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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钟，我们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23、24筒的各个牢房。“筒”是看守所走廊的叫法，如北京的胡同在上海叫里弄。
犯人们都习惯管23、24这两个筒中的牢房叫“枪号”，政府则管这两个筒中的牢房叫“死刑号”。“死刑号”都是单人间，人在里面，就像被装在一个大木头盒子里。
当我们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一打开房门，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牢号。刚问完我，关上房门，就听见在我们这个简的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号门，一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几十个人都已经去了见马克思，只剩下我一个。是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代，所以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来提审我，我怎么交代啊？”
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柔里带刚的口吻。
随后，就听到“嘭”的一声，应该是管理员摔上了号门……
1970年3月5日，又有许多人被一一点名后拉走，遇罗克也在其中。他们走了以后，筒里死一样的寂静。我预感到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果然，被拉走的那些人都在那一天被执行了死刑。
我，1943年在延安出生，属在“马背摇篮”里长大的红孩子。开国时，“根红苗正”的我已到了北京，我是在“育才”、“一零一”和“男四中”这种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的小学和中学。
后来，我考上了中央美院，毕业后就被捕了，而且是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只不过，当时没被拉出去枪毙而已。我在看守所里被关了六年，后来又改判为十五年徒刑，就去服刑了。直到打倒“四人帮”，平反出狱，前后一共坐了十年牢。
我当年坐牢，是因为当时在北京学生中间，尤其是在学文艺的学生中间，传起了1938年党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事。
于是，江青就搞了个专案组，想知道是谁把这个事传出来的。专案组成立后，就开始抓人，我就是在这种叫作“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被抓的。当时，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个学生在校，就抓了三、四十人，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设立了“地下黑监狱”审查这些人；此外，还抓了几十个老师，都是严刑拷打，让你说出你是从谁那儿听到这些话的。同样，在音乐学院等所有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部下属的单位，都在做着同样的事；经过筛选之后，慢慢就弄清楚了哪些人是“主犯”。
开始正式抓人，是在1968年1月份，到5、6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构成“反革命集团”、哪些人属于更严重的“集团”。我就属于最严重的“集团”。我是一个主犯，当时用的词是“被扭送公安机关”。
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审查，因为真正抓到公安局后，如果打了你，将来案子没有成立，你出来后还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的授权和监视之下，让你的同学打你。这些刑讯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无论你有多么坚强，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话讲出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攻守同盟，这些人都是突然被抓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就是挨个被打，问他们说过什么话。我估计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认识的文艺界被卷进这个案子的人就有几十个，比较有名的，像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也是首席小提琴手杨秉孙，都是在这次风潮中被捕的。
我最后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条：一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二是，“里通外国”，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国留学生，跟他们聊过天；三是，“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我们曾经商量过出国留学。案情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1968年11月间，狱方调号，正好把我调到了他在的那个号
6筒1号。
6筒1号在十分有名的K字楼里，因为从空中往下看，它的形状如同英文字母“K“”，所以得名。传说，在战争中，飞行员看到K字型和十字型的建筑，都不会予以轰炸。因为犯人和病人是无法逃生的。
K字楼有三层，每层有四个筒道，一般普通号的面积都是20平方米，关20个犯人。最多时，关过22个犯人。要是每个人都想躺平的话，根本躺不下。所以睡觉时，大家只能侧着身子，谁想翻身，就得全体一起翻才行。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时，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开，才能勉强挤进去……
我来到这号里没两天，就有犯人对我说，遇罗克也在这儿。
我知道他是谁，在监狱外面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那一年，我24岁，自认为很成熟，其实还很幼稚。
号里的人几乎都是眉宇间带着苦相，只有遇罗克总是笑嘻嘻的。
他一脸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绍说：“我叫遇罗克。遇，是愚公移山的愚去掉下面的心，加个走之。罗，是罗霄山的罗，克是克服困难的克。”说完，他又微微一笑。
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印象。我很佩服他在这种地方，还会微笑、还有幽默感。虽然，他微微有些驼背，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还有些谢顶，但总的印象还是个书生。
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有时候，他还会摇头晃脑地吟诗。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遇罗克在和人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因为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都当成是一种学习。他常说：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做什么的，都肯定会某一种事物“门儿清”。而这种事物对你来说，很可能就是完全陌生的。
他很关心自己在谈话中可以学到一些什么。而我也渴望交流。于是，我和他约定：每次放风的时候，都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讲给对方听。
我第一次给他讲的是“西洋近现代美术简史”，他给我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他讲得很内行，各种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真以为他曾经是一名电影资料工作者。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他刚从另一个犯人那里听来的。通过给我讲解，他把这部分知识又复习了一遍。我的天，他可真会利用别人的时间。好在我也没有吃亏，也从他那儿学了应该怎么复习的一招儿。
他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些不高兴了，直接了当地说：“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的思考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我说：“我不是个很理性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学太晦涩、太复杂，我宁愿多看一些当代哲学。清晰明了。比如萨特，他和黑格尔完全是两回事儿。”
他听了以后真生气了，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流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家，都是在无病呻吟。而你居然会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撑的……”他还说过许多类似的批评。我一点儿也不生气。
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认真的人。我还挺佩服和羡慕他这样的人。有理想精神的人，才能彻悟，才能向着自己的目标毅然前行。
有段时间，遇罗克一直希望能从同室的石厚刚手里借来延安版的《毛泽东选集》。石厚刚是老红军，1955年的少将，后来转业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当副院长。他却不肯把这本书借给遇罗克。原因是他认为遇罗克“思想反动”。于是，遇罗克就只能托我想办法。
石先生知道我是在延安出生的，所以对我有一定的好感。后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终于同意把这本宝书借给我看看。
那天，石先生被提讯走了。遇罗克就赶紧让我把书拿出来给他看。我悄悄递给他，并嘱他千万不可明目张胆地看。他歪坐在角落里，仔细研究，拿这部书和“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照着看，一字一句像是在校对。时而若有所思，时而点点头，时而又掩卷而笑。又过了一会儿，有了开门的声音，估计是石先生回来了，他又赶忙把书还给了我。后来，也不知是被石先生发现了，还是有人警告了他。总之，石先生的书从此就概不外借了。
遇罗克若有所失，常常叹息。他曾悄悄地告诉我说：“出狱之后，我一定要找齐不同时期的各种版本，对照着来看，那才真叫过瘾。”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
后来他对我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在不同阶段，就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实用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思想上的混乱。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说完还用力点了两下头，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
张宁据《炎黄春秋》整理
犯人们都习惯管23、24这两个筒中的牢房叫“枪号”，政府则管这两个筒中的牢房叫“死刑号”。“死刑号”都是单人间，人在里面，就像被装在一个大木头盒子里。
当我们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一打开房门，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牢号。刚问完我，关上房门，就听见在我们这个简的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号门，一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几十个人都已经去了见马克思，只剩下我一个。是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代，所以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来提审我，我怎么交代啊？”
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柔里带刚的口吻。
随后，就听到“嘭”的一声，应该是管理员摔上了号门……
1970年3月5日，又有许多人被一一点名后拉走，遇罗克也在其中。他们走了以后，筒里死一样的寂静。我预感到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果然，被拉走的那些人都在那一天被执行了死刑。
我，1943年在延安出生，属在“马背摇篮”里长大的红孩子。开国时，“根红苗正”的我已到了北京，我是在“育才”、“一零一”和“男四中”这种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的小学和中学。
后来，我考上了中央美院，毕业后就被捕了，而且是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只不过，当时没被拉出去枪毙而已。我在看守所里被关了六年，后来又改判为十五年徒刑，就去服刑了。直到打倒“四人帮”，平反出狱，前后一共坐了十年牢。
我当年坐牢，是因为当时在北京学生中间，尤其是在学文艺的学生中间，传起了1938年党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事。
于是，江青就搞了个专案组，想知道是谁把这个事传出来的。专案组成立后，就开始抓人，我就是在这种叫作“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被抓的。当时，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个学生在校，就抓了三、四十人，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设立了“地下黑监狱”审查这些人；此外，还抓了几十个老师，都是严刑拷打，让你说出你是从谁那儿听到这些话的。同样，在音乐学院等所有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部下属的单位，都在做着同样的事；经过筛选之后，慢慢就弄清楚了哪些人是“主犯”。
开始正式抓人，是在1968年1月份，到5、6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构成“反革命集团”、哪些人属于更严重的“集团”。我就属于最严重的“集团”。我是一个主犯，当时用的词是“被扭送公安机关”。
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审查，因为真正抓到公安局后，如果打了你，将来案子没有成立，你出来后还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的授权和监视之下，让你的同学打你。这些刑讯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无论你有多么坚强，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话讲出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攻守同盟，这些人都是突然被抓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就是挨个被打，问他们说过什么话。我估计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认识的文艺界被卷进这个案子的人就有几十个，比较有名的，像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也是首席小提琴手杨秉孙，都是在这次风潮中被捕的。
我最后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条：一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二是，“里通外国”，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国留学生，跟他们聊过天；三是，“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我们曾经商量过出国留学。案情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1968年11月间，狱方调号，正好把我调到了他在的那个号
6筒1号。
6筒1号在十分有名的K字楼里，因为从空中往下看，它的形状如同英文字母“K“”，所以得名。传说，在战争中，飞行员看到K字型和十字型的建筑，都不会予以轰炸。因为犯人和病人是无法逃生的。
K字楼有三层，每层有四个筒道，一般普通号的面积都是20平方米，关20个犯人。最多时，关过22个犯人。要是每个人都想躺平的话，根本躺不下。所以睡觉时，大家只能侧着身子，谁想翻身，就得全体一起翻才行。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时，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开，才能勉强挤进去……
我来到这号里没两天，就有犯人对我说，遇罗克也在这儿。
我知道他是谁，在监狱外面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那一年，我24岁，自认为很成熟，其实还很幼稚。
号里的人几乎都是眉宇间带着苦相，只有遇罗克总是笑嘻嘻的。
他一脸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绍说：“我叫遇罗克。遇，是愚公移山的愚去掉下面的心，加个走之。罗，是罗霄山的罗，克是克服困难的克。”说完，他又微微一笑。
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印象。我很佩服他在这种地方，还会微笑、还有幽默感。虽然，他微微有些驼背，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还有些谢顶，但总的印象还是个书生。
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有时候，他还会摇头晃脑地吟诗。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遇罗克在和人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因为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都当成是一种学习。他常说：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做什么的，都肯定会某一种事物“门儿清”。而这种事物对你来说，很可能就是完全陌生的。
他很关心自己在谈话中可以学到一些什么。而我也渴望交流。于是，我和他约定：每次放风的时候，都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讲给对方听。
我第一次给他讲的是“西洋近现代美术简史”，他给我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他讲得很内行，各种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真以为他曾经是一名电影资料工作者。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他刚从另一个犯人那里听来的。通过给我讲解，他把这部分知识又复习了一遍。我的天，他可真会利用别人的时间。好在我也没有吃亏，也从他那儿学了应该怎么复习的一招儿。
他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些不高兴了，直接了当地说：“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的思考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我说：“我不是个很理性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学太晦涩、太复杂，我宁愿多看一些当代哲学。清晰明了。比如萨特，他和黑格尔完全是两回事儿。”
他听了以后真生气了，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流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家，都是在无病呻吟。而你居然会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撑的……”他还说过许多类似的批评。我一点儿也不生气。
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认真的人。我还挺佩服和羡慕他这样的人。有理想精神的人，才能彻悟，才能向着自己的目标毅然前行。
有段时间，遇罗克一直希望能从同室的石厚刚手里借来延安版的《毛泽东选集》。石厚刚是老红军，1955年的少将，后来转业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当副院长。他却不肯把这本书借给遇罗克。原因是他认为遇罗克“思想反动”。于是，遇罗克就只能托我想办法。
石先生知道我是在延安出生的，所以对我有一定的好感。后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终于同意把这本宝书借给我看看。
那天，石先生被提讯走了。遇罗克就赶紧让我把书拿出来给他看。我悄悄递给他，并嘱他千万不可明目张胆地看。他歪坐在角落里，仔细研究，拿这部书和“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照着看，一字一句像是在校对。时而若有所思，时而点点头，时而又掩卷而笑。又过了一会儿，有了开门的声音，估计是石先生回来了，他又赶忙把书还给了我。后来，也不知是被石先生发现了，还是有人警告了他。总之，石先生的书从此就概不外借了。
遇罗克若有所失，常常叹息。他曾悄悄地告诉我说：“出狱之后，我一定要找齐不同时期的各种版本，对照着来看，那才真叫过瘾。”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
后来他对我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在不同阶段，就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实用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思想上的混乱。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说完还用力点了两下头，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
张宁据《炎黄春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