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参加一个颁奖会。出了友谊路地铁站,果然见组委会派人来接站。各地受邀参会的人员,四个一组,打的前往宝山宾馆。我一家三口,上了最后一辆出租车。车子正在启动,突然有人敲窗。向外一看,有个阳光少年急急火火地跑来,弓着个腰,向窗玻璃里探望。我推开车门,见他拉着一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黑帆布箱子。不等我开口,他问:“能坐下吗?”爸爸接话:“你是……”他答:“来参加会议的。”“噢,一个目标,上来吧。”
　　他把行李拉到车尾,欲打开出租车后盖,试了试,无能为力。司机下去帮他。放好行李,他很利索地一头钻进车门。车开动了。他对坐在前面座位的妈妈说:“得要车票的,能报销。”妈妈向他笑了笑:“你知道很多呀。”他不好意思。但很快,他就本色起来,环视了一遍车里的人,问我:“你几等奖?”我举了一个手指头。他问:“写的啥?”我说:“童话。”他很快接过话说:“我是写诗的。”随后,他从怀里(也许是从内衣兜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问:“可不可给我一张你的?”我摇摇头。事实上我没有名片。
　　 我端详起他的名片,红、绿、黑三色套印。最上面一行大字,火红火红的:“少年写手大行其道”。嚯,好雷人啊!接下来一行超大黑字:“杨亚爽(少年作家)”。很霸气!再下来是三行绿字,说明他是什么什么学会的会员,有三个。不少啊!最后一行字最长,交代他是“中国少年作家协会会员暨河南分会主席”。哟,一个头衔比一个头衔厉害!
　　 相比之下,我黯然失色,不由在心里说:小巫见大巫啊!爸爸说:“你们好好地交流吧,有好处。”杨亚爽说:“那当然。”
　　车很快到了宝山宾馆。他坐在靠边的位置,不等车停稳,便一手推车门,一手向我们打招呼再见,身子一斜,就翻了出去。
　　下了车,我们直奔报到处。
　　杨亚爽很熟练,也很准确地站到一个工作人员面前,接过登记簿,问也不问,趴下就写。我和爸爸妈妈站在他身后,以为跟着他登记准没错。等到跟前一问,错啦,他是少年作家班的,我是纯粹来领奖的,报到不在一张桌面。
　　杨亚爽办了手续,领了一包东西,又一次向我们打招呼。有人过来问他,他搭上话,拉起黑帆布箱,准备上楼。当他拉动沉重的箱子时,笑着对我说:“尽是书。”“什么书啊?”我问。“我的诗集。”他似乎有些轻描淡写。“能不能送我一本?”我请求。“好的,上楼打开后,一定送你一本。”他又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常联系。”
　　在颁奖会的当天,杨亚爽果然送我一本他的诗集。作为回礼,我送了他我的《最女孩》一书。说实话,当我接过他的书时,心“咯噔”了一下。这本诗集,就像街上大热天翻穿褂子的丐人,与我华丽的书形成强烈的反差。我甚至觉得他这不是书,仅仅是个粗糙的印刷品,既没有出版社,也没有正规的排版。我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双唇间不由自主地“扑哧”一声,心像泄了气的皮球。
　　事后,我很勉强地把它带回兰州。闲下来的几天,我乱翻带回来的一堆书。对于杨亚爽的诗集,不是冲着他的书读诗,而是冲着他的名片读书。我懒洋洋地胡乱翻到某一页停住,凑上眼球瞅瞅。由于排版的不规则,印刷质量的一般,很难让人有阅读欲。但作为初识的文友,我一定要深刻地认识他。读吧,只有读,才知道他的分量。
　　 我翻到某一页定住。这是一组诗中的一首,叫《初二》。前面没读出什么惊喜,我有些灰心。目光留在这一页,看到诗的最后三行。突然,我眼睛被点亮了:“阳光写满西墙又翻到东墙/在生命的卷页中/我无法忽略哪一行”。好诗!我拍了一把他的书,好诗!于是接着读下一首,当然是《初三》啦,其中又有两句照亮了我的眼:“窗外的雪花/也会哭成春天的眼泪”。够了!一本诗册里,能胡乱翻出几个经典的句子,还不能说明它的诗性吗?于是我断定,杨亚爽的确是个诗人!
　　 就冲着这几句诗,这本朴素得近乎裸奔的不正规诗集,我把它插进我的书柜里。它是现代诗。是一个嘴上没毛的少年写的。它的名字叫《漫长的夏季》。他叫杨亚爽。这是我上海之行的又一个收获。阳光从西墙翻到东墙,我又度过了诗意的一天……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