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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记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宋史·苏轼传》
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是一场典型的文字狱；在这场文字狱中，苏轼虽然是因为诗歌而获罪，但引发这场文字狱的导火索，却是他写给宋神宗的一封感謝信《湖州謝上表》。
熙宁四年（10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时值王安石执政，实行变法。苏轼持不同政见，上书宋神宗，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因而提出九个字的救世方针：“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在宋神宗当面征求意见时，苏轼又告诫说：“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宋史·苏轼传》）苏轼的意见基本上否定了新法，因而招致王安石的极大不满。苏轼自知在京城待不下去，便请求外放，获得批准，始为杭州通判，此后先后出任密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改知湖州。
湖州坐落在太湖之滨，风景十分优美。苏轼与这个城市似乎特别有缘。在此之前，他不仅两次来过湖州，而且都留下了诗文。苏轼第一次到湖州是在宋神宗熙宁五年，当时他担任杭州通判，受江南转运司差遣，帮助湖州知州孙觉勘察堤堰、治理水患，并挥笔写下了《墨妙亭记》和《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等诗文。熙宁七年，苏轼离开杭州赴任密州知州，途经湖州，与当时的湖州知州李常、诗人张先等六人在湖州碧澜堂欢聚畅饮，赋诗填词，十分尽兴。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苏轼是来湖州做“父母官”。诗人本是多情种，坠入湖州的佳山好水，苏轼变得格外钟情，在依例写给宋神宗的感謝信《湖州謝上表》中，一提笔就情不自禁地对这座城市和自己能来这里任职表示欣慰：“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这些话出自喜好山水又率性自然的苏轼之口，应该不仅仅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
然而，苏轼毕竟是一个事业上有积极进取之心，政治上有远大志向抱负的人，这八九年，他虽然身在江湖，却一直心系朝廷，总希望能够重新回朝任职。如果说，王安石还在台上，他要实现这种希望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此时王安石已经第二次罢相，退居金陵度晚年了，朝廷还把自己放在地方上任职，对他来说就显得很不公平。所以，他在写作《湖州謝上表》时，马上笔锋一转，心中的不平之气按捺不住地流露出来了：
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在这几句“牢骚怪话”中，“其”为自称，苏轼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作文咏诗爱用曲笔，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普通读者也养成了一种习惯，总喜欢寻求字里行间的“深层”含义。当时，像《湖州謝上表》这类例行公文，都要在朝廷政务公报上公开发表，而苏轼的文字又历来引人注目，这份謝表一登出来，人们自然争相阅读，那些“新进”们于是立即成了大家嘲笑的对象。他们恼羞成怒，必然要对苏轼进行报复。御史台一个名叫何正臣的见习官吏，便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呈于御史中丞李定。李定是御史台的长官，而他又与苏轼有着强烈的宿怨：熙宁三年，当他在王安石提携下刚刚步入朝廷，改嫁的生母病故，他因担心“母亲改嫁”而遭人耻笑，便将母亲病故的消息匿而不报，并且不为生母服丧。对他这种不孝行为，苏轼曾在为人作序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给予了无情鞭挞和批判，李定因而恨死了苏轼。（《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宿怨与现实需要相结合，李定立即运用御史台的职能，对苏轼进行打击报复。他在弹劾苏轼的奏疏中说：
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对，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白天衷，特行典宪。（《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
李定在给苏轼罗列罪名时，虽然杀气腾腾，新账老账一起算，但他知道，单凭《湖州謝上表》里一两句“牢骚怪话”，是不可能致苏轼于死地的，必须找到新的更强有力的证据，才有望实现这一目的。事情偏偏非常凑巧，前不久刚好出版了苏轼的一本诗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这班“新进”们提供了收集黑材料的便利条件。御史舒亶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钻研，从中搜集了苏轼大量的“讽喻新法”的诗句，补充了李定弹劾奏疏中事例的不足：
轼近上謝表，颇有讥切时政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
舒亶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如：“读书”两句本来是苏轼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舒亶却说他是讽刺皇帝没有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两句说苏轼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么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两句说他是讽刺人民买不到食盐。总之，为了能给苏轼定罪，为了能将苏轼置于死地，御史台的政敌们在他的诗句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想怎么歪曲就怎么歪曲，想怎么罗织就怎么罗织，想怎么上纲上线就怎么上纲上线，全然不顾事实根据，手段非常卑鄙，用心十分险恶。到后来，御史台又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被作为罪证，有三十多位亲朋好友受到牵连。
一应材料准备齐全后，宋神宗正式下诏逮问苏轼。七月二十八日，奉诏拘捕苏轼的使者到达湖州。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抵汴京，囚禁在御史台的监狱中，御史台隔几天派人提审一次。
诗言志的道理大家都明白。苏轼当初写这些诗歌，当然希望它们能够有益于世道人心，但说他是怀着险恶的政治用心才写这些东西，显然是歪曲事实，故意陷害。苏轼起初只承认《山村绝句》是咏叹时事，不承认其余文字是讥讽，后来经不住长久折磨，被迫对所有“罪诗”作违心的解释。
政敌们想把苏轼置于死地，他自己也感到凶多吉少，就在狱中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诗，表达了兄弟诀别之情，读了使人潸然泪下，宋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宋神宗本来就没有杀苏轼的想法，加上救苏轼的人也有不少，其中还有太皇太后曹氏这种很有分量的人物出面营救苏轼，宋神宗就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发下圣谕，将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也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这起由御史台告发，又在御史台监狱受审的诗案，至此总算得到了结。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被称为“乌台诗案”。
非常有趣的是，苏轼从御史台监狱出来的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举出来，苏轼又犯了“公为诋訾”之罪：“少年鸡”一句是指有“神鸡童”之称的唐朝驯鸡能手贾昌，少年时曾因斗鸡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不是可以引申为如今在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吗？果真如此，苏轼岂不是又犯了莫大诽谤和恶毒攻击之罪！
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是一场典型的文字狱；在这场文字狱中，苏轼虽然是因为诗歌而获罪，但引发这场文字狱的导火索，却是他写给宋神宗的一封感謝信《湖州謝上表》。
熙宁四年（10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时值王安石执政，实行变法。苏轼持不同政见，上书宋神宗，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因而提出九个字的救世方针：“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在宋神宗当面征求意见时，苏轼又告诫说：“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宋史·苏轼传》）苏轼的意见基本上否定了新法，因而招致王安石的极大不满。苏轼自知在京城待不下去，便请求外放，获得批准，始为杭州通判，此后先后出任密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改知湖州。
湖州坐落在太湖之滨，风景十分优美。苏轼与这个城市似乎特别有缘。在此之前，他不仅两次来过湖州，而且都留下了诗文。苏轼第一次到湖州是在宋神宗熙宁五年，当时他担任杭州通判，受江南转运司差遣，帮助湖州知州孙觉勘察堤堰、治理水患，并挥笔写下了《墨妙亭记》和《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等诗文。熙宁七年，苏轼离开杭州赴任密州知州，途经湖州，与当时的湖州知州李常、诗人张先等六人在湖州碧澜堂欢聚畅饮，赋诗填词，十分尽兴。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苏轼是来湖州做“父母官”。诗人本是多情种，坠入湖州的佳山好水，苏轼变得格外钟情，在依例写给宋神宗的感謝信《湖州謝上表》中，一提笔就情不自禁地对这座城市和自己能来这里任职表示欣慰：“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这些话出自喜好山水又率性自然的苏轼之口，应该不仅仅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
然而，苏轼毕竟是一个事业上有积极进取之心，政治上有远大志向抱负的人，这八九年，他虽然身在江湖，却一直心系朝廷，总希望能够重新回朝任职。如果说，王安石还在台上，他要实现这种希望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此时王安石已经第二次罢相，退居金陵度晚年了，朝廷还把自己放在地方上任职，对他来说就显得很不公平。所以，他在写作《湖州謝上表》时，马上笔锋一转，心中的不平之气按捺不住地流露出来了：
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在这几句“牢骚怪话”中，“其”为自称，苏轼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作文咏诗爱用曲笔，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普通读者也养成了一种习惯，总喜欢寻求字里行间的“深层”含义。当时，像《湖州謝上表》这类例行公文，都要在朝廷政务公报上公开发表，而苏轼的文字又历来引人注目，这份謝表一登出来，人们自然争相阅读，那些“新进”们于是立即成了大家嘲笑的对象。他们恼羞成怒，必然要对苏轼进行报复。御史台一个名叫何正臣的见习官吏，便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呈于御史中丞李定。李定是御史台的长官，而他又与苏轼有着强烈的宿怨：熙宁三年，当他在王安石提携下刚刚步入朝廷，改嫁的生母病故，他因担心“母亲改嫁”而遭人耻笑，便将母亲病故的消息匿而不报，并且不为生母服丧。对他这种不孝行为，苏轼曾在为人作序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给予了无情鞭挞和批判，李定因而恨死了苏轼。（《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宿怨与现实需要相结合，李定立即运用御史台的职能，对苏轼进行打击报复。他在弹劾苏轼的奏疏中说：
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对，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白天衷，特行典宪。（《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
李定在给苏轼罗列罪名时，虽然杀气腾腾，新账老账一起算，但他知道，单凭《湖州謝上表》里一两句“牢骚怪话”，是不可能致苏轼于死地的，必须找到新的更强有力的证据，才有望实现这一目的。事情偏偏非常凑巧，前不久刚好出版了苏轼的一本诗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这班“新进”们提供了收集黑材料的便利条件。御史舒亶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钻研，从中搜集了苏轼大量的“讽喻新法”的诗句，补充了李定弹劾奏疏中事例的不足：
轼近上謝表，颇有讥切时政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
舒亶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如：“读书”两句本来是苏轼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舒亶却说他是讽刺皇帝没有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两句说苏轼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么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两句说他是讽刺人民买不到食盐。总之，为了能给苏轼定罪，为了能将苏轼置于死地，御史台的政敌们在他的诗句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想怎么歪曲就怎么歪曲，想怎么罗织就怎么罗织，想怎么上纲上线就怎么上纲上线，全然不顾事实根据，手段非常卑鄙，用心十分险恶。到后来，御史台又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被作为罪证，有三十多位亲朋好友受到牵连。
一应材料准备齐全后，宋神宗正式下诏逮问苏轼。七月二十八日，奉诏拘捕苏轼的使者到达湖州。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抵汴京，囚禁在御史台的监狱中，御史台隔几天派人提审一次。
诗言志的道理大家都明白。苏轼当初写这些诗歌，当然希望它们能够有益于世道人心，但说他是怀着险恶的政治用心才写这些东西，显然是歪曲事实，故意陷害。苏轼起初只承认《山村绝句》是咏叹时事，不承认其余文字是讥讽，后来经不住长久折磨，被迫对所有“罪诗”作违心的解释。
政敌们想把苏轼置于死地，他自己也感到凶多吉少，就在狱中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诗，表达了兄弟诀别之情，读了使人潸然泪下，宋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宋神宗本来就没有杀苏轼的想法，加上救苏轼的人也有不少，其中还有太皇太后曹氏这种很有分量的人物出面营救苏轼，宋神宗就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发下圣谕，将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也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这起由御史台告发，又在御史台监狱受审的诗案，至此总算得到了结。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被称为“乌台诗案”。
非常有趣的是，苏轼从御史台监狱出来的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举出来，苏轼又犯了“公为诋訾”之罪：“少年鸡”一句是指有“神鸡童”之称的唐朝驯鸡能手贾昌，少年时曾因斗鸡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不是可以引申为如今在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吗？果真如此，苏轼岂不是又犯了莫大诽谤和恶毒攻击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