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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芥川龙之介自幼熟读中国古典，是一个对中国抱有美好幻想的作家。在他创作生涯的前期，以这种美好幻想为背景而创作的中国题材的作品有很多，并且其中登场的中国人的形象大部分都是良好的。这些作品主要有《杜子春》（1920）、《南京的基督》（1920）等。
可是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的是，芥川1921年以后的作品中出现的中国人的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芥川于1921年进行的一次中国之行。通过这次旅行，他对中国的印象由幻想變为现实。这次旅行，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他后期的作品《湖南之扇》中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本人将通过分析芥川龙之介创作前期的《南京的基督》和创作后期的《湖南之扇》中出现的中国人人物形象的描写，来考察芥川龙之介中国观的变化。
关键词：《南京的基督》；《湖南之扇》；人物形象；中国观的转变
作者简介：沐海宇（1995-），男，哈尼族，云南文山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3
一、引言
中日之间自从三国时期开始，就有着交流，特别是隋唐时期，日本大量派遣使者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文人们很早就开始阅读以四书五经为首的中国典籍。近代以来，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选择了西洋化的道路，政治和经济都迅速崛起。在那个时期，近代文学的思潮从欧洲传入日本，给日本传统的汉文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后随着日本的许多作家踏上中国之旅后，他们对中国作品印象也变得微妙了。
芥川龙之介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青年时代的芥川爱看的书是中国古代的典籍。在他的作品《爱读书的印象》中这样写到：
“小时候爱读的书《西游记》是第一。”
“另外，《水浒传》也堪称爱看之书。”
“一度还记得《水浒传》中一百八名豪杰的名字
“那个时候，比起押川春浪先生的冒险小说，我觉得《水浒传》《西游记》更加有趣。”[1]
在东京的日本近代文学馆中开设了一个芥川龙之介文库。文库中收藏了芥川龙之介所藏的汉籍188类共1177册。其中包含《渊鉴类函》、《元诗选举》、《太平广记》、《唐代丛书》等中国典籍。芥川通过阅读了这些古代汉籍，在心中建立了对中国的印象，被其中所使用的美丽语言和精湛的表现手法所吸引，并以此作为素材进行创作。从未去过中国的芥川龙之介在脑海中想象着中国，创作了很多以古代中国为舞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被称为“支那物”，其中充满了对古代中国的憧憬，里面刻画的人物也大多是正面的美好形象。但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当他真正接触了现实中的中国后，这一切就变成了泡沫。1921年3月，芥川抱着期待踏上了中国之旅。但是，所看到的现实和理想中的中国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在《上海游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一出码头，我们马上就被几十个车夫所包围。说到支那的车夫，除了肮脏我想不到更多的词汇……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卖花的老婆婆，嘴里一边嘟囔着什么，一边把手伸出来向我们乞讨。虽然我们已经给过她钱了，但她好像还打算从我们的钱包中多拿几个子儿。[2]
肮脏的人力车夫，混乱停放的船，低俗的西洋式舞台和那贪欲无穷的老婆婆。这就是芥川龙之介来中国后的第一印象，也是他幻想破灭的开始。但是一开始的他并不承认这个事实。而是在旅途中一直寻找着憧憬的中国的身影。但这种做法反而加快了中国幻象的破灭。结果，迄今为止构筑的对中国的幻想完全破灭。以此为契机，芥川的有关中国的作品的基调与前期相比完全改变，对中国由憧憬变成了厌恶。
这一中国观的剧变，也在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笔者将通过芥川龙之介的两部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来考察其中国观的变化。具体为1920年发表的《南京的基督》和1927年发表的《湖南的扇子》。因为这两部作品中的时间设定，都是当代的中国，而并不是类似于“支那物”那样以古代中国为背景，所以笔者认为这两部作品可以拿来进行分析比较。
二、中国旅行前的芥川龙之介中国观——以《南京的基督》为例
《南京的基督》于1920年7月发表，该作品以南京为背景讲述一个居住在南京的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一个妓女的宋金花患上了恶性梅毒。他从同样做妓女的姐妹那里得知，要治好这个病的话，就得把这个病传染给客人。但他认为这样违背了耶稣的教诲，于是她没有这样做。一天晚上，他接了一个长得像耶稣的外国人客人。一直不和客人发生关系的金花，这次并没有拒绝。当天晚上，耶稣出现在金花的梦里，并且把他的梅毒治好了。醒过来的金花于是认为昨晚那个人就是耶稣的化身。第二年春天，一个日本来的旅行者从金花那听了这件事，于是他想到那个与耶稣相似的男人应该是日美混血。他常夸耀自己找了个南京的妓女，最后没有付钱就跑了。日本人不知道应不应该对金花说这件事。而金花也再没有被梅毒所烦恼。
纵观芥川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南京的基督》是其中最能够强调中国人人性之美的一部作品。主人公宋金花，家境贫寒，15岁时就成为了妓女。家里除了她，还有一个直不起腰的父亲。为了养活父亲，她不得不成为妓女。而且，当客人给小费的时候，他都会拿去满足父亲的喜好。
这行为很好地表现了中国人的孝的传统。而且金花心地纯洁，和其他妓女不同，她既不撒谎，也不任性。就算得了病，他也不愿意像其他姐妹建议的那样把病传染给别人。时不时有相熟的客人来找她玩，也不过在一起吸烟罢了，怎么也不肯顺从客人的要求。有些客人不甘心，他甚至还把自己患病的证据给别人看。
从以上行为来看，宋金花的确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而他坚决不肯把病传给别人的原因，则可以在他向基督祈祷时所说的话中看出来：
天国的圣父啊！为了供养老爹，我才干了这种下贱的行当。可是，我的营生祸害了自己，却没给别人添过麻烦。因此，我认为自己去世以后，还可以上天堂。然而，如今我若是不把这个病传给别人，就无法继续这生意了。若是传给客人，也许会治好病……就算是饿死……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跟客人同床。否则的话，我虽然救了自己，却无缘无故地害了别人。不管怎样，我也是个女人啊，保不准什么时候会禁不住诱惑的。天国的圣父啊！请您保佑我吧！除了您，小女便无人可依靠了。[3]（43） 金花有着这样完美的人格和勇气，是与一般的秦淮的妓女所不同的。在这样不安定的社会背景下，金花的坚韧不拔而纯净的品质，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金花”这个人物形象，是对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由于小说中金花的身份是秦淮的妓女。这一环境和身份唤起了芥川对古代中国的向往。芥川具有深厚的汉文学修养，他肯定知道秦淮位于被称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是一个古代中国文人墨客经常吟咏的对象。所以日本文人认为，“秦淮的妓女”形象象征着中国古代文人的风流。这一想法也对芥川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芥川才以秦淮的妓女作为主人公，从而试图营造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式的浪漫氛围。
三、中国旅行后的芥川龙之介中国观——以《湖南的扇子》为例
1921年3月到7月，芥川龙之介终于踏上了中国之旅。这次旅行，芥川的中国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湖南的扇子》可以说是反映这一变化的代表作。这是芥川以中国旅行时的所见所闻为素材创作的芥川唯一的纪行小说。芥川去世前的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即第八部短篇小说集也被命名为“湖南的扇子”（芥川自杀一个月前的1927年6月出版）。从这一点看，这部作品作为研究晚期芥川的资料，是很合适的。
《湖南的扇子》是以湖南省的省会长沙为舞台。主人公的“我”是一名日本人的旅行者。“我”大学时代的老朋友，长沙出身的留日学生谭永年作为“我”湖南旅行的向导，在这次旅行中，给“我”冲击最大的事情，还是“我”亲眼目睹了土匪头子黄六一被斩首后，情妇玉兰品尝了沾了黄六一血的饼干这一幕。这部作品和《南京的基督》相比，主人公比较多。以下将分别介绍这些主人公的人物形象。
1、在码头的中国人群众
主人公乘坐“沅江丸”号船来到了长沙。沿途看到的江边的城市，无不让主人公感到幻灭。就连省会城市长沙，也是“早就觉悟除了猪猡，并无可看的东西”[4]。而当船靠岸，主人公下船之后，眼前的景象另主人公顿生厌恶。
忽然一个龌龊的中国人，提了提篮等类的东西，从我眼睛直下的地方跳上埠头去。那种快捷的样子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近于蚱蜢。正惊讶间，一一个横了檐棒的又巧捷地跳过水去，接着又是两个，五个，八个一转 瞬，我眼睛底下满了向埠头跳跃的中国人。[4]
从以上的描写，可以看出，芥川通过中国旅行，亲眼看到贫穷的中国，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恶劣教育和肮脏，并且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对之进行揭露和批判。
2、柳树下的美人——含芳
当主人公向栈桥望去，他看见了这样的场面：
我在埠头的那面——密密的柳枝下，却发现了一个中国美人。她在那水色的夏衣的胸下挂着金锁片等类的东西，很是个小孩似的女子。也许我的眼睛已惹起她的注意了吧，她仰望这高高的甲板，在红唇上浮了微笑，障着半开的扇，好像在和谁打招呼。[5]
芥川在描述这个女人时，使用了“水色的夏衣”、“小孩似的”、“障着半开的扇”等等语言，让人感觉到与描写普通中国人时不一样的感觉。特别是那“半开的扇”，能让人联想到作品名“湖南的扇子”。笔者认为，虽然作者对现实中国已经失望透顶，但从这段描写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芥川对中国古典之美的憧憬。
3、革命家谭永年
谭永年和主人公同一届从第一高中考入东大医学系，是留学生中的才子。他既温柔又亲切，在留学期间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然而，主人公现在见到的谭永年，却是一个因没看到斩首现场而感到懊悔，而且还鼓动玉兰去吃那浸满鲜血的饼干，与在日留学期间的谭永年简直判若两人。之所以描画谭的两个形象，是因为讽刺以谭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位有知识的革命者，他有着露恶趣味，在外国有识之士面前揭露自己国家的国耻。不禁让人发问，这就是所谓的革命者吗？
4、妓女玉兰
有学者指出，小说前言中一句话“湖南人民气魄的倔强”正好是玉兰人物形象的概括。玉兰的人物形象，并不像一般女子那样的一味顺从，而是有着反抗的精神。当谭永年在鼓动妓馆中的妓女们吃那块带血的饼干时，大家都忙着躲避，而只有玉兰——血的主人土匪黄六一的情妇，能够从容不迫地拿起饼干，并且吃下去。但是，玉兰的勇气也并没有改变她的悲惨处境。即使在她称之为“亲爱的黄老爷”的黄六一还是令谭永年羡慕的上层实力人物时，玉兰也不过是“相当威风的”妓女而已。而黄死后不到一星期，她已经在卖笑了。因此，玉兰对谭永年的回击，虽然体现了湖南人不服输以及富于热情的面目，但也难以掩盖她处境之悲哀与艰辛。就连她的回击，也被寻求刺激的谭永年消解为消遣的材料。[6]
虽然主人公对扬子江沿岸的城市感到幻灭，讨厌愚蠢又肮脏的中国人，对革命者谭永年十分失望，但他对中国的美女还有兴趣。笔者觉得这一点很有趣。作品中不仅描绘了杨柳之下的美人含芳，还描绘了包括玉兰在内的妓馆的女人们。并且在刻画这些美人形象的时候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这些方面来看，芥川对中国的形象分化成了理想和现实，并且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
四、结语
芥川龙之介和其他日本文人一样，对中国的印象几乎都源自中国的古典。其脑海中构筑的中国充满了一种浪漫的美。但是，1921年的中国已经陷入了国内局势不稳定和来自国外的侵略之中。相反，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选择了西洋化的道路，政治和经济都迅速崛起，超过了当时的中国。当时访问中国的芥川看到这一悲惨场面，不可避免地推翻了已经构建起来的美好中国印象。芥川的心中充满了绝望和彷徨的感情。所以芥川的中国观随着去中国旅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注释：
[1][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六卷，岩波书店，1996，第65頁
[2][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八卷，岩波书店，1996，第2页
[3][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六卷，岩波书店，1996，第7-8页
[4][5][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十三巻，岩波书店，1996，第66页
[6]戴焕，芥川龙之介笔下的现代中国形象——《湖南的扇子》解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06）：第33页.
参考文献：
[1][日]芥川龙之介.爱読书的印象[A].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六巻[C].东京：岩波书店，1996
[2][日]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A].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八巻[C].东京：岩波书店，1996
[3][日]芥川龙之介.南京的基督[A].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六巻[C].东京：岩波书店，1996
[4][日]芥川龙之介.湖南的扇子[A].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十三巻[C].东京：岩波书店，1996
[5]于天伟.试论中国文化对芥川龙之介创作的影响[J].学术交流，2009（12）：215-218.
[6]黎杨全.芥川《南京的基督》：病的隐喻与文化冲突[J].日本研究，2009（1）：82-85.
[7]李秀卿.芥川龙之介的古典中国情结[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28（6）：159-162.
[8]张如意，温荣姹.从《南京的基督》中解读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社会的认识[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21-23.
[9]戴焕.芥川龙之介笔下的现代中国形象——《湖南的扇子》解析[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6）：28-33.
[10]邱雅芬.“湖南的扇子”：芥川龙之介文学意识及其中国观之变迁[J].外国文学研究，2006，28（4）：135-141.
[11]毛柳花.芥川龙之介中国观之变迁——以《湖南之扇》为中心[J].才智，2015（32）.
可是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的是，芥川1921年以后的作品中出现的中国人的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芥川于1921年进行的一次中国之行。通过这次旅行，他对中国的印象由幻想變为现实。这次旅行，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他后期的作品《湖南之扇》中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本人将通过分析芥川龙之介创作前期的《南京的基督》和创作后期的《湖南之扇》中出现的中国人人物形象的描写，来考察芥川龙之介中国观的变化。
关键词：《南京的基督》；《湖南之扇》；人物形象；中国观的转变
作者简介：沐海宇（1995-），男，哈尼族，云南文山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3
一、引言
中日之间自从三国时期开始，就有着交流，特别是隋唐时期，日本大量派遣使者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文人们很早就开始阅读以四书五经为首的中国典籍。近代以来，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选择了西洋化的道路，政治和经济都迅速崛起。在那个时期，近代文学的思潮从欧洲传入日本，给日本传统的汉文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后随着日本的许多作家踏上中国之旅后，他们对中国作品印象也变得微妙了。
芥川龙之介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青年时代的芥川爱看的书是中国古代的典籍。在他的作品《爱读书的印象》中这样写到：
“小时候爱读的书《西游记》是第一。”
“另外，《水浒传》也堪称爱看之书。”
“一度还记得《水浒传》中一百八名豪杰的名字
“那个时候，比起押川春浪先生的冒险小说，我觉得《水浒传》《西游记》更加有趣。”[1]
在东京的日本近代文学馆中开设了一个芥川龙之介文库。文库中收藏了芥川龙之介所藏的汉籍188类共1177册。其中包含《渊鉴类函》、《元诗选举》、《太平广记》、《唐代丛书》等中国典籍。芥川通过阅读了这些古代汉籍，在心中建立了对中国的印象，被其中所使用的美丽语言和精湛的表现手法所吸引，并以此作为素材进行创作。从未去过中国的芥川龙之介在脑海中想象着中国，创作了很多以古代中国为舞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被称为“支那物”，其中充满了对古代中国的憧憬，里面刻画的人物也大多是正面的美好形象。但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当他真正接触了现实中的中国后，这一切就变成了泡沫。1921年3月，芥川抱着期待踏上了中国之旅。但是，所看到的现实和理想中的中国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在《上海游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一出码头，我们马上就被几十个车夫所包围。说到支那的车夫，除了肮脏我想不到更多的词汇……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卖花的老婆婆，嘴里一边嘟囔着什么，一边把手伸出来向我们乞讨。虽然我们已经给过她钱了，但她好像还打算从我们的钱包中多拿几个子儿。[2]
肮脏的人力车夫，混乱停放的船，低俗的西洋式舞台和那贪欲无穷的老婆婆。这就是芥川龙之介来中国后的第一印象，也是他幻想破灭的开始。但是一开始的他并不承认这个事实。而是在旅途中一直寻找着憧憬的中国的身影。但这种做法反而加快了中国幻象的破灭。结果，迄今为止构筑的对中国的幻想完全破灭。以此为契机，芥川的有关中国的作品的基调与前期相比完全改变，对中国由憧憬变成了厌恶。
这一中国观的剧变，也在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笔者将通过芥川龙之介的两部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来考察其中国观的变化。具体为1920年发表的《南京的基督》和1927年发表的《湖南的扇子》。因为这两部作品中的时间设定，都是当代的中国，而并不是类似于“支那物”那样以古代中国为背景，所以笔者认为这两部作品可以拿来进行分析比较。
二、中国旅行前的芥川龙之介中国观——以《南京的基督》为例
《南京的基督》于1920年7月发表，该作品以南京为背景讲述一个居住在南京的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一个妓女的宋金花患上了恶性梅毒。他从同样做妓女的姐妹那里得知，要治好这个病的话，就得把这个病传染给客人。但他认为这样违背了耶稣的教诲，于是她没有这样做。一天晚上，他接了一个长得像耶稣的外国人客人。一直不和客人发生关系的金花，这次并没有拒绝。当天晚上，耶稣出现在金花的梦里，并且把他的梅毒治好了。醒过来的金花于是认为昨晚那个人就是耶稣的化身。第二年春天，一个日本来的旅行者从金花那听了这件事，于是他想到那个与耶稣相似的男人应该是日美混血。他常夸耀自己找了个南京的妓女，最后没有付钱就跑了。日本人不知道应不应该对金花说这件事。而金花也再没有被梅毒所烦恼。
纵观芥川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南京的基督》是其中最能够强调中国人人性之美的一部作品。主人公宋金花，家境贫寒，15岁时就成为了妓女。家里除了她，还有一个直不起腰的父亲。为了养活父亲，她不得不成为妓女。而且，当客人给小费的时候，他都会拿去满足父亲的喜好。
这行为很好地表现了中国人的孝的传统。而且金花心地纯洁，和其他妓女不同，她既不撒谎，也不任性。就算得了病，他也不愿意像其他姐妹建议的那样把病传染给别人。时不时有相熟的客人来找她玩，也不过在一起吸烟罢了，怎么也不肯顺从客人的要求。有些客人不甘心，他甚至还把自己患病的证据给别人看。
从以上行为来看，宋金花的确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而他坚决不肯把病传给别人的原因，则可以在他向基督祈祷时所说的话中看出来：
天国的圣父啊！为了供养老爹，我才干了这种下贱的行当。可是，我的营生祸害了自己，却没给别人添过麻烦。因此，我认为自己去世以后，还可以上天堂。然而，如今我若是不把这个病传给别人，就无法继续这生意了。若是传给客人，也许会治好病……就算是饿死……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跟客人同床。否则的话，我虽然救了自己，却无缘无故地害了别人。不管怎样，我也是个女人啊，保不准什么时候会禁不住诱惑的。天国的圣父啊！请您保佑我吧！除了您，小女便无人可依靠了。[3]（43） 金花有着这样完美的人格和勇气，是与一般的秦淮的妓女所不同的。在这样不安定的社会背景下，金花的坚韧不拔而纯净的品质，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金花”这个人物形象，是对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由于小说中金花的身份是秦淮的妓女。这一环境和身份唤起了芥川对古代中国的向往。芥川具有深厚的汉文学修养，他肯定知道秦淮位于被称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是一个古代中国文人墨客经常吟咏的对象。所以日本文人认为，“秦淮的妓女”形象象征着中国古代文人的风流。这一想法也对芥川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芥川才以秦淮的妓女作为主人公，从而试图营造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式的浪漫氛围。
三、中国旅行后的芥川龙之介中国观——以《湖南的扇子》为例
1921年3月到7月，芥川龙之介终于踏上了中国之旅。这次旅行，芥川的中国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湖南的扇子》可以说是反映这一变化的代表作。这是芥川以中国旅行时的所见所闻为素材创作的芥川唯一的纪行小说。芥川去世前的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即第八部短篇小说集也被命名为“湖南的扇子”（芥川自杀一个月前的1927年6月出版）。从这一点看，这部作品作为研究晚期芥川的资料，是很合适的。
《湖南的扇子》是以湖南省的省会长沙为舞台。主人公的“我”是一名日本人的旅行者。“我”大学时代的老朋友，长沙出身的留日学生谭永年作为“我”湖南旅行的向导，在这次旅行中，给“我”冲击最大的事情，还是“我”亲眼目睹了土匪头子黄六一被斩首后，情妇玉兰品尝了沾了黄六一血的饼干这一幕。这部作品和《南京的基督》相比，主人公比较多。以下将分别介绍这些主人公的人物形象。
1、在码头的中国人群众
主人公乘坐“沅江丸”号船来到了长沙。沿途看到的江边的城市，无不让主人公感到幻灭。就连省会城市长沙，也是“早就觉悟除了猪猡，并无可看的东西”[4]。而当船靠岸，主人公下船之后，眼前的景象另主人公顿生厌恶。
忽然一个龌龊的中国人，提了提篮等类的东西，从我眼睛直下的地方跳上埠头去。那种快捷的样子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近于蚱蜢。正惊讶间，一一个横了檐棒的又巧捷地跳过水去，接着又是两个，五个，八个一转 瞬，我眼睛底下满了向埠头跳跃的中国人。[4]
从以上的描写，可以看出，芥川通过中国旅行，亲眼看到贫穷的中国，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恶劣教育和肮脏，并且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对之进行揭露和批判。
2、柳树下的美人——含芳
当主人公向栈桥望去，他看见了这样的场面：
我在埠头的那面——密密的柳枝下，却发现了一个中国美人。她在那水色的夏衣的胸下挂着金锁片等类的东西，很是个小孩似的女子。也许我的眼睛已惹起她的注意了吧，她仰望这高高的甲板，在红唇上浮了微笑，障着半开的扇，好像在和谁打招呼。[5]
芥川在描述这个女人时，使用了“水色的夏衣”、“小孩似的”、“障着半开的扇”等等语言，让人感觉到与描写普通中国人时不一样的感觉。特别是那“半开的扇”，能让人联想到作品名“湖南的扇子”。笔者认为，虽然作者对现实中国已经失望透顶，但从这段描写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芥川对中国古典之美的憧憬。
3、革命家谭永年
谭永年和主人公同一届从第一高中考入东大医学系，是留学生中的才子。他既温柔又亲切，在留学期间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然而，主人公现在见到的谭永年，却是一个因没看到斩首现场而感到懊悔，而且还鼓动玉兰去吃那浸满鲜血的饼干，与在日留学期间的谭永年简直判若两人。之所以描画谭的两个形象，是因为讽刺以谭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位有知识的革命者，他有着露恶趣味，在外国有识之士面前揭露自己国家的国耻。不禁让人发问，这就是所谓的革命者吗？
4、妓女玉兰
有学者指出，小说前言中一句话“湖南人民气魄的倔强”正好是玉兰人物形象的概括。玉兰的人物形象，并不像一般女子那样的一味顺从，而是有着反抗的精神。当谭永年在鼓动妓馆中的妓女们吃那块带血的饼干时，大家都忙着躲避，而只有玉兰——血的主人土匪黄六一的情妇，能够从容不迫地拿起饼干，并且吃下去。但是，玉兰的勇气也并没有改变她的悲惨处境。即使在她称之为“亲爱的黄老爷”的黄六一还是令谭永年羡慕的上层实力人物时，玉兰也不过是“相当威风的”妓女而已。而黄死后不到一星期，她已经在卖笑了。因此，玉兰对谭永年的回击，虽然体现了湖南人不服输以及富于热情的面目，但也难以掩盖她处境之悲哀与艰辛。就连她的回击，也被寻求刺激的谭永年消解为消遣的材料。[6]
虽然主人公对扬子江沿岸的城市感到幻灭，讨厌愚蠢又肮脏的中国人，对革命者谭永年十分失望，但他对中国的美女还有兴趣。笔者觉得这一点很有趣。作品中不仅描绘了杨柳之下的美人含芳，还描绘了包括玉兰在内的妓馆的女人们。并且在刻画这些美人形象的时候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这些方面来看，芥川对中国的形象分化成了理想和现实，并且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
四、结语
芥川龙之介和其他日本文人一样，对中国的印象几乎都源自中国的古典。其脑海中构筑的中国充满了一种浪漫的美。但是，1921年的中国已经陷入了国内局势不稳定和来自国外的侵略之中。相反，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选择了西洋化的道路，政治和经济都迅速崛起，超过了当时的中国。当时访问中国的芥川看到这一悲惨场面，不可避免地推翻了已经构建起来的美好中国印象。芥川的心中充满了绝望和彷徨的感情。所以芥川的中国观随着去中国旅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注释：
[1][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六卷，岩波书店，1996，第65頁
[2][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八卷，岩波书店，1996，第2页
[3][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六卷，岩波书店，1996，第7-8页
[4][5][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十三巻，岩波书店，1996，第66页
[6]戴焕，芥川龙之介笔下的现代中国形象——《湖南的扇子》解析，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06）：第33页.
参考文献：
[1][日]芥川龙之介.爱読书的印象[A].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六巻[C].东京：岩波书店，1996
[2][日]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A].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八巻[C].东京：岩波书店，1996
[3][日]芥川龙之介.南京的基督[A].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六巻[C].东京：岩波书店，1996
[4][日]芥川龙之介.湖南的扇子[A].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十三巻[C].东京：岩波书店，1996
[5]于天伟.试论中国文化对芥川龙之介创作的影响[J].学术交流，2009（12）：215-218.
[6]黎杨全.芥川《南京的基督》：病的隐喻与文化冲突[J].日本研究，2009（1）：82-85.
[7]李秀卿.芥川龙之介的古典中国情结[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28（6）：159-162.
[8]张如意，温荣姹.从《南京的基督》中解读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社会的认识[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21-23.
[9]戴焕.芥川龙之介笔下的现代中国形象——《湖南的扇子》解析[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6）：28-33.
[10]邱雅芬.“湖南的扇子”：芥川龙之介文学意识及其中国观之变迁[J].外国文学研究，2006，28（4）：135-141.
[11]毛柳花.芥川龙之介中国观之变迁——以《湖南之扇》为中心[J].才智，201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