
1984年8月，我接到总社的命令，我在美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即日启程回国。
我隔着舷窗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回想起这几年在美国的风风雨雨。我以自己能为国家做一点微小的贡献而感到欣慰，同时也因为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关注中美关系发展的动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维护中美关系而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