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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从军，作为红军的开路先锋，是长征时走路最多的人，更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过汗马功劳，甚至就连一向不轻易夸人的林彪，也禁不住夸他“等于10万雄兵”，但他却是我军历史上唯一一位从未直接领过兵打仗的开国中将。
他就是苏静，1910年12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海澄县（今龙海县）海澄镇六口碑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97年11月28日，病逝于北京。
情报英杰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是开路先锋。斯时，苏静虽然只是军团的一个小小的侦察参谋，但却是先锋中的先锋。
苏静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整个军团探路。部队行军打仗每到一地，别人都可以住下休息，他却不仅不能休息，还要马上带上侦察员出发，朝军团首长定的下一站方向，沿路侦察。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行走在高山大川之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毒蛇猛兽随处可见，还有土匪民团的袭扰。每一次侦察回来，他还要连夜绘制成行军路线图。事实上，别人走了一遍的长征路，苏静要先侦察走个来回，再跟着走一趟，走的距离是别人的三倍。
除了当好开路先锋以外，苏静还利用自己在缅甸时学过的照相技术，拍摄了红军活动的一批珍贵历史资料。也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和观察能力，解决了不少部队在行军作战中碰到的难题。如红军长征一路走来，敌人的飞机就像赶不走的苍蝇，天天在红军队伍的头顶盘旋、轰炸、扫射，给红军带来很大伤亡。如何才能把敌人空袭的损失降到最低？细心的苏静开始观察敌机的行动规律，并总结出好几条躲避炸弹的方法，对减少部队伤亡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一军团改编成115师，许多将领都被降一、两级使用，苏静却被提升为侦察科科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陆房突围等，并参与领导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保卫工作。
1938年2月，日军进攻晋西南。115师分兵一部阻击敌人。3月2日，林彪率部向敌后运动，当部队行进到千家庄附近时，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林彪中弹落马。带领侦察排跟在林彪身后的苏静，赶紧把林彪扶到路边的沟坎下隐蔽，同时命令警卫员立即到后续部队找医生。
第二天，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命令苏静去国民党防区调查此事。苏静对整个枪击事件作了细致的调查，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这是一次误伤事件的结论：因为当时林彪披着一件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呢子大衣。阎锡山部的一个警戒分队哨兵，误认为他是日军军官，于是就开了一枪。
林彪被枪击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天，卫立煌带着他的司令部刚刚到达大宁，就被日军包围了。罗荣桓和代理师长陈光当即命令苏静带一个营去掩护卫立煌。苏静骑马一口气追赶了5公里路，才追上了卫立煌，并向他通报了敌情。可是卫立煌还没来得及转移，日军就已经发起了进攻。当时，卫立煌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全靠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拼死抵抗。在冲出日军的包围圈后，苏静命令留下一个连断后。这个连在白儿岭据险死守了一天，挡住了800多日军的轮番进攻。
1938年，115师进驻孝义，国民党方面派了一个高参到115师，名为“联络”，实则监视，还把一名掌握师部核心机密的译电员拉下了水。
但仅过了数日，心细如发的苏静便发现了这一情况。他先是不动声色地处理了那名译电员，又连续数日宴请国民党高参。宴席中，他代表八路军殷勤劝酒，高参及其随员们也心怀鬼胎地频繁回敬。他假装不胜酒力，胡言乱语，“无意中”泄露了八路军的一些机密情报。欣喜若狂的高参等到深夜，便将收集到的“情报”发给上司，而苏静此时就躲在他的隔壁房间，细听着“嘀嘀嗒嗒”的声音，将高参发出的电码原原本本地记在了笔记本上，轻而易举地就掌握了国民党的电报密码。
此后，林彪在电报中经常提到的“密息”，指的就是破译敌人电台密码所获得的情报。
东北献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随即为争夺东北展开了激烈的较量。11月中旬，苏静跟随罗荣桓到达沈阳，在刚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中担任情报处处长。随即，又来到林彪带领的前线总指挥部。这个“前总”是个非常简便高效的指挥机构，除了林彪，就只有李作鹏、苏静、何静之等几个人。
当时，东北的局面相当混乱。就中共方面的东北民主联军来说，虽然人数多达十几万，但部队都是从各自的根据地来的，彼此之间没有电台联络，就连林彪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在什么位置，要打仗了，甚至还找不到自己的部队。而老百姓也不了解共产党，甚至还把国民党当成正统，使得东北民主联军几乎成了瞎子、聋子，以至于山海关丢失、锦州失守、辽西走廊洞开……
1946年初，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已退到松花江以北，不仅士气低落，处境也极为艰难。
林彪很想打个大胜仗鼓舞士气，可此时的部队装备奇缺、驻地分散，发动群众的工作进展也不顺利，林彪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苏静身上。
同以往一样，苏静总能在关键时刻给林彪以惊喜。受命后，他很快编织起一张卓有成效的情报网。2月11日，他向林彪报告：敌89师的两个团脱离其主力到达了秀水河子。林彪当机立断，迅速就近调集了7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将其全歼，这是我军进军东北以来打的第一个歼灭战。4月15口，林彪又根据苏静的情报，指挥部队在大洼一举歼灭了敌87师4400人。大洼战斗结束后，林彪高兴地对他的秘书季宗权说：“一个苏静等于十万雄兵。”正是由于有蘇静作后盾，林彪此后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师、团一级作战，使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而决战的关键点在锦州。可是林彪却对毛泽东攻占锦州的命令信心不足。因为他擅长的是运动战，而不是攻坚战。
毛泽东一边一再强调“关门打狗，务求全歼国军主力于东北境内”，一边用巨大的耐心，通过一封封超长的电报开导林彪，说今日之“东野”，已非当日吴下阿蒙。要树立信心，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最后甚至不得不直斥林彪软弱，严令拿下锦州，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迫于毛泽东的压力，林彪终于率领数十万东北野战军南下攻打锦州。锦州之战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在东北战场的生死对决。敌守城司令范汉杰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并曾在日本、德国考察学习过西方军事，在国民党军中堪称“能战之将”。而在距锦州只有40公里的锦西，还有国民党的10万大军，准备随时支援锦州，蒋介石还亲自登上停在葫芦岛附近海面上的军舰督战，大有一举歼灭东北野战军于锦州城下之势。
东北野战军的攻城部队伤亡一天天在增加，情况万分危急之际，林彪曾有心撤围北上，但考虑到毛泽东绝对不会同意，且那样一来，就意味着东北野战军的重炮、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全部要扔在锦州城下。
这时，又是苏静帮助林彪找到了突破口。他在深入前沿时，发现2纵5师在攻打义县时，采取了坑道近迫作业的攻城方法，部队伤亡很小，当即意识到这个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他立即向林彪面呈了以坑道近迫作业攻占锦州的建议，林彪未置可否。苏静知道，林彪一句话不想听两遍，但他还是去林彪那儿又讲了一遍。这次林彪果然极为重視，电令攻城各纵队、师，每个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抢挖高宽各为1.5米至2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前50至60米处。
很快，锦州就陷入了解放军纵横交错的坑道之中，攻城部队在坑道的掩护下，伤亡大为减少，炮兵甚至能从坑道中，抵进到离城根只有100米的地方射击。范汉杰一度计划乘解放军伤亡增大之机，向城外反攻，可当他看到城外的坑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却看不到解放军的人影时，不禁哀叹道：“守城无望了！”10月15日，解放军终于拿下了锦州，范汉杰兵败被俘。
和平使者
辽沈战役结束后，平津战役随即开始。为了使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的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在90万解放军兵临城下的震慑下，在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和北平许多开明人士的敦促下，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了谈判建议。
苏静是中共中央派出的进入北平的解放军代表，参加了全部的北平谈判。
北平和平解放正式谈判，先后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谈判是在1948年12月中旬。傅作义派崔载之为代表同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带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来到我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双方交换意见后，崔回北平向傅报告，李携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留下，以便联系。
第二次谈判是在1949年1月6日至10日。当时傅作义主力35军被歼，傅作义部25万人也已陷于绝境，平津战役胜负大局已定。傅作义派周北峰、张东荪到河北蓟县八里庄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有很大进展。我方提出了改编国民党军的方案，对傅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双方草签了《会谈纪要》。
第三次谈判是1月14日至17日。14日上午，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当天傅作义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到通县五里桥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谈判取得了成功，于16日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共14条。
19日双方代表又经过磋商，将协议正文增补为18条，附件4条，共22条。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与华北“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以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
1月21日，傅作义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宣布了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的命令。并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同时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经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向全国发表。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了广播讲话。同时，城内国民党守军开始移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它创造的解放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而在此过程中，苏静以其出色的工作，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后，傅作义还送给过苏静许多礼物，包括毛衣、手表等当时的奢侈品，以表谢意。
他就是苏静，1910年12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海澄县（今龙海县）海澄镇六口碑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97年11月28日，病逝于北京。
情报英杰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是开路先锋。斯时，苏静虽然只是军团的一个小小的侦察参谋，但却是先锋中的先锋。
苏静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整个军团探路。部队行军打仗每到一地，别人都可以住下休息，他却不仅不能休息，还要马上带上侦察员出发，朝军团首长定的下一站方向，沿路侦察。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行走在高山大川之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毒蛇猛兽随处可见，还有土匪民团的袭扰。每一次侦察回来，他还要连夜绘制成行军路线图。事实上，别人走了一遍的长征路，苏静要先侦察走个来回，再跟着走一趟，走的距离是别人的三倍。
除了当好开路先锋以外，苏静还利用自己在缅甸时学过的照相技术，拍摄了红军活动的一批珍贵历史资料。也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和观察能力，解决了不少部队在行军作战中碰到的难题。如红军长征一路走来，敌人的飞机就像赶不走的苍蝇，天天在红军队伍的头顶盘旋、轰炸、扫射，给红军带来很大伤亡。如何才能把敌人空袭的损失降到最低？细心的苏静开始观察敌机的行动规律，并总结出好几条躲避炸弹的方法，对减少部队伤亡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一军团改编成115师，许多将领都被降一、两级使用，苏静却被提升为侦察科科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陆房突围等，并参与领导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保卫工作。
1938年2月，日军进攻晋西南。115师分兵一部阻击敌人。3月2日，林彪率部向敌后运动，当部队行进到千家庄附近时，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林彪中弹落马。带领侦察排跟在林彪身后的苏静，赶紧把林彪扶到路边的沟坎下隐蔽，同时命令警卫员立即到后续部队找医生。
第二天，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命令苏静去国民党防区调查此事。苏静对整个枪击事件作了细致的调查，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这是一次误伤事件的结论：因为当时林彪披着一件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呢子大衣。阎锡山部的一个警戒分队哨兵，误认为他是日军军官，于是就开了一枪。
林彪被枪击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天，卫立煌带着他的司令部刚刚到达大宁，就被日军包围了。罗荣桓和代理师长陈光当即命令苏静带一个营去掩护卫立煌。苏静骑马一口气追赶了5公里路，才追上了卫立煌，并向他通报了敌情。可是卫立煌还没来得及转移，日军就已经发起了进攻。当时，卫立煌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全靠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拼死抵抗。在冲出日军的包围圈后，苏静命令留下一个连断后。这个连在白儿岭据险死守了一天，挡住了800多日军的轮番进攻。
1938年，115师进驻孝义，国民党方面派了一个高参到115师，名为“联络”，实则监视，还把一名掌握师部核心机密的译电员拉下了水。
但仅过了数日，心细如发的苏静便发现了这一情况。他先是不动声色地处理了那名译电员，又连续数日宴请国民党高参。宴席中，他代表八路军殷勤劝酒，高参及其随员们也心怀鬼胎地频繁回敬。他假装不胜酒力，胡言乱语，“无意中”泄露了八路军的一些机密情报。欣喜若狂的高参等到深夜，便将收集到的“情报”发给上司，而苏静此时就躲在他的隔壁房间，细听着“嘀嘀嗒嗒”的声音，将高参发出的电码原原本本地记在了笔记本上，轻而易举地就掌握了国民党的电报密码。
此后，林彪在电报中经常提到的“密息”，指的就是破译敌人电台密码所获得的情报。
东北献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随即为争夺东北展开了激烈的较量。11月中旬，苏静跟随罗荣桓到达沈阳，在刚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中担任情报处处长。随即，又来到林彪带领的前线总指挥部。这个“前总”是个非常简便高效的指挥机构，除了林彪，就只有李作鹏、苏静、何静之等几个人。
当时，东北的局面相当混乱。就中共方面的东北民主联军来说，虽然人数多达十几万，但部队都是从各自的根据地来的，彼此之间没有电台联络，就连林彪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在什么位置，要打仗了，甚至还找不到自己的部队。而老百姓也不了解共产党，甚至还把国民党当成正统，使得东北民主联军几乎成了瞎子、聋子，以至于山海关丢失、锦州失守、辽西走廊洞开……
1946年初，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已退到松花江以北，不仅士气低落，处境也极为艰难。
林彪很想打个大胜仗鼓舞士气，可此时的部队装备奇缺、驻地分散，发动群众的工作进展也不顺利，林彪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苏静身上。
同以往一样，苏静总能在关键时刻给林彪以惊喜。受命后，他很快编织起一张卓有成效的情报网。2月11日，他向林彪报告：敌89师的两个团脱离其主力到达了秀水河子。林彪当机立断，迅速就近调集了7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将其全歼，这是我军进军东北以来打的第一个歼灭战。4月15口，林彪又根据苏静的情报，指挥部队在大洼一举歼灭了敌87师4400人。大洼战斗结束后，林彪高兴地对他的秘书季宗权说：“一个苏静等于十万雄兵。”正是由于有蘇静作后盾，林彪此后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师、团一级作战，使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而决战的关键点在锦州。可是林彪却对毛泽东攻占锦州的命令信心不足。因为他擅长的是运动战，而不是攻坚战。
毛泽东一边一再强调“关门打狗，务求全歼国军主力于东北境内”，一边用巨大的耐心，通过一封封超长的电报开导林彪，说今日之“东野”，已非当日吴下阿蒙。要树立信心，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最后甚至不得不直斥林彪软弱，严令拿下锦州，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迫于毛泽东的压力，林彪终于率领数十万东北野战军南下攻打锦州。锦州之战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在东北战场的生死对决。敌守城司令范汉杰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并曾在日本、德国考察学习过西方军事，在国民党军中堪称“能战之将”。而在距锦州只有40公里的锦西，还有国民党的10万大军，准备随时支援锦州，蒋介石还亲自登上停在葫芦岛附近海面上的军舰督战，大有一举歼灭东北野战军于锦州城下之势。
东北野战军的攻城部队伤亡一天天在增加，情况万分危急之际，林彪曾有心撤围北上，但考虑到毛泽东绝对不会同意，且那样一来，就意味着东北野战军的重炮、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全部要扔在锦州城下。
这时，又是苏静帮助林彪找到了突破口。他在深入前沿时，发现2纵5师在攻打义县时，采取了坑道近迫作业的攻城方法，部队伤亡很小，当即意识到这个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他立即向林彪面呈了以坑道近迫作业攻占锦州的建议，林彪未置可否。苏静知道，林彪一句话不想听两遍，但他还是去林彪那儿又讲了一遍。这次林彪果然极为重視，电令攻城各纵队、师，每个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抢挖高宽各为1.5米至2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前50至60米处。
很快，锦州就陷入了解放军纵横交错的坑道之中，攻城部队在坑道的掩护下，伤亡大为减少，炮兵甚至能从坑道中，抵进到离城根只有100米的地方射击。范汉杰一度计划乘解放军伤亡增大之机，向城外反攻，可当他看到城外的坑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却看不到解放军的人影时，不禁哀叹道：“守城无望了！”10月15日，解放军终于拿下了锦州，范汉杰兵败被俘。
和平使者
辽沈战役结束后，平津战役随即开始。为了使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的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在90万解放军兵临城下的震慑下，在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和北平许多开明人士的敦促下，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了谈判建议。
苏静是中共中央派出的进入北平的解放军代表，参加了全部的北平谈判。
北平和平解放正式谈判，先后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谈判是在1948年12月中旬。傅作义派崔载之为代表同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带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来到我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双方交换意见后，崔回北平向傅报告，李携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留下，以便联系。
第二次谈判是在1949年1月6日至10日。当时傅作义主力35军被歼，傅作义部25万人也已陷于绝境，平津战役胜负大局已定。傅作义派周北峰、张东荪到河北蓟县八里庄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有很大进展。我方提出了改编国民党军的方案，对傅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双方草签了《会谈纪要》。
第三次谈判是1月14日至17日。14日上午，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当天傅作义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到通县五里桥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谈判取得了成功，于16日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共14条。
19日双方代表又经过磋商，将协议正文增补为18条，附件4条，共22条。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与华北“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以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
1月21日，傅作义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宣布了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的命令。并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同时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经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向全国发表。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了广播讲话。同时，城内国民党守军开始移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它创造的解放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而在此过程中，苏静以其出色的工作，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后，傅作义还送给过苏静许多礼物，包括毛衣、手表等当时的奢侈品，以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