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典籍中的记录里，最让人不忍卒读的，就是对古代灾荒的种种描绘，那些“大旱”“大饥”“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等恐怖景象，让多少读史者读到心头滴血，却也教一些“聪明人”一拍脑袋：“古代动植物资源那么丰富，没粮食吃可以捕鱼打猎嘛，古人为啥这么想不开？”
　　历朝历代的灾荒时节，确实常有离乡背井的流民钻进山林，靠打猎捕鱼讨生活。最出名的就是中晚唐时期，生活在嵩山山区里的“山棚”之民，基本都是从各地逃荒到这里的流民。但更残酷的事实是，在那些破坏力巨大的灾荒面前，“捕鱼打猎”的法子，基本没用。
　　为何没用？明末大饥荒时，原籍陕西安塞县的官员马懋才，就在奏疏里来了个现身说法。在马懋才看来，他自己在全国多地当过官，还从辽东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过，什么样的惨景都见过，大饥荒时却是“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意思是，哪怕战场上的尸山血海，都不如饥荒里的灾区惨：陕北闹旱灾后，简直“草木枯焦”，老百姓只能跑到山里吃树皮、野草，树皮、野草吃光了就只能吃泥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保守估计饿死一千万人的晚清“丁戊奇荒”，更是惨烈：在直隶、山西、陕西等受灾省份里，“有尽村无遗者”，整个村子的人全饿死。那活着的人都吃什么？一开始是苜蓿和柳叶，后来就是杂草和树皮，家家户户“经年不见谷食者”。灾区的儿童们个个皮包骨头肚子肿胀，让他们去“捕鱼打猎”，几乎是痴人说梦。
　　所以，碰上这样的大灾，就算能靠山吃山，山里的动物也大多跑光。特别是在“草木枯焦”的旱灾里，河流大量干涸，哪里有什么鱼虾？就算有，又怎供得起这么多灾民？
　　而对处在饥荒里的百姓来说，“饿死人”往往只是苦难的开始。首先是瘟疫肆虐。大量的灾民死亡，随后就带来大面积的瘟疫。比如明末大饥荒里的河南地区，就是“瘟疫大作”，开封府治下的阳武县，就在瘟疫里“死者十九”，荥阳县由于死人太多，以致春季三月时节“路无人行”。然后就是持续的动乱。比如在马懋才的家乡安塞，幸存的灾民为了活命，就开始“相聚为盗”，而后就走一路抢一路，“而抢掠无遗矣”……而当饥荒引起的动乱发展成规模后，就是震撼全国的大乱，连锁反应下，周边原本没有饥荒的地区，自然被无情波及。还是以席卷明朝北方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来说，不只是灾区在动乱里血流成河，原本富庶的江淮地区，也在一波波战乱和横征暴敛里受害严重。官员徐标途经江淮进京上任，一路看到的是“蓬蒿满路，鸡犬无音”的惨景，他在这个春耕时节走过江淮各地农村，竟连一个种田的农人都看不到……看到徐标奏疏的崇祯皇帝，也是边看边流眼泪。可流泪又有什么用呢？就连这大明王朝，此时都已进入“倒计时”——如果说饥荒好比一个王朝的伤口，那么接下来因“救灾不力”而引发的种种惨状，就好比各种凶猛的并发症，一轮接一轮地爆发，直到完全吞噬这个王朝的生命。
　　所以，比起“让老百姓捕鱼打猎”之类的馊主意，中国历代王朝在饥荒问题面前，都重点在一桩大事上开动脑筋——如何提升粮食储备，增强抗灾能力。以现在的话说，就是要“重视粮食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从元末大饥荒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明王朝，一度弦绷得紧。明太祖朱元璋开基建国后，除了延续宋、元王朝的“常平仓”政策外，又在全国各地广建“预备仓”，不遗余力地储备粮食。他在位晚期，明王朝就出现了“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的盛况。甚至在放粮救灾方面，明朝官场也一度有“红线”——官员若救灾不力，有可能会被处死;倘若灾情紧急，地方官完全可以不经请示，先行开仓放粮。
　　雄厚的粮食储备，也曾是明王朝亮眼的“名片”。明末时拉达、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都记载过明朝“远比欧洲富裕得多”的盛景。哪怕在万历十年（1582年）改革家张居正去世时，此时的明朝依然“太仓粟可支十年”——仅太仓积攒的粮食，就十年吃不完。理论上说，这样的明朝，扛得住任何饥荒。

　　而取代了明朝的清朝，立国后也牢记着明王朝饥荒亡国的教训，对于粮食安全不敢放松。特别是雍正年间，经过“摊丁入亩”等一系列改革，清朝的粮食储量达到了惊人的二千八百万石。乾隆皇帝登基后，更把储粮标准提高到了四千八百万石。追求“十全文治武功”的乾隆，在粮食政策上无比务实，乾隆年间的救荒政策，不但彻底取消了官定利息，而且有严格的“各省互救”国策，千方百计杜绝饥荒。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清两朝都曾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那么为何在其末世时，都出现了景象惨烈的“奇荒”呢？因为破坏粮食安全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就以明朝为例，虽然明朝历任帝王，都高度重视粮食储备，但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丰厚的储粮也成了官员眼中的肥肉，贪占挪用粮食成了惯用套路，就连一度遍布全国的“预备仓”，到了明末也已彻底不见影踪，许多“预备仓”甚至被改建成了王府。万历“亲政”的几十年里，由于他擅长做甩手掌柜，明朝的粮食储备更是锐减，比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时，天子脚下的京仓，竟然就“仅有两年之积”，通仓“仅半年之储”。
　　外加明末商品经济发达，原本作为产粮区的江南地区，大批农田都改种经济作物。而在全国各地农村，大批农民扔下土地擁入城市，哪怕北京周边的农村，也是“土旷人稀”，一批批农民进入城镇矿山谋生。粮食产量自然锐减，就算在经济富庶的苏松地区，万历晚期的十年里，粮食价格竟不知不觉涨了一点六倍。繁荣的表面下，已隐藏着巨大的粮食危机。
　　晚清年间的“丁戊奇荒”，更是人祸破坏粮食安全的写照。在“丁戊奇荒”前的二十年里，出于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北方各省大片良田都改种了鸦片。比如在重灾区山西省，全省五百三十万亩农田，有六十万亩种上了鸦片，于是山西境内哪里产烟最多，哪里就“饿毙者多”。在山西境内大片罂粟花下，受灾百姓多达五六百万，“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丰厚的鸦片收益，喂饱了极少数蛀虫，也碾碎了清王朝的“粮食安全红线”。
　　比起这些惨痛的教训，更需要后人明白的是，无论身处任何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粮食安全”“饥荒”这些字眼，都不是遥远的词汇。联合国最新的报告告诉我们：目前全球就有六点九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每十一个地球人里，就有一个人正在挨饿。从这个意义上说，珍惜眼前的生活，珍惜每一顿饭、每一粒粮食，就是当下我辈的“粮食安全红线”。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朝文社”，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