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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邱竹贤，抗战中的艰难求学路
我的父亲邱竹贤，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挪威技术科学院国外院士、挪威科学院国外院士，被后人称为“中国铝材之父”。父亲已过世多年，很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逝了。父亲年轻时，在人生道路选择上所遭遇的挫折，求学路上所经历的不为人知的困难，除了被我偶尔拿来教育孩子以外，只能尘封在记忆里，成了一段很想向别人说起的回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父亲就读海门中学。父亲成绩优异，是公费生。学校实行军事训练，父亲参加了抗日宣传队，编辑了一个抗日战争的宣传刊物，叫《抗战》。刊名是校长茅蔼廷题的字。父亲在《抗战》刊物上写了发刊词，宣传抗战思想。
当时学校有一位叫马尔俊的老师，是海门人，他召集这些抗日积极分子，成立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并动员父亲他们去陕北、临汾参加抗日工作。父亲的同学郁文、陈述时、吴雨生抗日积极分子去了，这三位同学的路费都是家里资助的。父亲也是很想去，他先把行李送到了船上，然后回家筹集路费，但是家里贫穷，祖母实在没钱资助父亲，父亲只好沮丧地搬下行李，回到学校。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父亲抗日报国的梦想，就这么被扼杀了，只得回学校，继续读书。
1938年，父亲从海门中学毕业了。父亲报考了上海暨南大学化学系，报考的时候，考试的试卷需要用钢笔书写，父亲没有钢笔，就用带来的砚台墨水瓶，蘸水钢笔来写字。蘸水钢笔写起来麻烦，费时费力。考试时也没有乘车，一早就起来，紧赶慢赶地走到在法租界的考场。考试结果出来，父亲被国立暨南大学化学系录取了。录取通知书上注明是公费待遇，学费全免，并且每个月给父亲十五块大洋，作为助学金。
当时暨南大学主要招收对象是华侨，华侨可以住学生宿舍，非华侨就要自己在外面租房子走读。父亲和同班的几个非华侨同学在法租界外租了个房子，每人每月交六块大洋，五个人，也就是三十块大洋，作为房租。吃饭需要自己单独花钱。为了省钱，父亲就在街头巷尾的小饭馆凑合吃吃。
学校发的十五块大洋，是父亲唯一的经济来源，所以父亲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刨除房租和吃饭，再买一些书，每个月几乎所剩无几。就这样靠着每个月这十五块大洋，父亲勉强支撑了一年。当时的上海，已经被日本人占领，设立在法租界的暨南大学，遭到日本人的抵制和破坏。后来学校搬到公共租界，又借用新寰中学的校址，上课经常断断续续。当时上学成了一个危险的事情，很多同学都弃学了。但是父亲成绩优异，不肯放弃学业，1939年夏天，父亲又报考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幸运地被录取了。1939年12月初，父亲离开暨南大学，南下往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去了。那时候内陆被日本占领，交通要道被切断，出行极其不易。要想从上海去贵州，先得坐船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在香港停留两三天，然后继续坐船到达越南海防。接着在海防改乘火车到谅山，然后在谅山转车，沿着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然后再由昆明坐汽车到贵阳，再然后转汽车到马场坪，最后步行到平越。
这么长的路线，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一大笔路费。上海女青年会赞助了父亲60元，二伯又资助40元，一共是100元。父亲花了72元，买了一张最便宜的，从香港到越南海防的船票，又办好出国的护照和签证。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出发了。出发的那天，二伯邱竹师送父亲到上海码头。父亲坐的船叫“德生轮”，是一艘德国的轮船。父亲买的是最便宜的吊铺，舱位在船的最下层。吊铺是什么样子的？父亲从未见过。想到轮船的最下层装了很多货物，不怎么安全，要是货物塌下来，把人压坏了，那就惨了。于是父亲决定不下到舱位去，就睡在甲板上。德生轮自离开了上海，经过黄海，东海，两天后，就到达香港。船在香港停留后又继续向南去越南海防，其间要经过琼州海峡。琼卅『海峡位于海南岛和广东之间，德生轮经过时，天气不好，风很大，船颠簸得厉害，浪很高，打在船上，落下来时就像下雨一样。父亲的被子被浇透了。风暴一夜未停，父亲被折腾得一夜没睡。最后，有惊无险，安全穿过了琼州海峡。又过了一天，就到了越南海防。
在越南待了两三天，父亲被通知去接受行李检验。海防的海关的房子很大，里面很阴暗。人们排着队，把行李交到警察手里，任由他们翻查。据说海关官员在检查的时候，看见合适的东西，就直接拿走。父亲因为是穷学生，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什么都没被拿走。从海关出来，父亲就把行李搬到去谅山的火车上。第二天，火车从海防出发，不多久就到了谅山。在谅山换乘火车，沿滇越线，往昆明方向驶去。
一路穿越崇山峻岭，父亲终于到达了昆明，住到了流亡学生招待所。这是各地方到内地的学生的聚集地。这个所谓的招待所，就只是一个空房子，没有床铺和房间。学生们搭了些木板子，铺上自己带的行李，就胡乱住下了。好在不用交钱，所以大家也没啥可抱怨的。
父亲和同学，坐上了一辆往贵阳矿区的顺道运输车。一路颠簸，到第四天时，路过一个叫盘县的地方。其中一座大山，十分难走，汽车足足盘了二十四圈，才走出去。山路很窄，路的一边是高山，一边是陡峭的悬崖，稍有不慎掉下去，就会跌得粉身碎骨，尸骨无存。汽车绕着山一圈一圈盘上去，让人心惊肉跳。很多人晕车加害怕，吐得死去活来。父亲也难受，好在没吐。连续多日奔波，食不果腹，父亲说就算吐，估计也吐不啥来。就这样心惊胆战到了贵阳，又马不停蹄地上了去马场坪的汽车。马场坪是贵州省福泉市的一个小镇，要想去平越，必须先到达马场坪。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到傍晚时分，父亲终于到达了离平越最近的汽车站马场坪。平越离马场坪汽车站还有18里，因去平越的路全是山路，差不多走了三个小时，到傍晚时分，才到了平越城。最后总算在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宿舍里安顿了下来。就这样，父亲从上海到平越，辗转两个国家，若干城市，乘坐轮船、火车、汽车、滑竿，走过海路、铁路、公路，历时一个月，最后总算平安到达。
我的父亲邱竹贤，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挪威技术科学院国外院士、挪威科学院国外院士，被后人称为“中国铝材之父”。父亲已过世多年，很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逝了。父亲年轻时，在人生道路选择上所遭遇的挫折，求学路上所经历的不为人知的困难，除了被我偶尔拿来教育孩子以外，只能尘封在记忆里，成了一段很想向别人说起的回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父亲就读海门中学。父亲成绩优异，是公费生。学校实行军事训练，父亲参加了抗日宣传队，编辑了一个抗日战争的宣传刊物，叫《抗战》。刊名是校长茅蔼廷题的字。父亲在《抗战》刊物上写了发刊词，宣传抗战思想。
当时学校有一位叫马尔俊的老师，是海门人，他召集这些抗日积极分子，成立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并动员父亲他们去陕北、临汾参加抗日工作。父亲的同学郁文、陈述时、吴雨生抗日积极分子去了，这三位同学的路费都是家里资助的。父亲也是很想去，他先把行李送到了船上，然后回家筹集路费，但是家里贫穷，祖母实在没钱资助父亲，父亲只好沮丧地搬下行李，回到学校。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父亲抗日报国的梦想，就这么被扼杀了，只得回学校，继续读书。
1938年，父亲从海门中学毕业了。父亲报考了上海暨南大学化学系，报考的时候，考试的试卷需要用钢笔书写，父亲没有钢笔，就用带来的砚台墨水瓶，蘸水钢笔来写字。蘸水钢笔写起来麻烦，费时费力。考试时也没有乘车，一早就起来，紧赶慢赶地走到在法租界的考场。考试结果出来，父亲被国立暨南大学化学系录取了。录取通知书上注明是公费待遇，学费全免，并且每个月给父亲十五块大洋，作为助学金。
当时暨南大学主要招收对象是华侨，华侨可以住学生宿舍，非华侨就要自己在外面租房子走读。父亲和同班的几个非华侨同学在法租界外租了个房子，每人每月交六块大洋，五个人，也就是三十块大洋，作为房租。吃饭需要自己单独花钱。为了省钱，父亲就在街头巷尾的小饭馆凑合吃吃。
学校发的十五块大洋，是父亲唯一的经济来源，所以父亲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刨除房租和吃饭，再买一些书，每个月几乎所剩无几。就这样靠着每个月这十五块大洋，父亲勉强支撑了一年。当时的上海，已经被日本人占领，设立在法租界的暨南大学，遭到日本人的抵制和破坏。后来学校搬到公共租界，又借用新寰中学的校址，上课经常断断续续。当时上学成了一个危险的事情，很多同学都弃学了。但是父亲成绩优异，不肯放弃学业，1939年夏天，父亲又报考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幸运地被录取了。1939年12月初，父亲离开暨南大学，南下往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去了。那时候内陆被日本占领，交通要道被切断，出行极其不易。要想从上海去贵州，先得坐船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在香港停留两三天，然后继续坐船到达越南海防。接着在海防改乘火车到谅山，然后在谅山转车，沿着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然后再由昆明坐汽车到贵阳，再然后转汽车到马场坪，最后步行到平越。
这么长的路线，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一大笔路费。上海女青年会赞助了父亲60元，二伯又资助40元，一共是100元。父亲花了72元，买了一张最便宜的，从香港到越南海防的船票，又办好出国的护照和签证。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出发了。出发的那天，二伯邱竹师送父亲到上海码头。父亲坐的船叫“德生轮”，是一艘德国的轮船。父亲买的是最便宜的吊铺，舱位在船的最下层。吊铺是什么样子的？父亲从未见过。想到轮船的最下层装了很多货物，不怎么安全，要是货物塌下来，把人压坏了，那就惨了。于是父亲决定不下到舱位去，就睡在甲板上。德生轮自离开了上海，经过黄海，东海，两天后，就到达香港。船在香港停留后又继续向南去越南海防，其间要经过琼州海峡。琼卅『海峡位于海南岛和广东之间，德生轮经过时，天气不好，风很大，船颠簸得厉害，浪很高，打在船上，落下来时就像下雨一样。父亲的被子被浇透了。风暴一夜未停，父亲被折腾得一夜没睡。最后，有惊无险，安全穿过了琼州海峡。又过了一天，就到了越南海防。
在越南待了两三天，父亲被通知去接受行李检验。海防的海关的房子很大，里面很阴暗。人们排着队，把行李交到警察手里，任由他们翻查。据说海关官员在检查的时候，看见合适的东西，就直接拿走。父亲因为是穷学生，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什么都没被拿走。从海关出来，父亲就把行李搬到去谅山的火车上。第二天，火车从海防出发，不多久就到了谅山。在谅山换乘火车，沿滇越线，往昆明方向驶去。
一路穿越崇山峻岭，父亲终于到达了昆明，住到了流亡学生招待所。这是各地方到内地的学生的聚集地。这个所谓的招待所，就只是一个空房子，没有床铺和房间。学生们搭了些木板子，铺上自己带的行李，就胡乱住下了。好在不用交钱，所以大家也没啥可抱怨的。
父亲和同学，坐上了一辆往贵阳矿区的顺道运输车。一路颠簸，到第四天时，路过一个叫盘县的地方。其中一座大山，十分难走，汽车足足盘了二十四圈，才走出去。山路很窄，路的一边是高山，一边是陡峭的悬崖，稍有不慎掉下去，就会跌得粉身碎骨，尸骨无存。汽车绕着山一圈一圈盘上去，让人心惊肉跳。很多人晕车加害怕，吐得死去活来。父亲也难受，好在没吐。连续多日奔波，食不果腹，父亲说就算吐，估计也吐不啥来。就这样心惊胆战到了贵阳，又马不停蹄地上了去马场坪的汽车。马场坪是贵州省福泉市的一个小镇，要想去平越，必须先到达马场坪。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到傍晚时分，父亲终于到达了离平越最近的汽车站马场坪。平越离马场坪汽车站还有18里，因去平越的路全是山路，差不多走了三个小时，到傍晚时分，才到了平越城。最后总算在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宿舍里安顿了下来。就这样，父亲从上海到平越，辗转两个国家，若干城市，乘坐轮船、火车、汽车、滑竿，走过海路、铁路、公路，历时一个月，最后总算平安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