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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作为国内极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商人群体,浙商早已跨出国门。莫斯科著名的“海宁楼”,南非中华门商业中心,阿联酋迪拜的中国日用商品城分市场,这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商业区,都是由浙商一手建立起来的。
而翻看浙商的海外经历,在一连串不断制造奇迹的数据背后,还有他们作为先行者留下的伤痕。
海外急先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浙商是走出国门最活跃的一群。迄今为止,浙商已在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泰国、墨西哥等国家投资设立了1000多家企业。而浙江省亦已在巴西、俄罗斯、南非、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9个有形商品市场,带动外销。
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05年9月1日联合发布的《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称,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55亿美元,其中,浙江省以682家的主体数量居首位,占境内主体总数的23%;70%的私营企业投资主体来自浙江、福建两省。
温州则是浙江海外军团的最大输出地。据温州市侨办的统计数据,目前在海外经商的温州人达42万人,超过温州总人口的5%(总人口740万左右)。这些人在西欧,北美等地区从事服装、鞋革、小商品贸易以及餐饮业,还有一部分人在俄罗斯等地从事边境贸易。
遭遇劫难
2005年11月4日,骑着摩托车或开着汽车的年轻人在巴黎郊区93区的Blanc-mesnil与Bourget等城镇肆意地将汽油瓶等易燃物扔向汽车、仓库,其中5个仓库燃起熊熊大火,里面的财物瞬间化为灰烬,其中温州商人在两地各有一个仓库被焚烧。
刘玉昆是骚乱中受损失最严重的温州商人之一,其位于LE Bourget市面积达18000平方米的仓库被骚乱者点燃。另一位商人池万升,其在巴黎东北郊购置的2000平方米仓库和储存的大宗进口货物被付之一炬。这些仓库里储存的是从国内各地运往巴黎的服装、皮件和各种小商品。据估计,这两个仓库被烧货物的价值至少在1亿元以上。
记者联系温州市侨力,该办文宣处的工作人员称:“在巴黎骚乱中,直接被焚烧的温商仓库有四处。而在焚烧事件发生后,侨团侨商严加防患,连夜值班,阻止了多起点火事件。”
至于在巴黎骚乱中,浙商的直接损失到底有多少,有媒体报道说“损失总计达到数亿元”。该工作人员称“没有确切的数据,因为有些商品并没有统计在内,有一部分商品报了关税,而还有一部分可能并未报关税。”
然而,浙商遭受的海外劫难远不止这一起。2005年3月24日晚,在吉尔吉斯的骚乱中,两家中国商城被洗劫,其中“国英商品城”惨遭大批暴徒洗劫焚毁,其中涉及浙商10余户,损失在100万~150万美元之间。
2004年9月16日晚,西班牙埃尔切城中国鞋类批发商店比较集中的塔纳妥里奥大街,1991年就从温州青田去西班牙闯荡的陈九松原想早早打烊,但无奈这天刚好有16个货柜的货要进仓库,悲剧突然发生:大约60名西班牙肇事者冲到车前,把货柜里的鞋卸下,放火焚烧。另有人将汽油燃烧瓶投入鞋库,16个装满鞋子的货柜顷刻化为灰烬,经济损失达100多万欧元。
意外还是阴谋
对于浙商在海外多起劫难的原因,各方人士大致有两派观点。
一派持“意外论”,他们认为,如巴黎骚乱的核心地区就是巴黎附近的郊区,浙商的仓库主要就是在郊区,浙江侨商主要集中在巴黎的十区和十一区,那里以前是犹太商人集中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已成为浙江人的店铺。而且骚乱一开始没有引起商人们的重视,所以导致大量仓库被烧毁。
而持“阴谋论”的一派则认为,巴黎骚乱的主要发起者就是法国非洲籍和阿拉伯籍的移民,而这些移民,曾经是法国市场上日用品和鞋、服装等货物的外贸商人,恰好是商战中温州商人的手下败将,他们这么做是恶性商战。西班牙埃尔切事件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集群经济之间的冲突不断演化,在西班牙民间升级成暴力形式。有数据表明,2003年西班牙从中国进口鞋子6190万双,占西班牙鞋类进口总额的47%。西班牙企业生产的一双旅游鞋最低价格为20欧元,但是,中国人生产的同样款式和质量的旅游鞋仅为一双3到4欧元,甚至2欧元。巨大的价格优势对当地的制鞋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此外,中国鞋商普遍不遵守西班牙政府规定的营业时间,星期天和节假日也营业,每天的营业时间特别长,有时候甚至半夜也做卸货等工作,比较随意。于是,当地的制鞋企业和工人把所有的矛头直指给他们带来了“麻烦”的中国鞋。
温州商人是这些事件中的集中受害者。温州市侨办的工作人员称这些事件原因各异。“法国巴黎骚乱事件,外交部已证实并不是针对我们侨商;主要是因为我们侨商集中居住在巴黎郊区;而西班牙埃尔切事件则是行业竞争所致。”
相比较巴黎骚乱事件中的意外因素,“埃尔切事件”是西班牙有史以来发生的第一起严重侵犯华商合法权益的暴力事件,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对此表示强烈谴责,要求西班牙方面尽快查清案情,严惩肇事者,并调查事件是否有更深层次的背景;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与外交干预步伐同时,国内温州市鞋革协会和温州市政府的有关部门也紧急制定应对方略。协会向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提出三点要求,包括严惩肇事者,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给予在西经商中国公民同等竞争待遇。
但是,在赔偿损失方面,当温州鞋商将6名涉嫌焚烧中国鞋仓库的西班牙人告上法庭时,代理律师却发现这些人是社会闹事分子,根本没有赔偿能力。
提升自己更安全
浙商的几次海外危机,都在提醒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中国人特别是来自浙江温州、青田的中国人,已在欧洲本土拥有比较庞大的海外利益。危机的发生,对中国政府的外交、贸易和侨务等主管部门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考验。
侨办的工作人员称,应对巴黎骚乱这类突发事件,侨商要经常和当地使馆联系。这类动荡在事发前都会有所征兆,而使馆的调研人员大部分都能提前获得消息,此时如果有商人能获得该消息,就可以通过财产转移、到安全地带躲避等方法避过一劫;同时,来自同一地区或省份的商人成立商会组织,平时互相照顾,在事情出现后互通消息,将损失减为最低。另外,充分利用出口信用保险等政策性工具,合理规避国际经贸活动中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为自己系上“安全带”。
主动寻求一种商业文化的融合,作出较大的商业心理调整,尽快与当地的主流社会文化和生活风俗融为一体是海外浙商面临的任务。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曾从解析温州模式人手,全面剖析西班牙暴力事件背后的经济根源。温州模式是把低成本的廉价市场价格竞争模式移植到海外。这种生产可替代产品的海外输出模式必须考虑和当地合资,但中国人不太喜欢和别人合作,这就存在某种问题。对西班牙的当地制鞋工人来说,当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时,他们必然要采取极端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浙商更应该搞技术竞争,搞品牌,搞不可替代的产业。中国制造面临的不仅是产品质量和市场策略的局部竞争,更是竞争心理和中国商业文化如何与当地商业文化融合的全面考验。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2005年11月29日,西班牙鞋业配件协会副主席卡洛斯及工作人员会同西班牙4家大规模的鞋类生产企业组团来温州,希望与温州鞋企建立长久联系,这是西班牙民间的鞋业组织首次与温州鞋企进行主动交流。在溫州期间,他们与当地的东艺、康奈、红蜻蜓、多尔康等出口欧盟的“制鞋大户”举行了座谈,还带来几个“可行的”合作项目。“当然生意不是一次就能谈成,但是这种交流与沟通是合作与双赢的开始。”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如是说。
而翻看浙商的海外经历,在一连串不断制造奇迹的数据背后,还有他们作为先行者留下的伤痕。
海外急先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浙商是走出国门最活跃的一群。迄今为止,浙商已在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泰国、墨西哥等国家投资设立了1000多家企业。而浙江省亦已在巴西、俄罗斯、南非、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9个有形商品市场,带动外销。
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05年9月1日联合发布的《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称,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55亿美元,其中,浙江省以682家的主体数量居首位,占境内主体总数的23%;70%的私营企业投资主体来自浙江、福建两省。
温州则是浙江海外军团的最大输出地。据温州市侨办的统计数据,目前在海外经商的温州人达42万人,超过温州总人口的5%(总人口740万左右)。这些人在西欧,北美等地区从事服装、鞋革、小商品贸易以及餐饮业,还有一部分人在俄罗斯等地从事边境贸易。
遭遇劫难
2005年11月4日,骑着摩托车或开着汽车的年轻人在巴黎郊区93区的Blanc-mesnil与Bourget等城镇肆意地将汽油瓶等易燃物扔向汽车、仓库,其中5个仓库燃起熊熊大火,里面的财物瞬间化为灰烬,其中温州商人在两地各有一个仓库被焚烧。
刘玉昆是骚乱中受损失最严重的温州商人之一,其位于LE Bourget市面积达18000平方米的仓库被骚乱者点燃。另一位商人池万升,其在巴黎东北郊购置的2000平方米仓库和储存的大宗进口货物被付之一炬。这些仓库里储存的是从国内各地运往巴黎的服装、皮件和各种小商品。据估计,这两个仓库被烧货物的价值至少在1亿元以上。
记者联系温州市侨力,该办文宣处的工作人员称:“在巴黎骚乱中,直接被焚烧的温商仓库有四处。而在焚烧事件发生后,侨团侨商严加防患,连夜值班,阻止了多起点火事件。”
至于在巴黎骚乱中,浙商的直接损失到底有多少,有媒体报道说“损失总计达到数亿元”。该工作人员称“没有确切的数据,因为有些商品并没有统计在内,有一部分商品报了关税,而还有一部分可能并未报关税。”
然而,浙商遭受的海外劫难远不止这一起。2005年3月24日晚,在吉尔吉斯的骚乱中,两家中国商城被洗劫,其中“国英商品城”惨遭大批暴徒洗劫焚毁,其中涉及浙商10余户,损失在100万~150万美元之间。
2004年9月16日晚,西班牙埃尔切城中国鞋类批发商店比较集中的塔纳妥里奥大街,1991年就从温州青田去西班牙闯荡的陈九松原想早早打烊,但无奈这天刚好有16个货柜的货要进仓库,悲剧突然发生:大约60名西班牙肇事者冲到车前,把货柜里的鞋卸下,放火焚烧。另有人将汽油燃烧瓶投入鞋库,16个装满鞋子的货柜顷刻化为灰烬,经济损失达100多万欧元。
意外还是阴谋
对于浙商在海外多起劫难的原因,各方人士大致有两派观点。
一派持“意外论”,他们认为,如巴黎骚乱的核心地区就是巴黎附近的郊区,浙商的仓库主要就是在郊区,浙江侨商主要集中在巴黎的十区和十一区,那里以前是犹太商人集中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已成为浙江人的店铺。而且骚乱一开始没有引起商人们的重视,所以导致大量仓库被烧毁。
而持“阴谋论”的一派则认为,巴黎骚乱的主要发起者就是法国非洲籍和阿拉伯籍的移民,而这些移民,曾经是法国市场上日用品和鞋、服装等货物的外贸商人,恰好是商战中温州商人的手下败将,他们这么做是恶性商战。西班牙埃尔切事件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集群经济之间的冲突不断演化,在西班牙民间升级成暴力形式。有数据表明,2003年西班牙从中国进口鞋子6190万双,占西班牙鞋类进口总额的47%。西班牙企业生产的一双旅游鞋最低价格为20欧元,但是,中国人生产的同样款式和质量的旅游鞋仅为一双3到4欧元,甚至2欧元。巨大的价格优势对当地的制鞋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此外,中国鞋商普遍不遵守西班牙政府规定的营业时间,星期天和节假日也营业,每天的营业时间特别长,有时候甚至半夜也做卸货等工作,比较随意。于是,当地的制鞋企业和工人把所有的矛头直指给他们带来了“麻烦”的中国鞋。
温州商人是这些事件中的集中受害者。温州市侨办的工作人员称这些事件原因各异。“法国巴黎骚乱事件,外交部已证实并不是针对我们侨商;主要是因为我们侨商集中居住在巴黎郊区;而西班牙埃尔切事件则是行业竞争所致。”
相比较巴黎骚乱事件中的意外因素,“埃尔切事件”是西班牙有史以来发生的第一起严重侵犯华商合法权益的暴力事件,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对此表示强烈谴责,要求西班牙方面尽快查清案情,严惩肇事者,并调查事件是否有更深层次的背景;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与外交干预步伐同时,国内温州市鞋革协会和温州市政府的有关部门也紧急制定应对方略。协会向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提出三点要求,包括严惩肇事者,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给予在西经商中国公民同等竞争待遇。
但是,在赔偿损失方面,当温州鞋商将6名涉嫌焚烧中国鞋仓库的西班牙人告上法庭时,代理律师却发现这些人是社会闹事分子,根本没有赔偿能力。
提升自己更安全
浙商的几次海外危机,都在提醒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中国人特别是来自浙江温州、青田的中国人,已在欧洲本土拥有比较庞大的海外利益。危机的发生,对中国政府的外交、贸易和侨务等主管部门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考验。
侨办的工作人员称,应对巴黎骚乱这类突发事件,侨商要经常和当地使馆联系。这类动荡在事发前都会有所征兆,而使馆的调研人员大部分都能提前获得消息,此时如果有商人能获得该消息,就可以通过财产转移、到安全地带躲避等方法避过一劫;同时,来自同一地区或省份的商人成立商会组织,平时互相照顾,在事情出现后互通消息,将损失减为最低。另外,充分利用出口信用保险等政策性工具,合理规避国际经贸活动中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为自己系上“安全带”。
主动寻求一种商业文化的融合,作出较大的商业心理调整,尽快与当地的主流社会文化和生活风俗融为一体是海外浙商面临的任务。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曾从解析温州模式人手,全面剖析西班牙暴力事件背后的经济根源。温州模式是把低成本的廉价市场价格竞争模式移植到海外。这种生产可替代产品的海外输出模式必须考虑和当地合资,但中国人不太喜欢和别人合作,这就存在某种问题。对西班牙的当地制鞋工人来说,当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时,他们必然要采取极端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浙商更应该搞技术竞争,搞品牌,搞不可替代的产业。中国制造面临的不仅是产品质量和市场策略的局部竞争,更是竞争心理和中国商业文化如何与当地商业文化融合的全面考验。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2005年11月29日,西班牙鞋业配件协会副主席卡洛斯及工作人员会同西班牙4家大规模的鞋类生产企业组团来温州,希望与温州鞋企建立长久联系,这是西班牙民间的鞋业组织首次与温州鞋企进行主动交流。在溫州期间,他们与当地的东艺、康奈、红蜻蜓、多尔康等出口欧盟的“制鞋大户”举行了座谈,还带来几个“可行的”合作项目。“当然生意不是一次就能谈成,但是这种交流与沟通是合作与双赢的开始。”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