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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成为城市格局的搅动者?哪些因素决定一座城市的活跃度?
在“不以GDP论英雄”、创新驱动是第一战略的新阶段,更多的发展指标被重视,如新兴产业增加值、人才数量以及本外币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等,概括起来就是“人才 资金 产业”。
从人的角度看,一座城市的高校多,不一定人才多,深圳没有“211、985高校”,却能集聚各类优秀人才。人才之外,资金才是城市经济的核心要素,通俗的说就是“有多少钱”。因此,一座城市的“账册”更能反映其经济能量。
具体来看,可从两个维度来分析,即一座城市有“两本大账”。
首先是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总额,简称“资金总量”,它代表一座城市的资金实力。
根据最新的城市经济统计公报,已有25个城市突破万亿元。其中,京沪两市突破10万亿,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深圳超越广州排第3,广州居第4位。由此可见四座一线城市当之无愧是第一梯队。
另一方面,城市资金总量与经济总量的错位度较大,如经济总量排第9、第10位的成都、杭州,资金总量高居第5、第6位,超过天津、重庆两大直辖市。错位度最明显的是西安、昆明:西安经济总量全国城市中排第26位,资金总量却高居第12位;昆明经济总量第43位,资金总量第21位。
再从城市类别上看,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省会城市优势更明显。25座城市中,只有深圳、宁波、大连、青岛4座计划单列市,苏州、佛山两个地级市。南京在总量和增速上都超越苏州,杭州同样是总量与增速双超宁波,沈阳是双超大连,济南双超青岛。
第二本城市账是财政收入,即谁最有钱。
在“最有钱城市30强”名单中,京沪依然一路绝尘,深圳排名第3,第4位却不是广州。统计显示,2015年广州市公共预算收入仅为1349亿元,广州落后于天津、重庆,只能排第7,与杭州、武汉、成都基本相当。广州财政收入仅为深圳的一半左右,也不如地级市苏州。“囊中羞涩”的广州经济总量已是连续20多年全国第三,但财政收入与经济总量的反差明显。
另一个特例是厦门,经济总量仅列全国第51位,在福建省内排在泉州、福州之后位列第三,但厦门财政收入是福建省的“带头大哥”,排全国第20位。大连的经济总量是厦门的两倍多,“轻量级”厦门的财政收入却超过了大连,同时也超越了东北地区的副省级城市长春、哈尔滨,与沈阳相当。
在经济总量前20位中,传统的制造业大市东莞、佛山、泉州的财政收入排名,都远低于它们的GDP位次。之所以出现这种格局,与产业结构直接相关,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财政实力也比较雄厚,这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势。同等GDP条件下,产业结构越优,创税能力越强。北京、上海以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和总部经济,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无可撼动。
除了结构性差距外,资金实力背后的深层次实质,是一座城市在中国城市格局中的权利。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为代表的城市不仅经济实力强大,政治实力一样强大。这5座城市的市委书记均位列省委常委,与省会城市一把手同为省委领导班子成员。苏州虽没有位列副省级城市,但市委书记一直是省委常委,实际的话语权也不比省会城市低。
这再次说明,在纷繁复杂的经济变动背后,权力依然是决定城市发展的根本力量,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的位次高低,往往对应这座城市在权利体系中的座次。城市话语权直接影响“政策靴子”落地的优先权,进而影响到经济要素是集聚还是外流,这也直接决定了城市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
在“不以GDP论英雄”、创新驱动是第一战略的新阶段,更多的发展指标被重视,如新兴产业增加值、人才数量以及本外币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等,概括起来就是“人才 资金 产业”。
从人的角度看,一座城市的高校多,不一定人才多,深圳没有“211、985高校”,却能集聚各类优秀人才。人才之外,资金才是城市经济的核心要素,通俗的说就是“有多少钱”。因此,一座城市的“账册”更能反映其经济能量。
具体来看,可从两个维度来分析,即一座城市有“两本大账”。
首先是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总额,简称“资金总量”,它代表一座城市的资金实力。
根据最新的城市经济统计公报,已有25个城市突破万亿元。其中,京沪两市突破10万亿,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深圳超越广州排第3,广州居第4位。由此可见四座一线城市当之无愧是第一梯队。
另一方面,城市资金总量与经济总量的错位度较大,如经济总量排第9、第10位的成都、杭州,资金总量高居第5、第6位,超过天津、重庆两大直辖市。错位度最明显的是西安、昆明:西安经济总量全国城市中排第26位,资金总量却高居第12位;昆明经济总量第43位,资金总量第21位。
再从城市类别上看,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省会城市优势更明显。25座城市中,只有深圳、宁波、大连、青岛4座计划单列市,苏州、佛山两个地级市。南京在总量和增速上都超越苏州,杭州同样是总量与增速双超宁波,沈阳是双超大连,济南双超青岛。
第二本城市账是财政收入,即谁最有钱。
在“最有钱城市30强”名单中,京沪依然一路绝尘,深圳排名第3,第4位却不是广州。统计显示,2015年广州市公共预算收入仅为1349亿元,广州落后于天津、重庆,只能排第7,与杭州、武汉、成都基本相当。广州财政收入仅为深圳的一半左右,也不如地级市苏州。“囊中羞涩”的广州经济总量已是连续20多年全国第三,但财政收入与经济总量的反差明显。
另一个特例是厦门,经济总量仅列全国第51位,在福建省内排在泉州、福州之后位列第三,但厦门财政收入是福建省的“带头大哥”,排全国第20位。大连的经济总量是厦门的两倍多,“轻量级”厦门的财政收入却超过了大连,同时也超越了东北地区的副省级城市长春、哈尔滨,与沈阳相当。
在经济总量前20位中,传统的制造业大市东莞、佛山、泉州的财政收入排名,都远低于它们的GDP位次。之所以出现这种格局,与产业结构直接相关,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财政实力也比较雄厚,这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势。同等GDP条件下,产业结构越优,创税能力越强。北京、上海以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和总部经济,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无可撼动。
除了结构性差距外,资金实力背后的深层次实质,是一座城市在中国城市格局中的权利。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为代表的城市不仅经济实力强大,政治实力一样强大。这5座城市的市委书记均位列省委常委,与省会城市一把手同为省委领导班子成员。苏州虽没有位列副省级城市,但市委书记一直是省委常委,实际的话语权也不比省会城市低。
这再次说明,在纷繁复杂的经济变动背后,权力依然是决定城市发展的根本力量,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的位次高低,往往对应这座城市在权利体系中的座次。城市话语权直接影响“政策靴子”落地的优先权,进而影响到经济要素是集聚还是外流,这也直接决定了城市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