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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有为的思想理论是晚晴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康有为作为晚晴维新变法的发起人之一，其思想在晚晴晚新思潮中极具有代表性。一方面， 康有为受过多年的传统教育，并且有着科举出身的身份，难以避免其思想具有相对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志气、心系国家生死存亡的爱国青年，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不得不放下“天朝大国”的优越观，寻求“师夷长技以制夷”[1]的救亡图存的进取方法。正是因为如此，康有为在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中具有特殊性，表现为“保守”与进取思想的交织。
关键词：康有为;维新思潮;保守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3-0111-02
戊戌变法的发起人之——康有为，在近代社会变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晚晴维新派与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于维新中的政治变革、文化变革、社会变革等方面的看法，不仅影响他个人的政治理念的实践，更渗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革新、文化革新等方面的政策方向。与此同时，如何在守旧与革新中进行取舍，这也成为当时一批社会青年所探索的重点。康有为对于维新思潮的看法和认识，代表了晚清的一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看法，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保守”的维新思想
这里的所谓“保守”一词，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一方面，从积极的视角看，它指遵行传统、继承传统、发扬传统;另一方面从消极的视角来分析，则为守旧，即思想上的停滞。康有为秉持其“保守”的维新思想，在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历史背景下，把自己塑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形象。前者所产生的主要是积极的历史意义，后者则更偏重于消极的历史影响。“贯穿他的政治思想停滞不前的，主要是改良主义。它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革命高潮未曾掀起以前，反映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有其重要贡献;但等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他的思想仍旧停留在原地上，就成为历史的障碍，并且一天天地沉沦堕落下去”[2]。因此，对康有为“保守”的维新思想，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和分析。
首先，从康有为所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康有为对于史学与传统儒学的热忱。1891年和1892年，康有为先后在其弟子的帮助下完成了《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宣传变法，实现其变法维新的目的，而撰写的著作，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尽管这两本书的理论正确性有待商榷。我们看到，不仅岭南学界领袖朱一新对《新学伪经考》进行了批评和否定，同时《孔子改制考》受到了当时顽固派的打压，因此未能实践。毫无疑问，以上两本书写作的思想理论来源，均出自于中国古籍：《新学伪经考》，通过鉴别经学典籍真伪的形式，譬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来实现树立今文经学的地位，并批判复古主义，主张重新恢复并发扬《公羊春秋》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孔子改制考》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成分，但是其依然以孔子思想为精髓，进而达到维新派说要求的政治目的。同时继续将孔子抬高到“圣人”的地位，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提到“孔子卒后两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为读其遗言，渊渊深思，凄凄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见太平之治，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我中华二千年，方万里之地，四万万神明之裔，不得见太平之治，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大地不早见太平之治，逢大同之乐者，何哉？”[3]康有为以中国未能进入太平之治而询问两千年前的孔子，并希望从孔子的思想中寻找解决中国所面临困境的方案。康有为所著的《大同书》，也有其保守的一面，即渴望回到孔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在康有为所创办的报刊《强学报》中，其中有一文《变法当知本源说》，康有为也在其中提到了“祖宗之法孔子之道岂可变呼？”[4]更印证了康有为在变法中保守的一面。但以上的保守，仅仅是相对的保守，更多地体现在继承上，而保守的另一种含义，是“守旧”，其主要体现在康有为后期的政治运动中，由于它更多地体现在康有为由维新派转向保皇派的时期，与维新思潮关系不大，在此不多论述。
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相对于同时期的梁启超、严复等人的思想更加保守，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这与康有为的早年经历有关。康有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活富足，青年时期开始接受系统的中式传统教育。“自少在父祖的教育下，浸淫于程朱之学。他的祖辈多有以办团练或从军镇压农民起义，贵显称于乡者。有为自少熟习儒经，涉猎群书，学习时文”[2]。早年的传统教育，使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产生了一些思维定式，进而使得其思想相对传统。第二，这与康有为的政治目的有关，从戊戌变法前后到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他都无意于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他的政治思想是“改良主义”。因此他所提出的理念，便有别于二十余年后的五四运动时期的“全盘西化”的倾向。因此为了保证稳定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并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實现康有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托古改制”不乏为一种对传统相对温和的改良措施。
从戊戌维新运动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康有为所秉持的“保守”的维新思想，增加了“帝党”对其政治运动的支持，甚至在变法的前期得到了“后党”默许，因为康有为的变法思路虽然从政治权力和经济上打压了传统仕人的既得利益，但是他所继承到的孔子儒家思想使得他的变法未能触及皇权本身以及清王朝的统治基础，甚至从变法的目的来看，它是一场维持政权继续长久统治基础下的政治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由此获取了帝党的支持，为康有为以及变法运动带来了政治资本。与此同时，这样“保守”的维新思想，也增加了他的政治生命和变法运动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它抑制了变法的阶级基础，“托古改制”的理论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样对封建势力妥协的做法，促使了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另一方面，维新思想的保守性，使得部分变法的倡议缺少配套措施，譬如政治层面中的“开放言路”，在政策的思路构建上类似古代的纳谏，而在行使过程上没有引进西方的监督制度。“保守”的维新思想存在的这些弊端，增添了戊戌变法的隐患，也为变法失败埋下了伏笔。并随着历史的推进，辛亥革命之后，他的“保守”最终变质为了“守旧和顽固”。 二、进取的维新思想
所谓进取的维新思想，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自我革新，另一方面是学习同时期国外的先进思想，博采众长，最终实现革新的目的，无论哪一方面，进取的维新思想，都侧重于“革新”。
首先是自我革新，在第一部分已经提到，譬如《孔子改制考》，其核心是利用“公羊三世”之说，进行“托古改制”，最终达到改革封建政体的要求，有很大的革新的成分。其次，康有为先后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政治制度，在其游历香港期间，“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秩序，开始感到资本主义制度比起封建制度要优越。从此，他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2]。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康有为二十二岁时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西方书记，并多次阅读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中国早期开眼看世界人物的书籍。二十六岁时购买阅读了《万国公报》，更加深入地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这为他日后的维新思想注入了西方色彩。在戊戌变法之前，“经过了几年的摸索，他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他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就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2]。康有为早年的这些经历，使他的思想相对于洋务思潮代表人物如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思想更加激进，甚至与洋务派的政治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经济方面，发展经济是康有为与洋务派的共识，但是康有为所主张的是保护工商业，适当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甚至提出了仿照西方国家，以宪法的形式改变封建制度，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也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农业、矿业、交通、币制、邮政等行业的近代化勾勒出了理论框架。而洋务派则侧重于通过国家主导来发展工业（军事工业、民用工业），进而实现自强求富的目的。在政治方面，为适应戊戌变法的政治目的，实现康有为自身的政治理想，他先后数次上书光绪皇帝对设立议院的构想，“要将封建专制制度改变为‘军民共主’，亦即改变成为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要将封建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5]。同时主张仿照西方实现法治，并在其所创办的《强学报》的《欲正人心先修法度说》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为了使他的维新理论更加有说服力和科学性，康有为在编著《孔子改制考》时，将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融入今文经学中，这也在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中具有代表性。
康有为所秉持的进取的维新思想是将“儒学思想与当时传播进来的政治思想相结合，将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理念镶嵌在他所构建的今文经学体系中，虽显得杂糅、生硬，但也体现了康有为试图以今文经学为契机来实现儒学现代化转换的努力”[6]。在理论的构建上，它在对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的革新下，进一步博采眾长，推进了西学与传统儒学的契合，推动了其思想获得更广泛的政治群体的理解和接受。在保守的基础上有所进取，即区别于盲目排外的农民阶级，又避免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三、余论
在清末戊戌年间前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中，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无论是“保守”的一面，还是进取的一面，都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性，在戊戌年前后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空间和价值。同时，康有为维新思想的两面性，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方向，但是它们的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即推动国家变革并维护皇权统治。同时期的严复等维新派人物的维新思想也与康有为及其类似，因此，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缩影。尽管相对于洋务思潮，维新思潮的活跃时间较短，戊戌变法失败后，便逐渐从历史中淡去，但是它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等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画出了浓重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康有为.孔子改制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康有为.变法当知本源说[J].强学报，1895（2）.
[5]徐光仁.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论康有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6]刘星.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儒学思想探析[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关键词：康有为;维新思潮;保守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3-0111-02
戊戌变法的发起人之——康有为，在近代社会变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晚晴维新派与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于维新中的政治变革、文化变革、社会变革等方面的看法，不仅影响他个人的政治理念的实践，更渗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革新、文化革新等方面的政策方向。与此同时，如何在守旧与革新中进行取舍，这也成为当时一批社会青年所探索的重点。康有为对于维新思潮的看法和认识，代表了晚清的一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看法，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保守”的维新思想
这里的所谓“保守”一词，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一方面，从积极的视角看，它指遵行传统、继承传统、发扬传统;另一方面从消极的视角来分析，则为守旧，即思想上的停滞。康有为秉持其“保守”的维新思想，在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历史背景下，把自己塑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形象。前者所产生的主要是积极的历史意义，后者则更偏重于消极的历史影响。“贯穿他的政治思想停滞不前的，主要是改良主义。它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革命高潮未曾掀起以前，反映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有其重要贡献;但等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他的思想仍旧停留在原地上，就成为历史的障碍，并且一天天地沉沦堕落下去”[2]。因此，对康有为“保守”的维新思想，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和分析。
首先，从康有为所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康有为对于史学与传统儒学的热忱。1891年和1892年，康有为先后在其弟子的帮助下完成了《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宣传变法，实现其变法维新的目的，而撰写的著作，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尽管这两本书的理论正确性有待商榷。我们看到，不仅岭南学界领袖朱一新对《新学伪经考》进行了批评和否定，同时《孔子改制考》受到了当时顽固派的打压，因此未能实践。毫无疑问，以上两本书写作的思想理论来源，均出自于中国古籍：《新学伪经考》，通过鉴别经学典籍真伪的形式，譬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来实现树立今文经学的地位，并批判复古主义，主张重新恢复并发扬《公羊春秋》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孔子改制考》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成分，但是其依然以孔子思想为精髓，进而达到维新派说要求的政治目的。同时继续将孔子抬高到“圣人”的地位，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提到“孔子卒后两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为读其遗言，渊渊深思，凄凄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见太平之治，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我中华二千年，方万里之地，四万万神明之裔，不得见太平之治，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大地不早见太平之治，逢大同之乐者，何哉？”[3]康有为以中国未能进入太平之治而询问两千年前的孔子，并希望从孔子的思想中寻找解决中国所面临困境的方案。康有为所著的《大同书》，也有其保守的一面，即渴望回到孔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在康有为所创办的报刊《强学报》中，其中有一文《变法当知本源说》，康有为也在其中提到了“祖宗之法孔子之道岂可变呼？”[4]更印证了康有为在变法中保守的一面。但以上的保守，仅仅是相对的保守，更多地体现在继承上，而保守的另一种含义，是“守旧”，其主要体现在康有为后期的政治运动中，由于它更多地体现在康有为由维新派转向保皇派的时期，与维新思潮关系不大，在此不多论述。
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相对于同时期的梁启超、严复等人的思想更加保守，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这与康有为的早年经历有关。康有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活富足，青年时期开始接受系统的中式传统教育。“自少在父祖的教育下，浸淫于程朱之学。他的祖辈多有以办团练或从军镇压农民起义，贵显称于乡者。有为自少熟习儒经，涉猎群书，学习时文”[2]。早年的传统教育，使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产生了一些思维定式，进而使得其思想相对传统。第二，这与康有为的政治目的有关，从戊戌变法前后到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他都无意于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他的政治思想是“改良主义”。因此他所提出的理念，便有别于二十余年后的五四运动时期的“全盘西化”的倾向。因此为了保证稳定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并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實现康有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托古改制”不乏为一种对传统相对温和的改良措施。
从戊戌维新运动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康有为所秉持的“保守”的维新思想，增加了“帝党”对其政治运动的支持，甚至在变法的前期得到了“后党”默许，因为康有为的变法思路虽然从政治权力和经济上打压了传统仕人的既得利益，但是他所继承到的孔子儒家思想使得他的变法未能触及皇权本身以及清王朝的统治基础，甚至从变法的目的来看，它是一场维持政权继续长久统治基础下的政治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由此获取了帝党的支持，为康有为以及变法运动带来了政治资本。与此同时，这样“保守”的维新思想，也增加了他的政治生命和变法运动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它抑制了变法的阶级基础，“托古改制”的理论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样对封建势力妥协的做法，促使了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另一方面，维新思想的保守性，使得部分变法的倡议缺少配套措施，譬如政治层面中的“开放言路”，在政策的思路构建上类似古代的纳谏，而在行使过程上没有引进西方的监督制度。“保守”的维新思想存在的这些弊端，增添了戊戌变法的隐患，也为变法失败埋下了伏笔。并随着历史的推进，辛亥革命之后，他的“保守”最终变质为了“守旧和顽固”。 二、进取的维新思想
所谓进取的维新思想，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自我革新，另一方面是学习同时期国外的先进思想，博采众长，最终实现革新的目的，无论哪一方面，进取的维新思想，都侧重于“革新”。
首先是自我革新，在第一部分已经提到，譬如《孔子改制考》，其核心是利用“公羊三世”之说，进行“托古改制”，最终达到改革封建政体的要求，有很大的革新的成分。其次，康有为先后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政治制度，在其游历香港期间，“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秩序，开始感到资本主义制度比起封建制度要优越。从此，他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2]。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康有为二十二岁时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西方书记，并多次阅读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中国早期开眼看世界人物的书籍。二十六岁时购买阅读了《万国公报》，更加深入地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这为他日后的维新思想注入了西方色彩。在戊戌变法之前，“经过了几年的摸索，他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他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就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2]。康有为早年的这些经历，使他的思想相对于洋务思潮代表人物如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思想更加激进，甚至与洋务派的政治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经济方面，发展经济是康有为与洋务派的共识，但是康有为所主张的是保护工商业，适当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甚至提出了仿照西方国家，以宪法的形式改变封建制度，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也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农业、矿业、交通、币制、邮政等行业的近代化勾勒出了理论框架。而洋务派则侧重于通过国家主导来发展工业（军事工业、民用工业），进而实现自强求富的目的。在政治方面，为适应戊戌变法的政治目的，实现康有为自身的政治理想，他先后数次上书光绪皇帝对设立议院的构想，“要将封建专制制度改变为‘军民共主’，亦即改变成为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要将封建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5]。同时主张仿照西方实现法治，并在其所创办的《强学报》的《欲正人心先修法度说》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为了使他的维新理论更加有说服力和科学性，康有为在编著《孔子改制考》时，将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融入今文经学中，这也在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中具有代表性。
康有为所秉持的进取的维新思想是将“儒学思想与当时传播进来的政治思想相结合，将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理念镶嵌在他所构建的今文经学体系中，虽显得杂糅、生硬，但也体现了康有为试图以今文经学为契机来实现儒学现代化转换的努力”[6]。在理论的构建上，它在对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的革新下，进一步博采眾长，推进了西学与传统儒学的契合，推动了其思想获得更广泛的政治群体的理解和接受。在保守的基础上有所进取，即区别于盲目排外的农民阶级，又避免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三、余论
在清末戊戌年间前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中，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无论是“保守”的一面，还是进取的一面，都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性，在戊戌年前后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空间和价值。同时，康有为维新思想的两面性，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方向，但是它们的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即推动国家变革并维护皇权统治。同时期的严复等维新派人物的维新思想也与康有为及其类似，因此，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缩影。尽管相对于洋务思潮，维新思潮的活跃时间较短，戊戌变法失败后，便逐渐从历史中淡去，但是它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等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画出了浓重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康有为.孔子改制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康有为.变法当知本源说[J].强学报，1895（2）.
[5]徐光仁.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论康有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6]刘星.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儒学思想探析[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