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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为我国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所著，成书于清康熙年间，全书共12卷，收录短篇文言小说491篇，是一部家谕户晓、妇孺皆知的不朽之作。此小说集不仅记事恢谲曼妙，行文典雅纯熟，风调寒峭高古，而且构思奇幻委曲，专录奇诡异常之文、鬼怪狐仙之事。蒲松龄一生“雅爱搜神”，传言他曾经在家门口开过一家茶馆，还立过一个有趣的规矩，只要前来的茶客能讲一个他未曾听过的精彩故事，茶钱便可分文不取。由此，蒲松龄便靠着这个法子搜集了好多天南地北的故事，把它们一一修改写入书里。不论这个传言真假与否，但毫无疑问的是，《聊斋志异》取材确为极广，其中有采自当时社会传闻或直录友人笔记者，也有就前人的记述加以改制、点染的，还有的就是那些并没有口头传说或文字记述的依据，而是完全或基本上由作者虚构出来的狐鬼花妖的故事。故事多，取材广，自然出现在不同故事中的典型场所也就五花八门、各有特色，这也就值得我们好好玩味一番了。
“故事场所”自然是指小说故事中出现的场所，而当我们把这些故事场所加以整理，再加以从文化视角去琢磨，可以找到历史和小说的变迁所遗留下的轨迹。“场景的历史就是小说的历史。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事件都有其发生的特定‘场所’。把这些事件进行创造性变形，按照一定顺序排列于文本当中，就成为‘故事’。在事件被改造成故事的同时，场所也由客观的、具体的事件发生地点转变成带有主观色彩并隐含文化含义的故事展开‘场景’。”而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的故事中，出现了众多的故事场所，这些故事场所或明或暗、各式各样，构成了不同的故事趣味场。当我们把一些故事场所进行大致归纳后，也许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类疑问：作者会如此设定这些特殊的故事场所，是因为故事情节的需要，还是仅仅只是为了增添故事的独特氛围？而在这些故事场所背后，会不会有关联到相关的历史与文化？
佛教一直以来与中国古典小说渊源极深，自佛教入土中原以后，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传播，各式各样的佛寺宝刹开始耸立于五湖四海，遍及都邑山野，而这些随处可见的寺庙古刹也就自然而然地与百姓民众的市井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艺术来源于真实的日常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而中国古典文学也免不了多多少少折射出古代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寺庙兰若这一承载着大众人民宗教信仰的活动场所，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许多作家所关照的视野之中。所以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一些故事场所被设定为佛寺古刹的故事，如《画壁》、《聂小倩》、《鲁公女》等。
一、佛寺的宗教感和神秘感容易激发神怪作家的创作灵感
《画壁》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位朱姓举人偶然来到一座寺院，寺院里墙壁上绘有精妙绝伦的图画，朱举人游览时看见壁画上有一少女姿态优美，不觉神摇意动，飞入画中经历了一番奇幻浪漫的游历。在这个带着梦幻色彩的故事里，佛庙古寺这一故事场所无疑使得整个故事显得神秘感十足。《画壁》一文中开篇就写到：“偶涉一兰若，殿宇禅舍，俱不甚弘敞，唯一老僧挂褡其中。”幽幽佛寺之中，却只有一位老僧暂住，终年伴随着这古老的壁画。故事开头便给读者一种既陌生又奇异的文字感官刺激。而在《聂小倩》这个故事中，寺庙作为故事场所的出现，和《画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男女主人公相遇的特定场所，都对渲染故事的神秘氛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聂小倩》中写道：“适赴金华，至北郭，解装兰若。寺中殿塔壮丽，然蓬蒿没人，似绝行踪。”（有一次，笔者前往金华，来到北郊的一个庙中，解下行装休息。寺中殿塔壮丽，但是蓬蒿长得比人还高，好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寺庙俨然在《聊斋志异》中已经从香火缭绕的诵经学佛之处转变为了书生与仙怪邂逅相遇的幽谧之舍。
其实，寺庙与神仙鬼怪的缘份并非只出现在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明清小说之中，在唐代小说中就有诸多与寺庙古刹相关的鬼怪神仙的故事。如唐代琅琊王洙以牛僧孺的笔记小说《元无有》为本事创作的一篇传奇小说——《东阳夜怪录》，此作品讲述了一个名为成自虚的人自己口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奇妙经历。故事发生于一风雪佛寺之中，成自虚从京师返乡，因天色已晚加之风雪交至，无奈之下只得夜宿于一佛寺。在成自虚安顿之后，又有四人前来投宿。于是，在这一寒夜里，成自虚与那四人及院主和尚在僧房里呤咏赋诗，好不快乐。可是当夜色渐终，寺钟撞响后，僧房里突然杳无声息，成自虚环视四周，那些人物皆不见踪影。天亮以后，他走出寺院，只见寺外有橐驼、乌驴、老鸡、驳猫、二刺猬等动物。成自虚这才恍然，原来夜间呤咏赋诗之众皆为橐驼、乌驴、老鸡、驳猫、二刺猬等动物的幻化之形。这是一个典型的发生在寺庙场景中的神灵鬼怪的故事。佛教在唐朝实为鼎盛之期，佛教寺院自然很容易成为滋生妖异故事的不二场所。“受原始思维的思维方式影响，古人多认为万物皆有其灵性，而佛教的灵魂不灭与灵魂转世等观念，更给了古代小说家以想象的灵感。佛教寺院作为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它的神秘感以及由宗教宣传而深入于民众心理的灵物崇敬与信仰，自然也就成了孕育这类灵怪故事的最适宜的场所。”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佛寺古庙独特的宗教仪式感和神秘感容易激发神怪作家的创作灵感。例如唐代的《广异记》一书中，多有与佛教相关联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多来源自佛寺古庙。
二、佛寺故事中多有爱情
反观《聊斋志异》中的寺庙故事，特别如《画壁》、《聂小倩》之类，除去神灵鬼怪这一特殊故事元素以外，其另一看点便为发生在寺庙中的“爱情”。朱举人在佛寺壁画里与天女相恋，女鬼聂小倩更是在荒落佛寺里与书生宁采臣相遇。从古至今，萌芽于佛寺兰若中的爱情从来就并非稀奇，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仿佛已经成为一种爱情的范式。一提起寺庙，人们往往更多联想到的是“禁欲”，是“克制”，是“六根清净方为道”。而实际上，寺庙却为一个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内的寓所，凡俗律法的权杖也难以叩开这里的禅门。这里也就如同欧洲的基督教的大教堂，所以《巴黎圣母院》中的吉卜赛姑娘可以躲进神的屋宇，暂时避开外界世俗的伤害。在这样一个有菩萨罗汉荫庇的神圣之所，在这样一个与任何一方都无瓜葛的佛院古刹之中，会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而这样的一种陌生化，更有助于激发人性的冲动，让人做出一些在熟悉的、正常的情境下不足以实施的举动。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们在选定书生们与小姐们相恋幽会之所时，寺庙于情于理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考虑。而在明清的志人志怪的小说作品之中，寺庙这一故事场所，不仅因其独特宗教氛围与鬼魅暗生之事相关联，而且还是符合当时的民风民俗的。我们知道，古代的妇女们，特别是贵族门第的千金大小姐们，家教严苛，活动的半径极其有限，于是对于任何能够抛头露面的机会，自然会倍加珍惜。妇人们去佛寺中拜佛进香就是一次难得的出行机会。妇人们可以大摇大摆地、昂首挺胸地带着丫鬟仆人出门。虽然一次进香出门只是意味着暂时脱离了礼教深重的阴宅大门，但这快乐即便短暂，也是值得妇女们稍稍放松心情，表现出一些本真。在清朝著名小说《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中就有写到外出上香的荣国府的小姐丫鬟们开心愉悦的样子。“这个说：‘我不同你在一处’，那个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那边车上又说‘蹭了我的花儿’，这边又说‘碰折了我的扇子’，咭咭呱呱，说笑不绝。周瑞家的走过来过去的说道：‘姑娘们，这是街上，看人笑话。’说了两遍，方觉好了。” 对于古代男子来说，特别是那些单身男子来说，佛家寺庙是暗地里悄悄打量上香妇女的绝妙场所。那些平日里深锁高楼的名门闺秀，也只有此时才可一窥真颜。如在《醒世恒言》里，有一名篇为《卖油郎独占花魁》。其故事中穷苦的卖油郎秦重，就是在寺庙才看见杭州城内首屈一指的名妓莘瑶琴的。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也是在河东普救寺偶见崔莺莺的。在古代，进寺庙中来烧香拜佛的女子当中，说不定还有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物。她们名义上是来烧香祈愿，实际上却盘算着如何能与寺里的僧人幽会调笑。例如《南史·后妃列传下》中有南朝梁元帝萧绎的妃子徐昭佩曾与和尚在寺里幽会的记载。在清朝，古代的妇人们与和尚秘密幽会屡有发生，防不胜防。为了防止这种有伤当时风化的事越来越多，清朝官员只得因噎废食，严禁妇人们进入寺庙烧香拜佛。据近代学者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光绪十一年，御史张燎因京师白云观，每年正月举行烧香拜会，‘男女杂沓，并有闲房屈曲，静坐暗室，托为神仙，怪诞不经，请旨严禁’。”湖南巡抚卞宝第干脆颁布一则《示禁烧香》令：“烧香结会，男女杂处，最为风俗人心之大害。”在广州的光孝寺里还留存着禁止风月的石碑，碑上刻着《禁妇女入寺烧香示》。古代的作家们让爱情走入寺庙佛堂，让这里成为了人类原始欲望爆发的隐喻式故事场所。
三、佛寺文化影响民众心理
佛教自西向东渐渐侵入，成为东土之上所经受的一次至关重要的文明侵袭。佛寺文化对于中土民间文化的影响深不可测，这种影响不仅渗入了政治、医学、文学、艺术等这些领域，更重要的是甚至对于市井民众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也有所渗透。
在佛寺文化中，宗教活动是有着真正实践意义的，“把人与神，即信教者与崇拜对象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系，使信教者通过宗教活动和宗教行为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情感，以得到精神上的寄托和慰籍。”面对与自己此世密切相关的生老病死、血缘延续等各种事情，普通民众自然希望能够存在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来为自己消灾避祸。在《太平广记》一书中就记述了很多神异的故事，这些故事或多或少向民众发出了一种信息，只要虔诚地信仰神佛，一切疑难杂症就可以不攻自破。一位吴姓长沙人，平生以捕猎渔钓为业。因食白龟而“遍身患疮，悉皆溃烂，痛苦号叫，斯须不可忍，眉鬓手足指皆堕落，未即死。”后来有一位僧人教其诵念大悲真言，此人“一心念诵，后疮痍渐复，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像这样这种神奇故事还有很多，举不胜举，这些故事广泛流传于当时的社会，使得民众更加死心塌地信仰于佛教。
在古代，佛寺承载了太多凡俗的愿望，就如《聊斋志异》中那些出现在寺庙里的姻缘，佛寺在故事里悄悄地圆满了剧中人的爱情，映射着古代先民的信仰与愿望。面对悲伤与愁苦同存的现实，面对短暂易逝而脆弱平凡的生命，他们只好求助于佛，坚信佛寺高堂中那威严庄重的佛像能够给予他们今世的安乐、来世的幸福以及离世后的极乐。他们大多仅仅把佛教作为一种换取平安喜乐的工具，这也体现了中国民众极具实用主义特征的佛教信仰。
对于关乎到佛寺文化的古典文学，不论是《画壁》还是《聂小倩》，那些普通书生文士在寺庙里遇仙遇鬼正隐含了历史的烟尘，而佛寺兰若这一特定的故事场所也会在一代又一代文人的笔下被加工被传承。（作者单位：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故事场所”自然是指小说故事中出现的场所，而当我们把这些故事场所加以整理，再加以从文化视角去琢磨，可以找到历史和小说的变迁所遗留下的轨迹。“场景的历史就是小说的历史。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事件都有其发生的特定‘场所’。把这些事件进行创造性变形，按照一定顺序排列于文本当中，就成为‘故事’。在事件被改造成故事的同时，场所也由客观的、具体的事件发生地点转变成带有主观色彩并隐含文化含义的故事展开‘场景’。”而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的故事中，出现了众多的故事场所，这些故事场所或明或暗、各式各样，构成了不同的故事趣味场。当我们把一些故事场所进行大致归纳后，也许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类疑问：作者会如此设定这些特殊的故事场所，是因为故事情节的需要，还是仅仅只是为了增添故事的独特氛围？而在这些故事场所背后，会不会有关联到相关的历史与文化？
佛教一直以来与中国古典小说渊源极深，自佛教入土中原以后，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传播，各式各样的佛寺宝刹开始耸立于五湖四海，遍及都邑山野，而这些随处可见的寺庙古刹也就自然而然地与百姓民众的市井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艺术来源于真实的日常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而中国古典文学也免不了多多少少折射出古代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寺庙兰若这一承载着大众人民宗教信仰的活动场所，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许多作家所关照的视野之中。所以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一些故事场所被设定为佛寺古刹的故事，如《画壁》、《聂小倩》、《鲁公女》等。
一、佛寺的宗教感和神秘感容易激发神怪作家的创作灵感
《画壁》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位朱姓举人偶然来到一座寺院，寺院里墙壁上绘有精妙绝伦的图画，朱举人游览时看见壁画上有一少女姿态优美，不觉神摇意动，飞入画中经历了一番奇幻浪漫的游历。在这个带着梦幻色彩的故事里，佛庙古寺这一故事场所无疑使得整个故事显得神秘感十足。《画壁》一文中开篇就写到：“偶涉一兰若，殿宇禅舍，俱不甚弘敞，唯一老僧挂褡其中。”幽幽佛寺之中，却只有一位老僧暂住，终年伴随着这古老的壁画。故事开头便给读者一种既陌生又奇异的文字感官刺激。而在《聂小倩》这个故事中，寺庙作为故事场所的出现，和《画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男女主人公相遇的特定场所，都对渲染故事的神秘氛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聂小倩》中写道：“适赴金华，至北郭，解装兰若。寺中殿塔壮丽，然蓬蒿没人，似绝行踪。”（有一次，笔者前往金华，来到北郊的一个庙中，解下行装休息。寺中殿塔壮丽，但是蓬蒿长得比人还高，好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寺庙俨然在《聊斋志异》中已经从香火缭绕的诵经学佛之处转变为了书生与仙怪邂逅相遇的幽谧之舍。
其实，寺庙与神仙鬼怪的缘份并非只出现在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明清小说之中，在唐代小说中就有诸多与寺庙古刹相关的鬼怪神仙的故事。如唐代琅琊王洙以牛僧孺的笔记小说《元无有》为本事创作的一篇传奇小说——《东阳夜怪录》，此作品讲述了一个名为成自虚的人自己口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奇妙经历。故事发生于一风雪佛寺之中，成自虚从京师返乡，因天色已晚加之风雪交至，无奈之下只得夜宿于一佛寺。在成自虚安顿之后，又有四人前来投宿。于是，在这一寒夜里，成自虚与那四人及院主和尚在僧房里呤咏赋诗，好不快乐。可是当夜色渐终，寺钟撞响后，僧房里突然杳无声息，成自虚环视四周，那些人物皆不见踪影。天亮以后，他走出寺院，只见寺外有橐驼、乌驴、老鸡、驳猫、二刺猬等动物。成自虚这才恍然，原来夜间呤咏赋诗之众皆为橐驼、乌驴、老鸡、驳猫、二刺猬等动物的幻化之形。这是一个典型的发生在寺庙场景中的神灵鬼怪的故事。佛教在唐朝实为鼎盛之期，佛教寺院自然很容易成为滋生妖异故事的不二场所。“受原始思维的思维方式影响，古人多认为万物皆有其灵性，而佛教的灵魂不灭与灵魂转世等观念，更给了古代小说家以想象的灵感。佛教寺院作为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它的神秘感以及由宗教宣传而深入于民众心理的灵物崇敬与信仰，自然也就成了孕育这类灵怪故事的最适宜的场所。”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佛寺古庙独特的宗教仪式感和神秘感容易激发神怪作家的创作灵感。例如唐代的《广异记》一书中，多有与佛教相关联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多来源自佛寺古庙。
二、佛寺故事中多有爱情
反观《聊斋志异》中的寺庙故事，特别如《画壁》、《聂小倩》之类，除去神灵鬼怪这一特殊故事元素以外，其另一看点便为发生在寺庙中的“爱情”。朱举人在佛寺壁画里与天女相恋，女鬼聂小倩更是在荒落佛寺里与书生宁采臣相遇。从古至今，萌芽于佛寺兰若中的爱情从来就并非稀奇，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仿佛已经成为一种爱情的范式。一提起寺庙，人们往往更多联想到的是“禁欲”，是“克制”，是“六根清净方为道”。而实际上，寺庙却为一个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内的寓所，凡俗律法的权杖也难以叩开这里的禅门。这里也就如同欧洲的基督教的大教堂，所以《巴黎圣母院》中的吉卜赛姑娘可以躲进神的屋宇，暂时避开外界世俗的伤害。在这样一个有菩萨罗汉荫庇的神圣之所，在这样一个与任何一方都无瓜葛的佛院古刹之中，会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而这样的一种陌生化，更有助于激发人性的冲动，让人做出一些在熟悉的、正常的情境下不足以实施的举动。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们在选定书生们与小姐们相恋幽会之所时，寺庙于情于理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考虑。而在明清的志人志怪的小说作品之中，寺庙这一故事场所，不仅因其独特宗教氛围与鬼魅暗生之事相关联，而且还是符合当时的民风民俗的。我们知道，古代的妇女们，特别是贵族门第的千金大小姐们，家教严苛，活动的半径极其有限，于是对于任何能够抛头露面的机会，自然会倍加珍惜。妇人们去佛寺中拜佛进香就是一次难得的出行机会。妇人们可以大摇大摆地、昂首挺胸地带着丫鬟仆人出门。虽然一次进香出门只是意味着暂时脱离了礼教深重的阴宅大门，但这快乐即便短暂，也是值得妇女们稍稍放松心情，表现出一些本真。在清朝著名小说《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中就有写到外出上香的荣国府的小姐丫鬟们开心愉悦的样子。“这个说：‘我不同你在一处’，那个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那边车上又说‘蹭了我的花儿’，这边又说‘碰折了我的扇子’，咭咭呱呱，说笑不绝。周瑞家的走过来过去的说道：‘姑娘们，这是街上，看人笑话。’说了两遍，方觉好了。” 对于古代男子来说，特别是那些单身男子来说，佛家寺庙是暗地里悄悄打量上香妇女的绝妙场所。那些平日里深锁高楼的名门闺秀，也只有此时才可一窥真颜。如在《醒世恒言》里，有一名篇为《卖油郎独占花魁》。其故事中穷苦的卖油郎秦重，就是在寺庙才看见杭州城内首屈一指的名妓莘瑶琴的。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也是在河东普救寺偶见崔莺莺的。在古代，进寺庙中来烧香拜佛的女子当中，说不定还有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物。她们名义上是来烧香祈愿，实际上却盘算着如何能与寺里的僧人幽会调笑。例如《南史·后妃列传下》中有南朝梁元帝萧绎的妃子徐昭佩曾与和尚在寺里幽会的记载。在清朝，古代的妇人们与和尚秘密幽会屡有发生，防不胜防。为了防止这种有伤当时风化的事越来越多，清朝官员只得因噎废食，严禁妇人们进入寺庙烧香拜佛。据近代学者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光绪十一年，御史张燎因京师白云观，每年正月举行烧香拜会，‘男女杂沓，并有闲房屈曲，静坐暗室，托为神仙，怪诞不经，请旨严禁’。”湖南巡抚卞宝第干脆颁布一则《示禁烧香》令：“烧香结会，男女杂处，最为风俗人心之大害。”在广州的光孝寺里还留存着禁止风月的石碑，碑上刻着《禁妇女入寺烧香示》。古代的作家们让爱情走入寺庙佛堂，让这里成为了人类原始欲望爆发的隐喻式故事场所。
三、佛寺文化影响民众心理
佛教自西向东渐渐侵入，成为东土之上所经受的一次至关重要的文明侵袭。佛寺文化对于中土民间文化的影响深不可测，这种影响不仅渗入了政治、医学、文学、艺术等这些领域，更重要的是甚至对于市井民众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也有所渗透。
在佛寺文化中，宗教活动是有着真正实践意义的，“把人与神，即信教者与崇拜对象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系，使信教者通过宗教活动和宗教行为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情感，以得到精神上的寄托和慰籍。”面对与自己此世密切相关的生老病死、血缘延续等各种事情，普通民众自然希望能够存在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来为自己消灾避祸。在《太平广记》一书中就记述了很多神异的故事，这些故事或多或少向民众发出了一种信息，只要虔诚地信仰神佛，一切疑难杂症就可以不攻自破。一位吴姓长沙人，平生以捕猎渔钓为业。因食白龟而“遍身患疮，悉皆溃烂，痛苦号叫，斯须不可忍，眉鬓手足指皆堕落，未即死。”后来有一位僧人教其诵念大悲真言，此人“一心念诵，后疮痍渐复，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像这样这种神奇故事还有很多，举不胜举，这些故事广泛流传于当时的社会，使得民众更加死心塌地信仰于佛教。
在古代，佛寺承载了太多凡俗的愿望，就如《聊斋志异》中那些出现在寺庙里的姻缘，佛寺在故事里悄悄地圆满了剧中人的爱情，映射着古代先民的信仰与愿望。面对悲伤与愁苦同存的现实，面对短暂易逝而脆弱平凡的生命，他们只好求助于佛，坚信佛寺高堂中那威严庄重的佛像能够给予他们今世的安乐、来世的幸福以及离世后的极乐。他们大多仅仅把佛教作为一种换取平安喜乐的工具，这也体现了中国民众极具实用主义特征的佛教信仰。
对于关乎到佛寺文化的古典文学，不论是《画壁》还是《聂小倩》，那些普通书生文士在寺庙里遇仙遇鬼正隐含了历史的烟尘，而佛寺兰若这一特定的故事场所也会在一代又一代文人的笔下被加工被传承。（作者单位：湖北大学知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