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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7日，我应邀从中国浙江省衢州市前往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参加杜立特突袭者的最后庆典和祝酒仪式。我从飞机的舷窗俯瞰浩瀚的太平洋，心情很不平静。
杜立特突袭即是“历史上最勇敢的行动”——二战时期的轰炸东京，行动以队长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的名字命名。1956年，杜立特将军获赠一瓶他出生年份1896年酿制的法国轩尼诗干邑白兰地，他和其他突袭者约定，等到大家一一谢世只剩两人时，就打开这瓶酒祭奠逝去的战友。现在，活着的仅有四位，都已九轶高龄，他们决定为战友、为自己、为热爱和平的人们，提前举行最后的庆典，打开美酒，完成祝酒仪式。
再见突袭者
抵达代顿假日宾馆的当晚，我又一次见到了杜立特突袭者。
1号机杜立特的副驾驶瑞查德·E·科尔年龄最长，已经98岁。我递上我写的纪念文章，里面附有照片，其中有西天目的留椿居、禅源寺山门、民国建筑等。当年1号机五位机组人员曾在留椿居的台阶前与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合影。他们参观过禅源寺，住在山下的中国旅行社。科尔瞧着照片咧开嘴憨憨地笑了，说：“这是天目山。这是我们住过的房子。”
当年突袭命令，美机行动结束飞往中国集结。16架轰炸机80名飞行员先后有51名被中国军民营救，集中在衢州汪村，后来部分人员转往西天目。
第二天上午，大堂满窗的阳光。爱德华·约瑟夫·塞勒是15号机的轰炸员，今年94岁。他曾和我说起迫降三门县南田岛时、一个帮助过突袭队员的中国男孩。塞勒十分想念这个十四五岁、名叫“游富安”的孩子，并专门在纸上写了读音—“UFAN”。我后来在南田岛（今属象山县）上找到了一位亲历者，他少年时也曾和母亲一起帮助过15号机组成员。我把照片给塞勒看，塞勒摇摇头说：“游富安”是个上海孤儿，他的父母丧生于日军轰炸。“‘游富安’能说英语，跟着我们走了好久，一路帮助，后来不得不分开。”
7号机机械师、现年92岁的戴维·J·撒切尔是和杜立特齐名的英雄。7号机坠落地也在南田岛，撒切尔曾在海滩上全力救护同机组成员，影片《东京上空三十秒》对其有详细的刻画。近日再次见到他时，我觉得他衰老了好多，已经要靠轮椅行动。我给撒切尔看7号机坠落的海滩的照片，他久久地、默默地专注。撒切尔的儿子很激动，他听说过这个海滩但没有见过。
第四位存世的突袭者是16号机的副驾驶罗伯特·海特。16号机五位机组成员在中国沦陷区跳伞被日军俘虏，受尽折磨，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解救出来。由于身体原因，海特无法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前年见到的9号机领航员托马斯·格里芬已于2013年2月离世。
最后的庆典
我从中国带了一些特殊的纪念品，作为我对庆典的献礼：送给撒切尔的是一瓶7号机迫降点的沙子；送给塞勒先生的是一些贝壳，拾自15号机迫降点旁边的檀头山岛；送给科尔的是一小块1号机的碎片，它折射着中美两国联合作战的光辉岁月，也见证了中国民众救护盟军的善良和无惧日寇残暴的英勇。当我把这块镶在镜框里的碎片交给科尔时，大厅沸腾，掌声、尖叫声、口哨声一起响起。人们有节奏地喊着：“衢州！衢州！”
突袭者“最后的庆典”活动在9日下午开始，地点在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三位突袭者分坐三辆林肯轿车，从假日宾馆前往空军博物馆。空军博物馆周围数百米的道路上插满了白星旗和红白条旗，两旁站满了来迎接突袭者的人们。
空军博物馆有一方宽阔的草坪。状如飞机尾翼的杜立特东京突袭者黑色纪念碑和柱形“飞鹰”（B-25）灰色雕塑周围已经聚集起千余参加庆典的人。参加庆典的人身着正装，衣领上别着各种杜立特突袭纪念徽章。我戴着一枚银色高脚杯形徽章，徽章上印着杜立特协会的会标。这徽章是协会为这次最后的祝酒而专门定制的。同时，我还特地戴上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制的醒狮徽章。这枚徽章是一位抗战老兵送给我的，他叫阮捷成，曾参加过击毙日本海军大将山县正乡的战斗。我在这次纪念活动上佩戴这枚徽章，是为纪念与杜立特行动一样付出辛劳和牺牲的中国抗日军民。
参加庆典活动的还有美国代理空军部长埃里克·范宁，美国空军参谋长马克·威尔什三世及其夫人。三位突袭者在苏格兰风笛军乐队的引导下进场，坐在纪念碑前。范宁讲话。他赞扬了杜立特突袭在二战中的历史贡献。科尔在答词中感谢有机会为大家服务。两位空军学院学员向纪念碑献花环。六架与突袭东京同一机型的B-25飞机编队飞越纪念碑上空，在蓝天向远去的英雄致敬。
突袭者退场了。三三两两的人们还留在纪念碑前拍照留念。威尔什空军上将对我说想与我合影。我多少有些意外，问了一句是我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特地对威尔什说：“我是中国人，衢州是我的家乡。”威尔什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很高兴你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非常感谢。我会把这张合影的照片寄给中国的空军指挥官。”
最后的祝酒
9日晚上，600多位嘉宾出席了在空军博物馆内举行的祝酒仪式。两位工作人员在主席台正中放好80只银质高脚杯。
1959年，亚利桑那州图克森市赠给杜立特突袭者协会80只银质高脚杯，每只杯子上刻有一位突袭者的名字，当某位突袭者谢世，对应的杯子就倒置摆放。这成为杜立特突袭行动的重要纪念品，突袭者将之捐赠给空军博物馆收藏。
灯光璀璨。掌声响起来，主角出场。代理空军部长范宁挽着科尔进场，空军参谋长威尔什上将挽着塞勒进场，空军总军士长詹姆斯·A·罗伊推着轮椅上的撒切尔进场。三位突袭者被扶上主席台，坐在右侧。杜立特历史专家C·V·格兰斯和协会经理汤姆·凯西在左侧就坐。
空军参谋长和代理空军部长发表讲话，并向突袭者赠送“飞鹰”雕像。格兰斯回顾了这段历史，庄严地宣读突袭者的名册。同时，台下一位位突袭者的家人起立，接受大家的掌声致意。最后，汤姆从一只红盒子里取出那瓶著名的1896年产的法国轩尼诗干邑白兰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见到这瓶祭奠之酒，在这之前见到的不是替代品就是模型。打开这瓶酒的荣耀属于科尔。在全场的注视之下，科尔用了很长时间、最后在汤姆的帮助下才打开这封闭100多年的瓶塞。打开的一瞬间，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空军学院的学员把银质高脚杯送到突袭者手中。汤姆为科尔、塞勒、撒切尔斟上酒。科尔站起来，说出最后的祝酒词：“我提议为我们在任务中牺牲的和已去世的（战友们）干杯。非常感谢你们。愿他们安息。”三位突袭者一起喝下了杯中的百年干邑。这时，小号手吹响熄灯号。悠扬的号声久久在空军博物馆上方星光闪烁的夜空回荡。
再见，朋友
分散在美国各地的突袭者家人和朋友都集中在代顿的假日宾馆。我见到了许多熟识的老朋友：突袭者的子女、杜立特协会的志愿者、空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有B-25飞机社团的驾驶员、研究杜立特历史者和艺术家，还有好多刚认识的新朋友。大家热情地握手拥抱。一个男孩专门走到我身边，用中文说“你好”。他叫博，曾送我一本他写的有关他的曾祖父、5号机轰炸员参加突袭的书，后来他在电子邮件中说他想到中国看看曾祖父降落的地方。这次我回赠博一本有关杜立特空袭的中文图书。
科尔的女儿辛迪在突袭者子女中对杜立特行动历史最有研究，她曾为我提供了不少资料。这次她又送给我一些资料，其中有六张70年前义乌县官员名片的复印件。我知道，降落在宁波的2号机组后撤到衢州时曾路过义乌，得到当地官员的招待。这是中国那段艰苦卓绝又波澜壮阔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是当年中国人救护美国飞行员的证明，是残酷战争中的美好回忆，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我带了一些资料和照片与突袭者子女分享。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我绘制的杜立特突袭者在中国降落地点和行程路线图。这张图是我十余年研究杜立特突袭的成果，详细标出了每位突袭者在中国着陆地点和后撤路线，还有他们途经时的合影照片。对突袭者子女来说，父辈祖辈在中国的经历是一段传奇，希望了解更多，我的这张图给了他们直观的信息。有不少人向我提议，把这张图留在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在此行的最后一天的Party上，我请科尔和各位参加活动的突袭者家人朋友在图上签名。写满签名的这张图将成为我最好的纪念品，我要带回中国好好保存。
作为一个杜立特突袭历史的民间研究者，作为多次参加杜立特突袭纪念活动和唯一见证突袭者最后庆典与最后祝酒的中国人，我感到荣幸又自豪。我想，这历史还会延续下去，还会继续被后人讲述下去。
杜立特突袭即是“历史上最勇敢的行动”——二战时期的轰炸东京，行动以队长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的名字命名。1956年，杜立特将军获赠一瓶他出生年份1896年酿制的法国轩尼诗干邑白兰地，他和其他突袭者约定，等到大家一一谢世只剩两人时，就打开这瓶酒祭奠逝去的战友。现在，活着的仅有四位，都已九轶高龄，他们决定为战友、为自己、为热爱和平的人们，提前举行最后的庆典，打开美酒，完成祝酒仪式。
再见突袭者
抵达代顿假日宾馆的当晚，我又一次见到了杜立特突袭者。
1号机杜立特的副驾驶瑞查德·E·科尔年龄最长，已经98岁。我递上我写的纪念文章，里面附有照片，其中有西天目的留椿居、禅源寺山门、民国建筑等。当年1号机五位机组人员曾在留椿居的台阶前与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合影。他们参观过禅源寺，住在山下的中国旅行社。科尔瞧着照片咧开嘴憨憨地笑了，说：“这是天目山。这是我们住过的房子。”
当年突袭命令，美机行动结束飞往中国集结。16架轰炸机80名飞行员先后有51名被中国军民营救，集中在衢州汪村，后来部分人员转往西天目。
第二天上午，大堂满窗的阳光。爱德华·约瑟夫·塞勒是15号机的轰炸员，今年94岁。他曾和我说起迫降三门县南田岛时、一个帮助过突袭队员的中国男孩。塞勒十分想念这个十四五岁、名叫“游富安”的孩子，并专门在纸上写了读音—“UFAN”。我后来在南田岛（今属象山县）上找到了一位亲历者，他少年时也曾和母亲一起帮助过15号机组成员。我把照片给塞勒看，塞勒摇摇头说：“游富安”是个上海孤儿，他的父母丧生于日军轰炸。“‘游富安’能说英语，跟着我们走了好久，一路帮助，后来不得不分开。”
7号机机械师、现年92岁的戴维·J·撒切尔是和杜立特齐名的英雄。7号机坠落地也在南田岛，撒切尔曾在海滩上全力救护同机组成员，影片《东京上空三十秒》对其有详细的刻画。近日再次见到他时，我觉得他衰老了好多，已经要靠轮椅行动。我给撒切尔看7号机坠落的海滩的照片，他久久地、默默地专注。撒切尔的儿子很激动，他听说过这个海滩但没有见过。
第四位存世的突袭者是16号机的副驾驶罗伯特·海特。16号机五位机组成员在中国沦陷区跳伞被日军俘虏，受尽折磨，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解救出来。由于身体原因，海特无法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前年见到的9号机领航员托马斯·格里芬已于2013年2月离世。
最后的庆典
我从中国带了一些特殊的纪念品，作为我对庆典的献礼：送给撒切尔的是一瓶7号机迫降点的沙子；送给塞勒先生的是一些贝壳，拾自15号机迫降点旁边的檀头山岛；送给科尔的是一小块1号机的碎片，它折射着中美两国联合作战的光辉岁月，也见证了中国民众救护盟军的善良和无惧日寇残暴的英勇。当我把这块镶在镜框里的碎片交给科尔时，大厅沸腾，掌声、尖叫声、口哨声一起响起。人们有节奏地喊着：“衢州！衢州！”
突袭者“最后的庆典”活动在9日下午开始，地点在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三位突袭者分坐三辆林肯轿车，从假日宾馆前往空军博物馆。空军博物馆周围数百米的道路上插满了白星旗和红白条旗，两旁站满了来迎接突袭者的人们。
空军博物馆有一方宽阔的草坪。状如飞机尾翼的杜立特东京突袭者黑色纪念碑和柱形“飞鹰”（B-25）灰色雕塑周围已经聚集起千余参加庆典的人。参加庆典的人身着正装，衣领上别着各种杜立特突袭纪念徽章。我戴着一枚银色高脚杯形徽章，徽章上印着杜立特协会的会标。这徽章是协会为这次最后的祝酒而专门定制的。同时，我还特地戴上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制的醒狮徽章。这枚徽章是一位抗战老兵送给我的，他叫阮捷成，曾参加过击毙日本海军大将山县正乡的战斗。我在这次纪念活动上佩戴这枚徽章，是为纪念与杜立特行动一样付出辛劳和牺牲的中国抗日军民。
参加庆典活动的还有美国代理空军部长埃里克·范宁，美国空军参谋长马克·威尔什三世及其夫人。三位突袭者在苏格兰风笛军乐队的引导下进场，坐在纪念碑前。范宁讲话。他赞扬了杜立特突袭在二战中的历史贡献。科尔在答词中感谢有机会为大家服务。两位空军学院学员向纪念碑献花环。六架与突袭东京同一机型的B-25飞机编队飞越纪念碑上空，在蓝天向远去的英雄致敬。
突袭者退场了。三三两两的人们还留在纪念碑前拍照留念。威尔什空军上将对我说想与我合影。我多少有些意外，问了一句是我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特地对威尔什说：“我是中国人，衢州是我的家乡。”威尔什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很高兴你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非常感谢。我会把这张合影的照片寄给中国的空军指挥官。”
最后的祝酒
9日晚上，600多位嘉宾出席了在空军博物馆内举行的祝酒仪式。两位工作人员在主席台正中放好80只银质高脚杯。
1959年，亚利桑那州图克森市赠给杜立特突袭者协会80只银质高脚杯，每只杯子上刻有一位突袭者的名字，当某位突袭者谢世，对应的杯子就倒置摆放。这成为杜立特突袭行动的重要纪念品，突袭者将之捐赠给空军博物馆收藏。
灯光璀璨。掌声响起来，主角出场。代理空军部长范宁挽着科尔进场，空军参谋长威尔什上将挽着塞勒进场，空军总军士长詹姆斯·A·罗伊推着轮椅上的撒切尔进场。三位突袭者被扶上主席台，坐在右侧。杜立特历史专家C·V·格兰斯和协会经理汤姆·凯西在左侧就坐。
空军参谋长和代理空军部长发表讲话，并向突袭者赠送“飞鹰”雕像。格兰斯回顾了这段历史，庄严地宣读突袭者的名册。同时，台下一位位突袭者的家人起立，接受大家的掌声致意。最后，汤姆从一只红盒子里取出那瓶著名的1896年产的法国轩尼诗干邑白兰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见到这瓶祭奠之酒，在这之前见到的不是替代品就是模型。打开这瓶酒的荣耀属于科尔。在全场的注视之下，科尔用了很长时间、最后在汤姆的帮助下才打开这封闭100多年的瓶塞。打开的一瞬间，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空军学院的学员把银质高脚杯送到突袭者手中。汤姆为科尔、塞勒、撒切尔斟上酒。科尔站起来，说出最后的祝酒词：“我提议为我们在任务中牺牲的和已去世的（战友们）干杯。非常感谢你们。愿他们安息。”三位突袭者一起喝下了杯中的百年干邑。这时，小号手吹响熄灯号。悠扬的号声久久在空军博物馆上方星光闪烁的夜空回荡。
再见，朋友
分散在美国各地的突袭者家人和朋友都集中在代顿的假日宾馆。我见到了许多熟识的老朋友：突袭者的子女、杜立特协会的志愿者、空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有B-25飞机社团的驾驶员、研究杜立特历史者和艺术家，还有好多刚认识的新朋友。大家热情地握手拥抱。一个男孩专门走到我身边，用中文说“你好”。他叫博，曾送我一本他写的有关他的曾祖父、5号机轰炸员参加突袭的书，后来他在电子邮件中说他想到中国看看曾祖父降落的地方。这次我回赠博一本有关杜立特空袭的中文图书。
科尔的女儿辛迪在突袭者子女中对杜立特行动历史最有研究，她曾为我提供了不少资料。这次她又送给我一些资料，其中有六张70年前义乌县官员名片的复印件。我知道，降落在宁波的2号机组后撤到衢州时曾路过义乌，得到当地官员的招待。这是中国那段艰苦卓绝又波澜壮阔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是当年中国人救护美国飞行员的证明，是残酷战争中的美好回忆，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我带了一些资料和照片与突袭者子女分享。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我绘制的杜立特突袭者在中国降落地点和行程路线图。这张图是我十余年研究杜立特突袭的成果，详细标出了每位突袭者在中国着陆地点和后撤路线，还有他们途经时的合影照片。对突袭者子女来说，父辈祖辈在中国的经历是一段传奇，希望了解更多，我的这张图给了他们直观的信息。有不少人向我提议，把这张图留在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在此行的最后一天的Party上，我请科尔和各位参加活动的突袭者家人朋友在图上签名。写满签名的这张图将成为我最好的纪念品，我要带回中国好好保存。
作为一个杜立特突袭历史的民间研究者，作为多次参加杜立特突袭纪念活动和唯一见证突袭者最后庆典与最后祝酒的中国人，我感到荣幸又自豪。我想，这历史还会延续下去，还会继续被后人讲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