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你当年是受歌剧名伶卡拉斯艺术的打动，走进歌剧艺术殿堂的。卡拉斯身上那股强烈的希腊悲剧气氛和不可妥协的艺术追求是你最欣赏的地方吗？
　　肖玛：卡拉斯最伟大的特质是赋予了歌剧女高音声部全能的概念，凸显了歌剧中声乐与戏剧性的完美结合。她的声音不是用“美不美”来衡量，而是她对剧目角色的投入度。她曾经因为过度投入角色，直接晕倒在台上。歌剧艺术已经成为了她的人生使命。卡拉斯让人懂得，女高音不再是一个只会懂得发声技术的肥胖机器人，而是真正能够在舞台上活灵活现的艺术家。多得她复苏了大量18～19世纪早期的美声唱法歌剧，我们得以看到了很多当时被尘封湮灭的歌剧重见天日。对于我这个中国歌唱家来说，也有启发。当你手头上没有自己民族的艺术曲目的时候，到海外交流只能够永远成为一个学习者，而不是作平等的交流。中国从唐宋开始的诗词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巨大遗产，我们一定要像卡拉斯那样，用心把这些被人遗忘的好东西重新挖掘。当然这需要非常优秀的当代作曲家和歌唱家进行润色、打磨和演绎。
　　《南风窗》：作为一个高男高音，你是如何看待“中性美”的呢？西方历史中的阉人男高音从高潮走向衰落，到现在高男高音的重新出现，是否意味着有着西方曾经对中性美进行过打压？
　　肖玛：其实，高男高音只是人类历史长河里中性审美的其中一部分艺术体现。我非常认同一些学者所说的“第三性”：也就是除了生理上的男女性之外，在文化和心理上有一种模糊的“第三性”。从古罗马的帝皇贵族男宠，到中国的传统戏剧文化，其实中性美一直存在。对于这种人类自古有之的性别灰色地带，我们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我觉得现在流行文化中的反串角色一直都以取笑和幽默为目的，社会对中性美出现了过度的娱乐化消费倾向。我认为，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中性美是可以打动人的，它不是以娱乐为目的。只要不让人感到恶心的反串角色，就是艺术。
　　《南风窗》：作为一名中国的高男高音歌唱家，你如何看待在中国普及高男高音的演唱艺术？
　　肖玛：面对普及的问题，人们通常跟我建议，组建一支巴洛克室内乐团，在中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一些欧洲高男高音的曲目。这当然是个可行的好建议，但是即使全中国都认识意大利巴洛克曲目，那又怎样呢？中国需要与世界其他文明平起平坐的对话，就要挖掘自身的文化元素。以中国传统文学素材创作的新歌剧，我参与了三部的演出：作曲家金湘根据曹禺戏剧创作的《日出》;作曲家叶小纲创作的，描述郑和下西洋的歌剧《永乐》;以及作曲家黄安伦创作的《岳飞》。这三部歌剧的角色都不同，声音和舞台气质的要求也不一样。人声可以说是一种有血有肉的乐器，除了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训练，它也对人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生活阅历有很高的要求。就举《永乐》中郑和这个角色来说，在皇帝面前，要刻画出一个恭顺的太监角色;然而在大海上，这个角色却是一个当机立断的军事家和外交家;最后郑和作为云南的一个回族人，他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也算是一种宗教的朝圣之旅。因此，如何刻画一个角色的不同身份，也是一种挑战。
　　《南风窗》：你如何看待中国本土创作高男高音曲目的问题？
　　肖玛：人们经常说“最有民族性，才有世界性”。但是很多人不懂得的是，从民族到世界并不是贴上一些民族符号就行的，你需要非常一流的专业人才，既有国际视野，也懂专业知识和文化通识。他们要用世界的语言去构建你的文化输出话语权。就好像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的《教学法》现在已经世界通用，然而他同时在匈牙利民间也收集了上百首民歌！肖邦的很多作品也是取材于波兰的农村乡间，然后转化成世界都懂得欣赏的音乐语言。贵州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各个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交错分布。如果我能够有生之年把这里每个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及背后的民俗文化都梳理一次，也算是一种幸运。可以这样说，贵州离北上广很远，却离世界很近。能够在这里沉淀下来的音乐家，都是真正能够深入民间思考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