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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钟,我们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23、24筒的各个牢房。“筒”是看守所走廊的叫法,如北京的胡同在上海叫里弄。
犯人们都习惯管23、24这两个筒中的牢房叫“枪号”,政府则管这两个筒中的牢房叫“死刑号”。“死刑号”都是单人间,人在里面,就像被装在一个大木头盒子里。
当我们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一打开房门,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牢号。刚问完我,关上房门,就听见在我们这个简的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号门,一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几十个人都已经去了见马克思,只剩下我一个。是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代,所以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来提审我,我怎么交代啊?”
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柔里带刚的口吻。
随后,就听到“嘭”的一声,应该是管理员摔上了号门……
1970年3月5日,又有许多人被一一点名后拉走,遇罗克也在其中。他们走了以后,筒里死一样的寂静。我预感到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果然,被拉走的那些人都在那一天被执行了死刑。
我,1943年在延安出生,属在“马背摇篮”里长大的红孩子。开国时,“根红苗正”的我已到了北京,我是在“育才”、“一零一”和“男四中”这种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的小学和中学。
后来,我考上了中央美院,毕业后就被捕了,而且是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只不过,当时没被拉出去枪毙而已。我在看守所里被关了六年,后来又改判为十五年徒刑,就去服刑了。直到打倒“四人帮”,平反出狱,前后一共坐了十年牢。
我当年坐牢,是因为当时在北京学生中间,尤其是在学文艺的学生中间,传起了1938年党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事。
于是,江青就搞了个专案组,想知道是谁把这个事传出来的。专案组成立后,就开始抓人,我就是在这种叫作“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被抓的。当时,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个学生在校,就抓了三、四十人,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设立了“地下黑监狱”审查这些人;此外,还抓了几十个老师,都是严刑拷打,让你说出你是从谁那儿听到这些话的。同样,在音乐学院等所有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部下属的单位,都在做着同样的事;经过筛选之后,慢慢就弄清楚了哪些人是“主犯”。
开始正式抓人,是在1968年1月份,到5、6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构成“反革命集团”、哪些人属于更严重的“集团”。我就属于最严重的“集团”。我是一个主犯,当时用的词是“被扭送公安机关”。
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审查,因为真正抓到公安局后,如果打了你,将来案子没有成立,你出来后还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的授权和监视之下,让你的同学打你。这些刑讯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无论你有多么坚强,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话讲出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攻守同盟,这些人都是突然被抓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就是挨个被打,问他们说过什么话。我估计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认识的文艺界被卷进这个案子的人就有几十个,比较有名的,像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也是首席小提琴手杨秉孙,都是在这次风潮中被捕的。
我最后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条:一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二是,“里通外国”,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国留学生,跟他们聊过天;三是,“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我们曾经商量过出国留学。案情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1968年11月间,狱方调号,正好把我调到了他在的那个号
6筒1号。
6筒1号在十分有名的K字楼里,因为从空中往下看,它的形状如同英文字母“K“”,所以得名。传说,在战争中,飞行员看到K字型和十字型的建筑,都不会予以轰炸。因为犯人和病人是无法逃生的。
K字楼有三层,每层有四个筒道,一般普通号的面积都是20平方米,关20个犯人。最多时,关过22个犯人。要是每个人都想躺平的话,根本躺不下。所以睡觉时,大家只能侧着身子,谁想翻身,就得全体一起翻才行。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时,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开,才能勉强挤进去……
我来到这号里没两天,就有犯人对我说,遇罗克也在这儿。
我知道他是谁,在监狱外面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那一年,我24岁,自认为很成熟,其实还很幼稚。
号里的人几乎都是眉宇间带着苦相,只有遇罗克总是笑嘻嘻的。
他一脸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绍说:“我叫遇罗克。遇,是愚公移山的愚去掉下面的心,加个走之。罗,是罗霄山的罗,克是克服困难的克。”说完,他又微微一笑。
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印象。我很佩服他在这种地方,还会微笑、还有幽默感。虽然,他微微有些驼背,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还有些谢顶,但总的印象还是个书生。
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有时候,他还会摇头晃脑地吟诗。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遇罗克在和人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因为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都当成是一种学习。他常说: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做什么的,都肯定会某一种事物“门儿清”。而这种事物对你来说,很可能就是完全陌生的。
他很关心自己在谈话中可以学到一些什么。而我也渴望交流。于是,我和他约定:每次放风的时候,都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讲给对方听。
我第一次给他讲的是“西洋近现代美术简史”,他给我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他讲得很内行,各种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真以为他曾经是一名电影资料工作者。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他刚从另一个犯人那里听来的。通过给我讲解,他把这部分知识又复习了一遍。我的天,他可真会利用别人的时间。好在我也没有吃亏,也从他那儿学了应该怎么复习的一招儿。
他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些不高兴了,直接了当地说:“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的思考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我说:“我不是个很理性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学太晦涩、太复杂,我宁愿多看一些当代哲学。清晰明了。比如萨特,他和黑格尔完全是两回事儿。”
他听了以后真生气了,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流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家,都是在无病呻吟。而你居然会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撑的……”他还说过许多类似的批评。我一点儿也不生气。
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认真的人。我还挺佩服和羡慕他这样的人。有理想精神的人,才能彻悟,才能向着自己的目标毅然前行。
有段时间,遇罗克一直希望能从同室的石厚刚手里借来延安版的《毛泽东选集》。石厚刚是老红军,1955年的少将,后来转业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当副院长。他却不肯把这本书借给遇罗克。原因是他认为遇罗克“思想反动”。于是,遇罗克就只能托我想办法。
石先生知道我是在延安出生的,所以对我有一定的好感。后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终于同意把这本宝书借给我看看。
那天,石先生被提讯走了。遇罗克就赶紧让我把书拿出来给他看。我悄悄递给他,并嘱他千万不可明目张胆地看。他歪坐在角落里,仔细研究,拿这部书和“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照着看,一字一句像是在校对。时而若有所思,时而点点头,时而又掩卷而笑。又过了一会儿,有了开门的声音,估计是石先生回来了,他又赶忙把书还给了我。后来,也不知是被石先生发现了,还是有人警告了他。总之,石先生的书从此就概不外借了。
遇罗克若有所失,常常叹息。他曾悄悄地告诉我说:“出狱之后,我一定要找齐不同时期的各种版本,对照着来看,那才真叫过瘾。”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
后来他对我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在不同阶段,就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实用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思想上的混乱。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说完还用力点了两下头,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
张宁据《炎黄春秋》整理
犯人们都习惯管23、24这两个筒中的牢房叫“枪号”,政府则管这两个筒中的牢房叫“死刑号”。“死刑号”都是单人间,人在里面,就像被装在一个大木头盒子里。
当我们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一打开房门,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牢号。刚问完我,关上房门,就听见在我们这个简的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号门,一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几十个人都已经去了见马克思,只剩下我一个。是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代,所以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来提审我,我怎么交代啊?”
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柔里带刚的口吻。
随后,就听到“嘭”的一声,应该是管理员摔上了号门……
1970年3月5日,又有许多人被一一点名后拉走,遇罗克也在其中。他们走了以后,筒里死一样的寂静。我预感到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果然,被拉走的那些人都在那一天被执行了死刑。
我,1943年在延安出生,属在“马背摇篮”里长大的红孩子。开国时,“根红苗正”的我已到了北京,我是在“育才”、“一零一”和“男四中”这种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的小学和中学。
后来,我考上了中央美院,毕业后就被捕了,而且是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只不过,当时没被拉出去枪毙而已。我在看守所里被关了六年,后来又改判为十五年徒刑,就去服刑了。直到打倒“四人帮”,平反出狱,前后一共坐了十年牢。
我当年坐牢,是因为当时在北京学生中间,尤其是在学文艺的学生中间,传起了1938年党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事。
于是,江青就搞了个专案组,想知道是谁把这个事传出来的。专案组成立后,就开始抓人,我就是在这种叫作“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被抓的。当时,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个学生在校,就抓了三、四十人,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设立了“地下黑监狱”审查这些人;此外,还抓了几十个老师,都是严刑拷打,让你说出你是从谁那儿听到这些话的。同样,在音乐学院等所有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部下属的单位,都在做着同样的事;经过筛选之后,慢慢就弄清楚了哪些人是“主犯”。
开始正式抓人,是在1968年1月份,到5、6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构成“反革命集团”、哪些人属于更严重的“集团”。我就属于最严重的“集团”。我是一个主犯,当时用的词是“被扭送公安机关”。
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审查,因为真正抓到公安局后,如果打了你,将来案子没有成立,你出来后还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的授权和监视之下,让你的同学打你。这些刑讯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无论你有多么坚强,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话讲出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攻守同盟,这些人都是突然被抓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就是挨个被打,问他们说过什么话。我估计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认识的文艺界被卷进这个案子的人就有几十个,比较有名的,像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也是首席小提琴手杨秉孙,都是在这次风潮中被捕的。
我最后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条:一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二是,“里通外国”,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国留学生,跟他们聊过天;三是,“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我们曾经商量过出国留学。案情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1968年11月间,狱方调号,正好把我调到了他在的那个号
6筒1号。
6筒1号在十分有名的K字楼里,因为从空中往下看,它的形状如同英文字母“K“”,所以得名。传说,在战争中,飞行员看到K字型和十字型的建筑,都不会予以轰炸。因为犯人和病人是无法逃生的。
K字楼有三层,每层有四个筒道,一般普通号的面积都是20平方米,关20个犯人。最多时,关过22个犯人。要是每个人都想躺平的话,根本躺不下。所以睡觉时,大家只能侧着身子,谁想翻身,就得全体一起翻才行。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时,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开,才能勉强挤进去……
我来到这号里没两天,就有犯人对我说,遇罗克也在这儿。
我知道他是谁,在监狱外面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那一年,我24岁,自认为很成熟,其实还很幼稚。
号里的人几乎都是眉宇间带着苦相,只有遇罗克总是笑嘻嘻的。
他一脸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绍说:“我叫遇罗克。遇,是愚公移山的愚去掉下面的心,加个走之。罗,是罗霄山的罗,克是克服困难的克。”说完,他又微微一笑。
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印象。我很佩服他在这种地方,还会微笑、还有幽默感。虽然,他微微有些驼背,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还有些谢顶,但总的印象还是个书生。
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有时候,他还会摇头晃脑地吟诗。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遇罗克在和人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因为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都当成是一种学习。他常说: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做什么的,都肯定会某一种事物“门儿清”。而这种事物对你来说,很可能就是完全陌生的。
他很关心自己在谈话中可以学到一些什么。而我也渴望交流。于是,我和他约定:每次放风的时候,都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讲给对方听。
我第一次给他讲的是“西洋近现代美术简史”,他给我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他讲得很内行,各种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真以为他曾经是一名电影资料工作者。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他刚从另一个犯人那里听来的。通过给我讲解,他把这部分知识又复习了一遍。我的天,他可真会利用别人的时间。好在我也没有吃亏,也从他那儿学了应该怎么复习的一招儿。
他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些不高兴了,直接了当地说:“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的思考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我说:“我不是个很理性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学太晦涩、太复杂,我宁愿多看一些当代哲学。清晰明了。比如萨特,他和黑格尔完全是两回事儿。”
他听了以后真生气了,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流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家,都是在无病呻吟。而你居然会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撑的……”他还说过许多类似的批评。我一点儿也不生气。
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认真的人。我还挺佩服和羡慕他这样的人。有理想精神的人,才能彻悟,才能向着自己的目标毅然前行。
有段时间,遇罗克一直希望能从同室的石厚刚手里借来延安版的《毛泽东选集》。石厚刚是老红军,1955年的少将,后来转业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当副院长。他却不肯把这本书借给遇罗克。原因是他认为遇罗克“思想反动”。于是,遇罗克就只能托我想办法。
石先生知道我是在延安出生的,所以对我有一定的好感。后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终于同意把这本宝书借给我看看。
那天,石先生被提讯走了。遇罗克就赶紧让我把书拿出来给他看。我悄悄递给他,并嘱他千万不可明目张胆地看。他歪坐在角落里,仔细研究,拿这部书和“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照着看,一字一句像是在校对。时而若有所思,时而点点头,时而又掩卷而笑。又过了一会儿,有了开门的声音,估计是石先生回来了,他又赶忙把书还给了我。后来,也不知是被石先生发现了,还是有人警告了他。总之,石先生的书从此就概不外借了。
遇罗克若有所失,常常叹息。他曾悄悄地告诉我说:“出狱之后,我一定要找齐不同时期的各种版本,对照着来看,那才真叫过瘾。”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
后来他对我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在不同阶段,就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实用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思想上的混乱。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说完还用力点了两下头,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
张宁据《炎黄春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