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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纳入SDR将有助于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并会支持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副代表林卫基（Raphael Lam）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人民币被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将得到增强，这进而将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这仍是全球经济政策的重点所在。
2015：全球经济依然温和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年终岁末，请你回顾和总结一下2015年的中国及世界经济运行情况。
林卫基：IMF最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2015年可能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比2015年7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前景依然不均衡。相比2014年，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预计将略有加快，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预计将连续第五年放缓，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经济体，未来面临的下行风险已经增大。总之，全球经济增长在2015年依然处在温和状态。
2015年，欧元区温和复苏，日本经济回到正增长，这得益于石油价格下跌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全球失业率在下降，但潜在生产率的增长依然疲弱，包括复苏更为稳固的美国。这加剧了人们对中期前景的担忧。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很大差异，但今年的增长普遍减弱。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而其中一些发达经济体面临危机遗留问题（如债务高企，投资低迷，以致金融系统薄弱）。再加上许多新兴市场在危机后信贷和投资高涨后正在进行调整，需求减弱而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中国增长放缓，大体上与我们当初对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的预测一致。投资增长与上年相比放缓，同时进口收缩，但消费增长仍然稳定。虽然出口弱于预期，但比进口下降要少，净出口对增长为正贡献。中国当局的目标是使经济从出口和投资导向转为消费拉动的增长，实施改革，同时不使经济增长过度放缓。从近年来积累的风险中进行调整并转向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是复杂的，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比较艰难。采用适当的宏观和结构性政策组合，中国应能实现合适和更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2015年，石油、铜、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原因何在？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分别有哪些影响？
林卫基：最近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进一步下滑，对于净进口大宗商品的多数发达经济体而言，这应起到支持其需求的作用；但对于出口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国家，价格变化既影响其产出，也影响产出预期。很多大宗商品（包括金属）的实际价格已从2011年达到的峰值下跌。这些变动相当剧烈，原因是供给强劲，以及全球需求减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密集型投资和制造活动下滑导致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矿业投资高涨之后供给增加。中国目前是世界最重要的金属进口国，在直到2011年的本世纪初这段时间维持了极快的增长。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很多国家的总体通胀面临压力，并可能使核心通胀随经济不断复苏而回升的过程有所拖延。尽管核心通胀一直较为稳定，但总的来说仍大大低于中央银行的目标。今后的前景是，尽管失业率下降、中期潜在增长减弱，通胀仍将处于低水平。
对于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已导致其货币大幅贬值。但更广泛而言，这些实行浮动汇率的货币之间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增长前景减弱、贸易价格调整的一部分。而其中风险依然偏于下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前景变得更为复杂。在石油进口国，石油价格的下跌缓解了价格压力和外部脆弱性，这会减轻货币政策负担。
人民币纳入SDR是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里程碑
中国经济报告：人民币纳入SDR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会有何种变化？
林卫基：IMF执董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决定是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既是对中国当局在过去多年来在改革其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所获成就的认可，也对中国的持续改革进程起到确认和强化作用。这将有助于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并会支持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将使得IMF货币篮子多元化和更能代表全球主要货币，从而有助于提高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的吸引力。随着这种融合过程继续推进并不断深化，并且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方面也取得进展，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将得到增强，这进而将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理解“从中长期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灵活的汇率政策来支持一个总体宏观的、趋向于新常态的增长变化”？
林卫基：中国在过去几年间在减少高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积累方面取得了进展。IMF在2015年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币在过去一年里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使得当前的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近期中国汇率体系的变化给更市场化的汇率建立了基础。更灵活的汇率对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是重要的。就汇率机制而言，我们期待中国当局在进一步扩大汇率灵活性方面加快步伐。对于像中国这样希望实现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和迅速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国而言，灵活的汇率机制是必要的。对汇率，需增大更大的灵活性，仅在需要避免非正常市场条件或过度波动的情况下才对其进行干预，这对于未来汇率不偏离均衡水平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改革目标应当是在未来2-3年内基本上实现浮动汇率。
过去一年里，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7月份之前的过去12个月中升值约15%）。虽然近期发生贬值，我们当前的评估仍然是人民币大体上与中期基本面一致。 资本流动是中国放开资本账户和允许投资者投资于更广泛的资产必然出现的结果。只有当其导致汇率和更广泛的经济面出现无序状态时才应当成为担忧，但这样的担忧并不一定会出现。第一，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将能对冲大部分资本流出。第二，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能够为无序波动提供缓冲。第三，相对于经济规模和外汇储备，中国的外债水平较低。重要的是，中国在继续朝着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向进行改革。
结构性改革因不同国家而异
中国经济报告：具体而言，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应如何开展结构性改革？
林卫基：实施结构性改革，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仍是全球经济政策的重点所在。结构性改革议程因不同国家而异，但主要支柱是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程度和趋势性就业水平，促进劳动力市场调整，解决遗留的债务积压问题，以及降低进入产品市场的壁垒（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在美国，扩大所得税减免，更好的家庭福利（比如托儿服务），以及移民改革会更好地促进劳动力供给。在欧元区，政策优先项包括降低对就业的不良诱因，包括降低劳动税收差，以及更有目的性的培训项目，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政策等。营商环境方面，欧元经济体应降低进入产品市场的壁垒，改革阻碍调整的劳动力市场管制。进一步的措施还包括推进自由贸易协议，整合资本和能源市场。
在中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最近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这要求进一步开放以及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机制，同时对新开放的市场和企业进行有效管理，营造国企与私人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林卫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实现更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关重要。中国近期许多领域的改革取得了好的进展，但要成功转向新增长模式，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中国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良好进展，包括利率市场化和引入存款保险机制。新预算法为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奠定了重要基础，期待在未来几年内全面充分实施。
目前，中国国企改革进程过于缓慢。重要的改革包括提高利润上缴比例、消除直接或间接对生产要素成本的补贴、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及对国企破产和退出的更大容忍度等方面。成功的国企改革有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构建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对于提升潜在生产率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打破在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隐性担保。这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必须尽快启动该项改革进程，提高对违约和破产的接受程度。
前瞻2016中国经济及政策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2016年的中国经济政策，譬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何预期？
林卫基：中国经济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调整和转型，增长会趋于放缓。政策应当继续减少经济的脆弱性，即便这意味着增长可能放缓。经济增长放缓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但放缓是经济转型至更安全和更高质量增长的结果之一。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当局的宏观政策立场与其希望实现的2015年度的增长目标大体一致。如果增速大幅下降，财政政策可作为第一道防线，而这些措施应当反映在预算内，且应主要依赖那些可以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经济再平衡和与改革议程相一致的措施。
采用适当的宏观和结构性政策组合，中国应该能够在将来实现合适和更可持续的增长。当务之急是及时实施改革，包括金融、财政、国企改革以及外部改革。这些改革如果能成功实施，将降低过高的储蓄、减少投资并使投资更有效率并促进消费，从而使得中国可以继续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建议？
林卫基：“十三五”规划强调了增长质量的重要性，这包含了向更平衡、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转型所必须的改革要素。该规划中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譬如通过创新来促进产业升级，价格改革，以及通过进一步开放来改善商业环境。其他优先项包括通过绿色发展和节约能源实现环境保护。该规划还关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通过城市化、减少贫困以及加强社会安全网等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放弃一孩政策是应对长期人口问题挑战的一个关键步骤。其他补充性的结构改革，如改革户口制度，将有助于经济发展。因此，坚定执行“十三五”规划是至关重要的。
林卫基
采用适当的宏观和结构性政策组合，中国应该能够在将来实现合适和更可持续的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副代表林卫基（Raphael Lam）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人民币被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将得到增强，这进而将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这仍是全球经济政策的重点所在。
2015：全球经济依然温和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年终岁末，请你回顾和总结一下2015年的中国及世界经济运行情况。
林卫基：IMF最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2015年可能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比2015年7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前景依然不均衡。相比2014年，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预计将略有加快，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预计将连续第五年放缓，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经济体，未来面临的下行风险已经增大。总之，全球经济增长在2015年依然处在温和状态。
2015年，欧元区温和复苏，日本经济回到正增长，这得益于石油价格下跌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全球失业率在下降，但潜在生产率的增长依然疲弱，包括复苏更为稳固的美国。这加剧了人们对中期前景的担忧。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很大差异，但今年的增长普遍减弱。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而其中一些发达经济体面临危机遗留问题（如债务高企，投资低迷，以致金融系统薄弱）。再加上许多新兴市场在危机后信贷和投资高涨后正在进行调整，需求减弱而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中国增长放缓，大体上与我们当初对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的预测一致。投资增长与上年相比放缓，同时进口收缩，但消费增长仍然稳定。虽然出口弱于预期，但比进口下降要少，净出口对增长为正贡献。中国当局的目标是使经济从出口和投资导向转为消费拉动的增长，实施改革，同时不使经济增长过度放缓。从近年来积累的风险中进行调整并转向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是复杂的，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比较艰难。采用适当的宏观和结构性政策组合，中国应能实现合适和更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2015年，石油、铜、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原因何在？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分别有哪些影响？
林卫基：最近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进一步下滑，对于净进口大宗商品的多数发达经济体而言，这应起到支持其需求的作用；但对于出口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国家，价格变化既影响其产出，也影响产出预期。很多大宗商品（包括金属）的实际价格已从2011年达到的峰值下跌。这些变动相当剧烈，原因是供给强劲，以及全球需求减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密集型投资和制造活动下滑导致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矿业投资高涨之后供给增加。中国目前是世界最重要的金属进口国，在直到2011年的本世纪初这段时间维持了极快的增长。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很多国家的总体通胀面临压力，并可能使核心通胀随经济不断复苏而回升的过程有所拖延。尽管核心通胀一直较为稳定，但总的来说仍大大低于中央银行的目标。今后的前景是，尽管失业率下降、中期潜在增长减弱，通胀仍将处于低水平。
对于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已导致其货币大幅贬值。但更广泛而言，这些实行浮动汇率的货币之间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增长前景减弱、贸易价格调整的一部分。而其中风险依然偏于下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前景变得更为复杂。在石油进口国，石油价格的下跌缓解了价格压力和外部脆弱性，这会减轻货币政策负担。
人民币纳入SDR是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里程碑
中国经济报告：人民币纳入SDR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会有何种变化？
林卫基：IMF执董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决定是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既是对中国当局在过去多年来在改革其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所获成就的认可，也对中国的持续改革进程起到确认和强化作用。这将有助于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并会支持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将使得IMF货币篮子多元化和更能代表全球主要货币，从而有助于提高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的吸引力。随着这种融合过程继续推进并不断深化，并且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方面也取得进展，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将得到增强，这进而将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理解“从中长期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灵活的汇率政策来支持一个总体宏观的、趋向于新常态的增长变化”？
林卫基：中国在过去几年间在减少高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积累方面取得了进展。IMF在2015年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币在过去一年里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使得当前的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近期中国汇率体系的变化给更市场化的汇率建立了基础。更灵活的汇率对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是重要的。就汇率机制而言，我们期待中国当局在进一步扩大汇率灵活性方面加快步伐。对于像中国这样希望实现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和迅速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国而言，灵活的汇率机制是必要的。对汇率，需增大更大的灵活性，仅在需要避免非正常市场条件或过度波动的情况下才对其进行干预，这对于未来汇率不偏离均衡水平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改革目标应当是在未来2-3年内基本上实现浮动汇率。
过去一年里，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7月份之前的过去12个月中升值约15%）。虽然近期发生贬值，我们当前的评估仍然是人民币大体上与中期基本面一致。 资本流动是中国放开资本账户和允许投资者投资于更广泛的资产必然出现的结果。只有当其导致汇率和更广泛的经济面出现无序状态时才应当成为担忧，但这样的担忧并不一定会出现。第一，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将能对冲大部分资本流出。第二，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能够为无序波动提供缓冲。第三，相对于经济规模和外汇储备，中国的外债水平较低。重要的是，中国在继续朝着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向进行改革。
结构性改革因不同国家而异
中国经济报告：具体而言，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应如何开展结构性改革？
林卫基：实施结构性改革，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仍是全球经济政策的重点所在。结构性改革议程因不同国家而异，但主要支柱是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程度和趋势性就业水平，促进劳动力市场调整，解决遗留的债务积压问题，以及降低进入产品市场的壁垒（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在美国，扩大所得税减免，更好的家庭福利（比如托儿服务），以及移民改革会更好地促进劳动力供给。在欧元区，政策优先项包括降低对就业的不良诱因，包括降低劳动税收差，以及更有目的性的培训项目，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政策等。营商环境方面，欧元经济体应降低进入产品市场的壁垒，改革阻碍调整的劳动力市场管制。进一步的措施还包括推进自由贸易协议，整合资本和能源市场。
在中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最近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这要求进一步开放以及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机制，同时对新开放的市场和企业进行有效管理，营造国企与私人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林卫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实现更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关重要。中国近期许多领域的改革取得了好的进展，但要成功转向新增长模式，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中国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良好进展，包括利率市场化和引入存款保险机制。新预算法为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奠定了重要基础，期待在未来几年内全面充分实施。
目前，中国国企改革进程过于缓慢。重要的改革包括提高利润上缴比例、消除直接或间接对生产要素成本的补贴、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及对国企破产和退出的更大容忍度等方面。成功的国企改革有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构建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对于提升潜在生产率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打破在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隐性担保。这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必须尽快启动该项改革进程，提高对违约和破产的接受程度。
前瞻2016中国经济及政策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2016年的中国经济政策，譬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何预期？
林卫基：中国经济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调整和转型，增长会趋于放缓。政策应当继续减少经济的脆弱性，即便这意味着增长可能放缓。经济增长放缓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但放缓是经济转型至更安全和更高质量增长的结果之一。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当局的宏观政策立场与其希望实现的2015年度的增长目标大体一致。如果增速大幅下降，财政政策可作为第一道防线，而这些措施应当反映在预算内，且应主要依赖那些可以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经济再平衡和与改革议程相一致的措施。
采用适当的宏观和结构性政策组合，中国应该能够在将来实现合适和更可持续的增长。当务之急是及时实施改革，包括金融、财政、国企改革以及外部改革。这些改革如果能成功实施，将降低过高的储蓄、减少投资并使投资更有效率并促进消费，从而使得中国可以继续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建议？
林卫基：“十三五”规划强调了增长质量的重要性，这包含了向更平衡、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转型所必须的改革要素。该规划中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譬如通过创新来促进产业升级，价格改革，以及通过进一步开放来改善商业环境。其他优先项包括通过绿色发展和节约能源实现环境保护。该规划还关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通过城市化、减少贫困以及加强社会安全网等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放弃一孩政策是应对长期人口问题挑战的一个关键步骤。其他补充性的结构改革，如改革户口制度，将有助于经济发展。因此，坚定执行“十三五”规划是至关重要的。
林卫基
采用适当的宏观和结构性政策组合，中国应该能够在将来实现合适和更可持续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