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听人谈起教养问题，一个人的教养或许与他的文化、学养、家教有点关系，但也不尽然。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是做丫头的出身，4岁丧父，6年中被养母转卖过四次，后来成为梁启超发妻李蕙仙的陪房丫头进入梁家。这样的家境，这样的遭际，她能有什么条件去读书？恐怕连学堂都没进过哩。但梁家9个子女，不论嫡生还是庶出，包括下人都敬重她。她靠什么，靠的就是善良，善良也是一种教养。
　　看一个人的教养，不在衣著，倘若一身名牌，但却不懂得尊重别人，不讲公德，没有诚信，那么再名牌也没用。人们常常能在一些小事情上看出家教的影子。
　　譬如现在乘坐飞机已是寻常事，飞机上一般都提供茶水、饮料或餐饮。但用完后，是把餐盒、纸杯、废弃物都折叠整齐，放回原先的盘子里，还是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甚至一不小心就要滑落下来，就是一种检验。
　　又譬如现在家庭多独生子女。带孩子出门餐饮或者坐卧铺出行，你是放任孩子满车厢地奔跑、嬉闹，还是向他（她）指出：这不可以，就是一种家教。但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家长对此却毫不制止。更有甚者，有的父母还放任孩子在餐桌上将自己喜欢吃的菜都挪到面前；有的家长表面上虽然也责备了几句，但那大多是言不由衷的假嗔斥罢了，暗地里则是一种默许甚至鼓励。现在的孩子有多机灵，他们何尝不明白那无非是大人们在说给旁人听或做给旁人看的。在这种口是心非的长期熏染下，孩子长大了，他们会懂得要尊重别人么？
　　据说李叔同有一次在课堂讲课，一个学生忍不住放了一个响屁，引来哄堂大笑。李叔同不动声色，课后个别对那学生说：“以后尽可以走出去放松。”学生做错了事，李叔同不是训斥，而是先对学生鞠上一躬。以至后来学生们都说：我们最怕李老师对我们鞠躬了，李老师的鞠躬比骂我们还厉害。这其实就是一种教养。
　　钱學森的厨师对钱永刚说：“你父亲每次上餐桌吃饭，穿戴总是干干净净的，我体会到他是在向我表达尊重，我很钦佩他。”蒋英也是。这位厨师说：“我从未见你母亲向谁发过脾气，她总是心平气和，说话轻声轻气。”
　　北大“三孙”（叶企孙、陈岱孙、金龙孙即金岳霖）之一，我国著名的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先生，每次进餐厅吃饭，都要自己扶着母亲走向餐桌，并替母亲调整好椅子的位置，扶母亲坐下，然后自己再入座，经年如此。这是从小养成的家教，已成习惯。现在的家庭已经很少见到有这种情况，现在的家庭是孩子第一，孩子就是“皇帝”。但这样的“皇帝””出国门就露“怯”，因此常常还要“陪读””
　　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一书中，记叙了一位同类（右派）不同寻常的死法。此人叫敖乃松，上海人，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高材生。他在决意自我了断之前，先自己用绳子捆住自己的双脚，绳子的另一头则栓在水塘边的一棵树上，再把头浸在水塘里。塘边留下的一张纸条上这样写着：“秋天的水太凉，下水容易得病，你们只需像拉网一样，顺着绳子往上拉即可。”临死还想着别人的人，能没教养？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通篇没有谩骂，巴金晚年的《随想录》只有思索没有怨恨，韦君宜在《思痛录》中也是娓娓道来，杨绛的《干校六记》亦然。
　　“文革”中，杨绛被剃阴阳头罚扫厕所，挂牛鬼蛇神牌子游街，但她都坦然对待，空余时间就躲在厕所里静静地看书。她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国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先生看到有女同志推自行车进出大楼，总要抢先一步上前去替人家开门，并扶住楼门，好让推车人方便进出。他那时已经80多岁了。从这些大家的身上，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究竟什么叫教养。
　　其实，对女人的尊重、对弱者的关爱、对自己身处逆境中的心态等等，都涉及到文化和教养。文化不一定指有大学文凭、有职称、懂几国外语、会编程序、会开发软件，文化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当然，经济买不来文化，经济也不等于文化。但修养一定与文化有关，与家教有关，这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