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乡村最热闹的一天，逛庙会、拜年、拜寿星，喜气吉气随着声声鞭炮弥漫在村里村外，人间天上。二姐家的大厅摆着一张特大的圆桌，十几口人刚吃完初一团聚饭，三个女儿加上一个媳妇，争抢着收拾碗筷，孩子们厅里门外跑来跑去玩得带劲。三个女婿与儿子，有的放鞭炮，有的聊天。二姐上完香又站在平顶上朝着她常张望的方向作揖，口中念念有词。这是二姐的习惯，每月的初一、十五她都要上香，都要朝那个方向作揖。大家心里都明白，二姐是在为二丫祈福。
　　二丫，是我的外甥女，是二姐的二女儿。当年二姐怀她的时候，请医生搭过脉，也问过神、求过签，都说是个男胎，可没想到婴儿第一声啼哭，告诉大家又是个女婴，全家人再也没有心情为她取名，几个月后送给人家了，还是二丫二丫地叫着。
　　二姐在房子的平顶上，看见有一辆小车停下，一男一女在与大女婿说话，一会儿便往家里走。二姐感觉奇怪，没听说有亲戚来，难道是大女婿的朋友来？匆匆下楼。
　　是二丫回來了，二丫回来了！二丫仿佛是从天上下凡似的，二姐全家人都惊呆了。一个靓丽年轻女子，高挑的个儿，穿着时尚，满口莆田腔的普通话，跟随在她身边的年轻人，腰圆胸阔，一副小老板样，这会是当年送人的二丫头，身边的年轻人会是她的老公？可实实在在是二丫与二女婿回家来了。二丫与二女婿见到父母双双跪拜，奉上两包特大祝福礼。二姐扶起他们时已经泪流满面，再也把持不住自己，便躲到房里自个流泪去。
　　平日里二姐家只有两个老人与一个孙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虽说都成家立业，但都在海南管护产业。虽然他们轮流回家探视父母，但要这么多人一起聚集家中只有春节，于是春节二姐家热闹异常。从未谋面也渐渐被许多人忘却的二丫突然出现，仿佛给这烧得正热的油锅投入一粒清水，噼里啪啦地溅起热闹声。大家围着她问长问短。二丫看着自己的姐妹们，看着她们的高兴劲儿，所有的生疏一扫而光。30多年的分离，虽说相隔一方，但姐妹们共同的血脉，此时流淌着一样激动的热血。
　　二丫说：她凭着养父留给她的地址，留给她的家庭主要成员的信息，还有舅舅、舅妈的信息，就找到这里，真没想到一进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大姐夫，一问便找到了家门。大家夸着二丫有心，这么多年，这么远的路，还能找回家。二丫微微一笑：“不远，不远，我也才开5个多小时的车就到了，比起姐妹、弟弟们的海南，近多了。”
　　不远，不远，是不远，她回家的路程与她被送走的路程是一样长，250多公里，但这段不短也不长的路，二丫则用了30多年的期待，终于在2016年的春节找回了老家。
　　岁月如流水，会流走许多，也流出一道道深深痕迹。
　　二姐也是我家的二丫，她与这个二丫有着共同的命运，出生不久就被父母送给别人，被送人的原因大概也一样，家里困难容不得太多人吃饭，再则就是一定要生个男孩。老大送人没有这个常理，二丫送人符合乡村人的取舍逻辑。母亲常在指责我和弟妹们时说：“你们再不听话，就得像二姐一样，送给人。”
　　当年抱养二姐的养父母，本是把她当童养媳，可儿子考上大学，感觉不匹配了，就当女儿出嫁，就这样二姐嫁到了现在这个家。二姐夫在娶我二姐之前是铁器社工人，也就是一个打铁匠，20世纪80年代初，铁器社解散，他回家务农。他的家境并不好，兄弟多，二姐夫最小，两个哥哥都娶亲成家，轮到他娶亲时，家里已经没什么积蓄了。一座老宅是大家族共同的财产，十几户人家同住着，一家一户还分不到一间一厨。二姐夫结婚的房间只是原来的一室小储间。一成亲就要独立生活，也就在大哥、二哥的厨房里，再结一个灶。这样拥挤得难于转身的地方，生儿育女，就是养得起也容不下。二姐养了大女儿后，又生二丫。这二丫还能养下去吗？二姐与二姐夫商量着，走自己的老路吧，送人！那时已经是1985年了。许多人的生活开始好转，正有莆田师傅在村里帮助人盖房，有个师傅想要个女儿，正四处打听，经人介绍，二姐与二姐夫把这二丫送给了他。说：他有手艺，二丫到他家，一定比在自己家活得好。后来二姐告诉我这事，我只是叹了叹气。
　　我不知道送走二丫时的天气如何，但我知道我二姐的心情一定是灰暗的，她一定流着泪。我娘生病，二姐来探视时，除了表达孝心之外也表达了许多不满，“偏心啊偏心，生下我不养我，把我送给人家，让我吃了许多苦，下地放鸭子、上山砍柴、拔猪草，不管什么天气，没歇过的。”说着，说着，一边哽咽，一边流泪。娘长长叹息，轻轻地回了句：“谁愿意？可又有什么办法？你不是也把二丫送人了吗？”二姐再也无话，只能背过脸自己抹着泪。
　　二姐的泪不知是为自己流还是为二丫流。然而她相信眼泪是换不来好生活的，平时她再苦再累也没流过泪，她坚信穷鬼斗不过勤劳的人。她跟随姐夫下地下田，种田收口粮，养猪挣油盐，采茶拔笋添衣裳。说起来是赶上好时代，多干多得。二姐夫赶过农忙，还可以在村里结起铁炉，打打农具，比起别人还多了些收入，后又因铁器社变卖，二姐夫下岗后拿了些补贴。生活一天天在改变，又添二姐勤俭持家，他们就在村边规划了块地，建起了一座四层砖混结构的房子，终于有了一个过年可以贴春联挂灯笼的家。就这样她养下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虽然说村子里的人是耕读传家，我二姐一心也这么想着，坚持让每个儿女都上学，可孩子们不这么想，一个个上完初中，就找工作去了。二姐秉承农民天性，子女读不读书，随他们，但不劳动坚决不许可。她说：“不管你吃什么饭，一定要吃自己努力挣来的饭。”大女儿初中毕业，便自己找工作，在县城、省城打过工，嫁人后与老公一起到了海南开始创业，从种植果园起步，慢慢起家，开办起农具、农药店，积累越来越多，产业也越来越大，便把弟弟、妹妹都带到了海南。
　　他们都记着二姐的话：“不管吃什么饭，一定要吃自己挣来的饭。”他们在海南依然靠勤俭持家，艰苦创业，承包果园，租赁山地，一步步发展，且都在海南成家立业。现在个个子女不仅在海南有果园，有房产，在本地城关也购置了房产。个个子女回家看望二姐都是开着小车回来，她再也不用过穷日子了。有人说我二姐换了相，变得温和慈悲了。 　　是的，我也感觉二姐变了，变得大方，变得明事理。她再也不会埋怨我父母，且会常来看望父母，有时送点水果，有时送点零花钱。不再唠叨我母亲偏心，而常说：“人啊，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这是命，过什么日子则是运。现在日子好了，仗的全是好政策这个大运。”我有些诧异，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端正的二姐，会说这样的话。她说：大道理不懂，但有一条理她懂，那就是这个形势下敢拼敢闯的人就能闯出天地。若不是这个形势，儿女们不可能去海南，去了海南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果园，有自己的房产。她当童养媳时，多种了几棵南瓜就被拔了晒太阳，能像现在这样自主发展吗？
　　她或許真不知道这40年是我们国家变革的40年，但她知道这几十年，她家从穷得没处安身，时不时向娘家借钱借粮，发展到子孙满堂，发展到了个个儿女都有出息的小康之家。本就大嗓门的她，再添殷实家业垫底，说起话来显得底气十足。她说：“我生大女儿时，村里若有个万元户，相当了不起，可如今大女儿可是千万富翁了，其他儿女也都是百万富翁，想也不敢想，自己的零花钱也不少于万元。”她那张脸虽已爬满皱纹，虽也历经沧桑，但笑容可掬，就像朵绽放的花。
　　二姐家境的改变，虽说笑容总是挂在脸上，人前总是乐开怀，但人后总带着几缕伤怀。她说要是从前有现在的家境十分之一，也不至于把二丫送人。不知道她现在生活得如何？她知道二丫在莆田，但在莆田的哪个乡哪个庄可不知道，当时也没问那个师傅。于是只要她一登上房子的平顶，总要朝着当时二丫被抱走的方向看着。也常会问我：有没有到莆田出差开会等？那里好不好？听说莆田人都是女人下田，男人在家打麻将看孩子，是不是这样？若是这样二丫是不是比起自己当童养媳时还苦还累？造孽，造孽，对不起二丫呀。
　　我确实很少到莆田，只好宽慰她说：一株草一滴露，别担心二丫。况且莆田比起我们山区县发达了许多。他们办厂经商，种田的人少而又少。说不定二丫也是一个大老板，比在家个个都强。她抬头看看天，或许是把泪水禁住，长长叹了一口气：“唉——但愿是这样。”
　　不知是母女连心，还是富有了，就会去寻找自己的情感世界，二丫也念想起生父生母，便寻找父母亲来了。
　　二丫念过书，是一个管理着两家鞋厂百来号工人的老板娘。若用企业行话说，就是董事长或经理。她记住养父告诉她的老家，家庭成员的信息，还特别记住养父交代舅舅与舅妈都是教书的，舅妈就是这个村的人。想一个村庄不难找，村庄找到了，有这么多信息，一户人家也肯定不难找。于是二丫便于2016年的春节期间凭借小车导航找回了家。
　　二丫到家时是傍晚时分，二姐打来电话是晚上，让我初二到她家吃饭，吞吞吐吐，我以为什么事，最后说是二丫回家了。我真为二姐高兴，也为二丫高兴，只是那一年我是在福州陪女儿过年，没能参加团聚晚宴。后来再见到二丫是在我二姐夫去世的日子里。二丫有我家的血脉，但比起我家兄弟姐妹都来得文静。毕竟是一个管事管业的人。我悄悄地问二丫：“你不怨恨父母吧？他们真不容易，盖这座房子时，舅舅、阿姨还凑过钱借他们，那时你姐妹、弟弟还小。”
　　“舅舅，哪能怨恨？不就是因为一个穷字吗？现在大家赶上好时光了，个个都有出息，我觉得父母挺厉害的，只是父亲还没享足福。”
　　“二丫，你父母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你过上好日子，且又回家，他是无牵无挂地走了，算是一个有福的人。”二丫不住地点着头，跟着她大姐向父亲跪别。
　　想着二姐家，想着二丫回家，想起了一位学者解读的“命运”二字。命如一辆车，是有档次差别，但运如车道，档次差的车，有好道走，也能顺顺当当，也能满载安全幸福。若是遇到不好车道，就是好车也难免磕磕碰碰，很难走到底。二姐、二丫，二姐一家，虽都出身贫寒，但赶上好时代，都走上了好车道，走得顺风顺水，且满载而归。我幸福着他们的幸福，幸福着时代的幸福。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