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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的确定，中小民营企业将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民营企业是我国吸收就业的主要力量，其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转移是否会减少国内就业也就成为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需要重点研究的话题。文章将温州商务局提供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温州民营企业数据进行匹配，通过计数模型回归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企业内就业。为避免内生性问题，使用东道国经济变量构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工具变量进一步验证了实证研究结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关键词：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内就业；计数模型；工具变量
[中图分类号]F276.5；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1-0055-05
一、引 言
在全球新经济形势的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逐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发展点，我国也已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之一，商务部发布的《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这种情况催生了两类显著的现象，一是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二是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其中各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构成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尽管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仍是国有企业，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明确指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定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意味着中小民营企业将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民营企业是我国吸收就业的主要力量，并且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也较为复杂多样，因此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转移是否会减少国内就业也成为了需要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重点研究的话题，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利用温州民营企业微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旨在对该话题展开初步的探讨。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之一，民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温州民营企业家也具备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各类行为均引领全国，其中自然包括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十二五”期间温州共有140多家民营企业在全球37个国家地区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各不相同，企业国内绩效表现也相差较大，为开展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样本素材。本文将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温州民营企业数据进行匹配研究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由于对行业内和跨行业的就业影响难以衡量，本文的实证研究仅关注对企业内就业的影响。本文是目前国内首篇专注研究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通过计数模型回归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企业内就业，说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是进行生产转移。考虑到企业内部绩效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经济因素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进一步验证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减少了企业内就业。
二、 文献综述
国外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就业的文献较多，但由于各个国家就业特征以及跨国公司行为差异较大，得出的实证研究结论也大相径庭。Eckel（2003）和Hijzen et al. （2005）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分别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减少国内生产而不利于就业。不同的是，大多数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有正向影响，Navaretti et al. （2006）、Federico和Minerva（2008）以及Temouri和Driffield（2009）分别利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样本数据验证了这种正向效应。更为复杂的是，也有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影响，Harrion和Mcmillan（2006）发现美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就业，而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增加了国内就业；Konings和Murploy（2006）则利用欧洲数据发现针对高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就业，但针对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影响国内就业；Debaere et al. （2010）利用韩国数据发现针对高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影响国内就业，而针对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则减少了国内就业。由于不同技能劳动的就业特征不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此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Simpon（2012）在研究英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转移过程中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低技能劳动的就业，但却增加了高技能劳动的就业。
由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属于新兴现象，因而国内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就业影响的文献也较少。罗良文（2007）在构建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发现总体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增加我国国内就业；罗丽英和黄娜（2008）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刘辉群和王洋（2011）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依投资主体不同而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存在较小的负面效应，外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则能促进国内就业。姜亚鹏和王飞（2012）检验了长期和短期差异，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内会促进国内就业，但在短期内的影响则存在地区差异。余官胜和王玮怡（2013a，2013b）的系列研究分别较为详细地从就业规模和就业技能结构角度探讨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效应。余官胜和王玮怡（2013a）发现较小规模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国内就业，只有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起到促进就业的效果。余官胜和王玮怡（2013b）则发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高技能劳动就业但能促进低技能劳动就业；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高技能劳动就业的同时减少了低技能劳动的就业。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针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从定性角度展开论述。欧阳峣（2007）从民营企业的成长历程出发全面论述了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战略和模式；孙佳琴和王玉钏（2008）以浙江为例论述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优势和产业区位选择。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转变，民营企业也被认为应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周立群和李京晓（2012）以及殷越男（2012）均认为后危机时代是我国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期，民营企业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挥先锋作用。余官胜和林俐（2014）则从定量实证研究角度考察了温州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发现民营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市场开拓动机，则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兼具市场开拓和生产转移动机。
尽管国内外文献能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素材和可扩展的框架，但在民营企业逐步成为对外直接投资主力军的趋势下，需要在该领域充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就业影响的研究文献，本文正是对此的一个尝试。本文的研究既传承了以往的研究方式，也对以往研究形成了有效的补充，丰富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内容。一方面，与以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就业影响的文献不同，本文首次专注于民营企业，构成了该领域研究对象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与以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首次从定量角度研究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效应，构成了研究内容上的创新。
三、实证研究
（一）方程设定和数据来源
由于难以评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所在产业及其他产业就业影响的溢出效应，本文仅研究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内就业的影响。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早，1999年起便开始从事该项业务。“十二五”期间温州共有143家民营企业对37个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温州商务局提供了这些民营企业五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投资东道国以及所属行业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则统计了规模以上企业的各项详细信息，包括企业从业人员数、产值、出口值以及成本投入等各项信息。考虑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内就业影响的累积性和滞后性，本文研究温州民营企业2006～2010年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对2010年该企业内就业的影响。按照企业名称将这143家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温州民营企业进行匹配，去除掉《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不包含的规模以下民营企业样本，本文最终保留了75家民营企业的样本数据。在回归方程（1）中，除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温州商务局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于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表1列出了本文回归方程样本数据的基本信息。
（二）计数模型回归结果及解释
在回归方程（1）中，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就业人员数，具有非负整数的特征，为了保持这种特征，本文未对被解释变量作对数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回归方程具有离散被解释变量特征，且为非负整数，因此需要计数模型对方程（R）进行回归。本文选用计数模型中的泊松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得到表2的结果。
表2中第一和第二列回归结果为全样本回归，其中第一列包含了出口贸易变量，第二列未包含出口贸易；第三列和第四列分别为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样本回归结果。从四列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合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lnYi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生产规模越大的民营企业需要雇佣更多的就业，符合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逻辑。lnKi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能吸收更多的就业，说明资本和劳动之间具有互补性。lnTi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中间投入的增加不利于就业，这是因为外购是对企业内就业的替代。lnXi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贸易的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内就业，符合大部分国际贸易文献的研究结果。lnODli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企业的国内就业量，出现这种现象说明温州民营企业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对国内企业生产的替代，从而导致企业减少了国内部分的企业内劳动需求。
（三）内生性与工具变量回归
根据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效率最高的企业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企业内绩效也是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根据本文的具体分析，民营企业内的各种变量将是影响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由此可能产生回归的内生性问题，带来谬误回归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寻找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工具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以保证得到更为稳健的回归结果。一个恰当的工具变量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外生性，与被解释变量及回归残差不相关；二是与其他解释变量无关。在本文中，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除了受企业内因素影响外，还受到东道国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因此工具变量的一个恰当选择是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变量，首先这些变量与温州民营企业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关，其次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会影响这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图1描绘了本文工具变量的选取逻辑。
由于温州商务局提供了民营企业的投资东道国国别信息，通过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可以获取这些东道国的各项经济信息。在本文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后的样本中仍有26个国家或地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由于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越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量，因此本文使用这些东道国2006～2010年间的平均GDP规模（亿美元）对数值作为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工具变量；此外，民营企业出口贸易也存在类似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同样的逻辑本文使用东道国2006～2010年间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作为温州民营企业出口贸易的工具变量一并进行回归。使用计数模型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方程（1）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得到表3的结果。
表3回归结果中第一列包含出口贸易变量，第二列则使用了出口贸易的工具变量，由此规避出口贸易的内生性问题产生的干扰。从两列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所有变量的系数符合和显著性均与表2保持一致，一方面说明了本文工具变量选择的恰当性，另一方面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即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减少了国内部分的企业就业内。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在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和各类政策的推动下，民营企业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中也将逐步成为主力军。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将开始凸现且越来越深刻，本文则聚焦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内就业的影响。本文将温州商务局提供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温州民营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并通过构建计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部分的企业内就业，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分样本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考虑到民营企业经济绩效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反向影响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东道国经济变量作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工具变量再次进行回归，进一步验证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企业内就业的实证结论，确保了本文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首次探讨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经济影响，尽管受限于样本数量无法展开更为详细的分类研究，但得出的初步结论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基本线索，构成了本文的探索性贡献。
在中央政府推动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于当前相应配套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首先，企业内就业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定减少了整体就业，政府应培养民营企业生产转移的正向溢出效应，使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增加国内中间产品生产的效果，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就业增加。其次，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减少企业内就业是因为其动机为简单的生产转移，政府应鼓励民营企业将低端产品进行转移的同时增加高端产品的研发生产，实现以更高质量就业替代低质量就业的效果，保障企业综合就业效应不受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负面影响。最后，本文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出口贸易是促进企业就业的有效途径，因此为了维持就业规模，政府在推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使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相互促进的齐头并进态势，确保外经贸发展不以牺牲国内就业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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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firming of the subject status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in overseas investment，the small and medium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is aspect. Meanwhile，these enterprises are also the major force that provide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refore，the topic，that whether their direct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location transfer would weak domestic employment，has become a focus for relativ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academic fields. The article，through matching up the direct overseas investment data of private enterprises provided by Wenzhou Bureau of Commerce and the data of Wenzhou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the results of counting model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direct overseas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reduce the enterprise employment. To avoid endogenous problems，the article also further tested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through construct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direct overseas investment by employing host country economic variables，thus confirm the stability of the results.
Key words： private enterprises；direct overseas investment；employment within firm；counting model；instrumental variables
（责任编辑：张积慧）
关键词：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内就业；计数模型；工具变量
[中图分类号]F276.5；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1-0055-05
一、引 言
在全球新经济形势的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逐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发展点，我国也已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之一，商务部发布的《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这种情况催生了两类显著的现象，一是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二是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其中各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构成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尽管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仍是国有企业，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明确指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定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意味着中小民营企业将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民营企业是我国吸收就业的主要力量，并且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也较为复杂多样，因此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转移是否会减少国内就业也成为了需要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重点研究的话题，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利用温州民营企业微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旨在对该话题展开初步的探讨。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之一，民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温州民营企业家也具备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各类行为均引领全国，其中自然包括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十二五”期间温州共有140多家民营企业在全球37个国家地区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各不相同，企业国内绩效表现也相差较大，为开展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样本素材。本文将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温州民营企业数据进行匹配研究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由于对行业内和跨行业的就业影响难以衡量，本文的实证研究仅关注对企业内就业的影响。本文是目前国内首篇专注研究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通过计数模型回归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企业内就业，说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是进行生产转移。考虑到企业内部绩效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经济因素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进一步验证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减少了企业内就业。
二、 文献综述
国外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就业的文献较多，但由于各个国家就业特征以及跨国公司行为差异较大，得出的实证研究结论也大相径庭。Eckel（2003）和Hijzen et al. （2005）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分别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减少国内生产而不利于就业。不同的是，大多数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有正向影响，Navaretti et al. （2006）、Federico和Minerva（2008）以及Temouri和Driffield（2009）分别利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样本数据验证了这种正向效应。更为复杂的是，也有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影响，Harrion和Mcmillan（2006）发现美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就业，而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增加了国内就业；Konings和Murploy（2006）则利用欧洲数据发现针对高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就业，但针对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影响国内就业；Debaere et al. （2010）利用韩国数据发现针对高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影响国内就业，而针对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则减少了国内就业。由于不同技能劳动的就业特征不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此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Simpon（2012）在研究英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转移过程中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低技能劳动的就业，但却增加了高技能劳动的就业。
由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属于新兴现象，因而国内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就业影响的文献也较少。罗良文（2007）在构建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发现总体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增加我国国内就业；罗丽英和黄娜（2008）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刘辉群和王洋（2011）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依投资主体不同而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存在较小的负面效应，外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则能促进国内就业。姜亚鹏和王飞（2012）检验了长期和短期差异，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内会促进国内就业，但在短期内的影响则存在地区差异。余官胜和王玮怡（2013a，2013b）的系列研究分别较为详细地从就业规模和就业技能结构角度探讨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效应。余官胜和王玮怡（2013a）发现较小规模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国内就业，只有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起到促进就业的效果。余官胜和王玮怡（2013b）则发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高技能劳动就业但能促进低技能劳动就业；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高技能劳动就业的同时减少了低技能劳动的就业。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针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从定性角度展开论述。欧阳峣（2007）从民营企业的成长历程出发全面论述了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战略和模式；孙佳琴和王玉钏（2008）以浙江为例论述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优势和产业区位选择。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转变，民营企业也被认为应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周立群和李京晓（2012）以及殷越男（2012）均认为后危机时代是我国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期，民营企业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挥先锋作用。余官胜和林俐（2014）则从定量实证研究角度考察了温州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发现民营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市场开拓动机，则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兼具市场开拓和生产转移动机。
尽管国内外文献能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素材和可扩展的框架，但在民营企业逐步成为对外直接投资主力军的趋势下，需要在该领域充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就业影响的研究文献，本文正是对此的一个尝试。本文的研究既传承了以往的研究方式，也对以往研究形成了有效的补充，丰富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内容。一方面，与以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就业影响的文献不同，本文首次专注于民营企业，构成了该领域研究对象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与以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首次从定量角度研究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效应，构成了研究内容上的创新。
三、实证研究
（一）方程设定和数据来源
由于难以评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所在产业及其他产业就业影响的溢出效应，本文仅研究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内就业的影响。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早，1999年起便开始从事该项业务。“十二五”期间温州共有143家民营企业对37个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温州商务局提供了这些民营企业五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投资东道国以及所属行业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则统计了规模以上企业的各项详细信息，包括企业从业人员数、产值、出口值以及成本投入等各项信息。考虑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内就业影响的累积性和滞后性，本文研究温州民营企业2006～2010年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对2010年该企业内就业的影响。按照企业名称将这143家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温州民营企业进行匹配，去除掉《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不包含的规模以下民营企业样本，本文最终保留了75家民营企业的样本数据。在回归方程（1）中，除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温州商务局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于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表1列出了本文回归方程样本数据的基本信息。
（二）计数模型回归结果及解释
在回归方程（1）中，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就业人员数，具有非负整数的特征，为了保持这种特征，本文未对被解释变量作对数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回归方程具有离散被解释变量特征，且为非负整数，因此需要计数模型对方程（R）进行回归。本文选用计数模型中的泊松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得到表2的结果。
表2中第一和第二列回归结果为全样本回归，其中第一列包含了出口贸易变量，第二列未包含出口贸易；第三列和第四列分别为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样本回归结果。从四列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合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lnYi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生产规模越大的民营企业需要雇佣更多的就业，符合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逻辑。lnKi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能吸收更多的就业，说明资本和劳动之间具有互补性。lnTi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中间投入的增加不利于就业，这是因为外购是对企业内就业的替代。lnXi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贸易的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内就业，符合大部分国际贸易文献的研究结果。lnODli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企业的国内就业量，出现这种现象说明温州民营企业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对国内企业生产的替代，从而导致企业减少了国内部分的企业内劳动需求。
（三）内生性与工具变量回归
根据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效率最高的企业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企业内绩效也是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根据本文的具体分析，民营企业内的各种变量将是影响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由此可能产生回归的内生性问题，带来谬误回归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寻找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工具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以保证得到更为稳健的回归结果。一个恰当的工具变量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外生性，与被解释变量及回归残差不相关；二是与其他解释变量无关。在本文中，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除了受企业内因素影响外，还受到东道国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因此工具变量的一个恰当选择是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变量，首先这些变量与温州民营企业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关，其次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会影响这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图1描绘了本文工具变量的选取逻辑。
由于温州商务局提供了民营企业的投资东道国国别信息，通过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可以获取这些东道国的各项经济信息。在本文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后的样本中仍有26个国家或地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由于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越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量，因此本文使用这些东道国2006～2010年间的平均GDP规模（亿美元）对数值作为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工具变量；此外，民营企业出口贸易也存在类似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同样的逻辑本文使用东道国2006～2010年间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作为温州民营企业出口贸易的工具变量一并进行回归。使用计数模型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方程（1）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得到表3的结果。
表3回归结果中第一列包含出口贸易变量，第二列则使用了出口贸易的工具变量，由此规避出口贸易的内生性问题产生的干扰。从两列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所有变量的系数符合和显著性均与表2保持一致，一方面说明了本文工具变量选择的恰当性，另一方面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即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减少了国内部分的企业就业内。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在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和各类政策的推动下，民营企业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中也将逐步成为主力军。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将开始凸现且越来越深刻，本文则聚焦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内就业的影响。本文将温州商务局提供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温州民营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并通过构建计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部分的企业内就业，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分样本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考虑到民营企业经济绩效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反向影响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东道国经济变量作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工具变量再次进行回归，进一步验证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企业内就业的实证结论，确保了本文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首次探讨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经济影响，尽管受限于样本数量无法展开更为详细的分类研究，但得出的初步结论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基本线索，构成了本文的探索性贡献。
在中央政府推动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于当前相应配套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首先，企业内就业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定减少了整体就业，政府应培养民营企业生产转移的正向溢出效应，使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增加国内中间产品生产的效果，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就业增加。其次，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减少企业内就业是因为其动机为简单的生产转移，政府应鼓励民营企业将低端产品进行转移的同时增加高端产品的研发生产，实现以更高质量就业替代低质量就业的效果，保障企业综合就业效应不受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负面影响。最后，本文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出口贸易是促进企业就业的有效途径，因此为了维持就业规模，政府在推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使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相互促进的齐头并进态势，确保外经贸发展不以牺牲国内就业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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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firming of the subject status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in overseas investment，the small and medium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is aspect. Meanwhile，these enterprises are also the major force that provide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refore，the topic，that whether their direct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location transfer would weak domestic employment，has become a focus for relativ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academic fields. The article，through matching up the direct overseas investment data of private enterprises provided by Wenzhou Bureau of Commerce and the data of Wenzhou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the results of counting model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direct overseas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reduce the enterprise employment. To avoid endogenous problems，the article also further tested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through construct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direct overseas investment by employing host country economic variables，thus confirm the stability of the results.
Key words： private enterprises；direct overseas investment；employment within firm；counting model；instrumental variables
（责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