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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化冲突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人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对抗和交锋。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决定了文化冲突的必然性。沈从文的一生极富喜剧色彩，从边远的湘西到大都市北京，经历了乡下人和绅士鬼的痛苦抉择。因而他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文化冲突。
关键词：文化冲突 《边城》
文化冲突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人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对抗和交锋。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决定了文化冲突的必然性。文化冲突的核心是不同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冲突。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即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知，也就是人们在身份上的冲突。沈从文的一生极富喜剧色彩，从边远的湘西到大都市北京，经历了乡下人和绅士鬼的痛苦抉择。因而他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文化冲突。
当初沈从文写《边城》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者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提道：“……两年前，我常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写论文和杂感，针对‘民族文学’问题、‘农民文学’问题有所讨论。讨论不完，补充辱骂。我当时想：这些人既然知识都丰富异常，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立场又各不相同，一时不会有如何结论。即或有了结论，派谁来证实？谁又能证实？我这个乡下人正闲着，不妨试来写一个小说看看吧。因此《边城》问了世。……”由此看来，作者写《边城》的初衷在于针对民族文学和农民文学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说明，事实上，他在作品中也做到了这一点。他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细读《边城》，发现里面包含着两种文化冲突：苗汉文化冲突；城乡文化冲突。
凌宇老师指出：“《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湘西历史上主要是苗族的聚居地，《边城》故事发生地茶峒城是旧时为镇压苗民而修筑的城池，汉人比例大些。溪州铜柱，南方长城都是历史上民族隔离的见证，自明清以来，沿袭不成文的规定：“民不入峒，苗不出境”。
翠翠的父母在对歌中相爱，《边城》中是如此描述的：“祖父夜来兴致很好，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就提到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这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当年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恨的结子，这些事也说到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为认识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人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也说到了。……”由此可见，唱歌在翠翠父母的结合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都是歌声惹的祸。翠翠的父亲是一个军人，绿营里的军人，因此他应该是一个汉人。汉人的身份使得他害怕处罚，羞于向苗女求婚，宁愿选择了双双赴死。大老和二老通过对歌来竞争爱情。对歌求爱的方式虽不是苗族所特有，但是在苗族最为盛行。老船夫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走的是车路，应该由大老爹爹做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二老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情歌。”明媒正娶的走“车路”，是汉族的传统婚嫁方式，是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走“马路”定终身是少数民族（苗族）的择偶方式，做长辈的尊重儿女的意愿，对儿女的对象，不大注意身份，地位，财产，因而更注重爱情的价值，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众所周知，湘西是一个苗民聚居的地方，民风古蛮，强悍，在婚恋形式上，苗族人民一直保持着原始的自由形态。他们不兴礼金，不讲门第，一切以情爱为上。男女之间的结识与相爱，对以对歌形式进行“湘西苗族，每逢佳节良宵，有跳约之风，童男处女，纷至森林山巅，唱歌跳舞，此唱彼和，虽不相识，可相约订婚”可见，苗族青年男女是以唱歌为媒，才相识、相悦、相择、相爱的。翠翠是在父母歌声中唱出来的，所以难免重蹈覆辙。异族的婚姻悲剧在两代人的身上上演，所以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多半是苗汉文化冲突使然。
一向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用饱蘸心血的笔，构筑了一座美丽而忧伤的《边城》。美丽，来自原生态的乡村文化，忧伤来自现代城市文化与之发生的冲突。在《边城》里面，作者唱着一曲凄美的挽歌，为着那无从抗拒的乡下人的悲凄的命运歌咏。
作者本人和读者们都认为《边城》是他的代表作。一部作品，如果没有注入作者的人生观，就算不得代表作。《边城》浓缩了沈从文的人生观，翠翠则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作者的一生都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游离在城市绅士之间。翠翠的人生悲剧，道出了作者与城市文化不协和的哀音。王团总以一座新碾坊做陪嫁，让自己女儿横梗在翠翠与二佬之间，迫使他们爱情破灭，造成翠翠的悲剧命运。王团总是地方权势的代表，碾坊则是物质文明的象征。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新题记》中写道：“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他生长在湘西的小乡村，带着那种浓浓的眷恋，以至于始终无法融入大都市的氛围。他曾经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份：“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样式，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你们少数中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他醉心于描写乡风乡貌，展现乡下人的真善美。《边城》中白塔的坍塌和重建，象征着理想之城的重建。
然而，沈从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他所拥有的现代理性，使他实现了对自己曾置身其中的乡下人的超越。是他当年独自离开湘西、进入都市寻求知识和理性的必然结果。
1934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这是沈从文最满意的创作状态，将功利、世俗、嘈杂屏闭在外，在一个“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中”写出优秀的作品。他在大都市遭遇挫折后产生深深的文化自卑感，但他从内心排斥城市的喧闹呵纷扰，而崇尚乡下的宁静的风景。对他个人而言，二十年城市里的生活，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因而他更向往于湘西的风俗人情：端午节穿新衣，喝雄黄酒，看龙舟竞赛和赛后水中捉鸭子，中秋节男女对歌传情，新年锣鼓喧天，舞狮子龙灯，燃烟花爆竹……这些散发着泥土清香的乡村画面，凝聚着作者的牧歌情结。在他的眼里，湘西人有着“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人”，为了寻求一点理想，他离开了湘西，走进了现代都市，但他看到的是病态的灵魂，沉落的背影，萎缩的人生，不禁深深怀念那个遥远的乡村。那里溪水清澈见底，岸边幽篁虫鸣，吊脚楼上歌声清越婉转；边城人淳朴，善良，热情，正直以及显示出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私。傩送对爱情的执着，他选择了走马路，为翠翠唱清歌，而面对团总家里陪嫁的碾坊一点都不动心。表现出对都市物质文化的拒绝。作者在《边城》里，不但写了爱情，也写了亲情。这里的人们相亲相爱，亲如手足，患难与共，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都是非常感人肺腑：祖孙两相濡以沫，兄弟对翠翠的爱情，老船夫和杨马兵的友情，山民们对老船夫祖孙两的照顾，船总顺顺对孤儿翠翠的关爱等。
年老的船夫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连同白塔一同逝去，作品中充满着天人合一的气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认为人与自然不应该是相互隔绝，相互敌对，而是能够并且应该彼此渗透，和谐同一。翠翠的名字由来也说明了这一点。与此雷同的还有翠翠受窘跑到竹林等意象，充分体现了沈从文对于自然的酷爱。他对自然的亲近与挚爱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湘西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文明浸染下的都市人性已经异化失落，而且昔日作为“梦中绿洲”的湘西世界也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古老的价值几乎要消失殆尽，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为实为利的庸俗人生观，于是他试图用体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
故事中的两个男主角，傩送和天保从小就被父亲派遣“各处旅行”“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他们都倾向于接受城市商业文化，都放弃了碾坊——农村文化的象征。宁愿选择渡船，浪漫而不受拘束的生活。
湘西世界是一个对现代人有着无穷魅力的充满乡土气息的世界，与城市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下人的两性之爱，是一种自然和谐的人事关系，不受人为的道德观念及其他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表达他们健康的欲念和行动，表现他们在情欲上的热情、粗犷和勇敢。绝无“想说爱你并不容易”的扭扭捏捏，也无“爱你在心口难开”的遮遮掩掩，这里没有彬彬有礼的繁文缛节，也无有气无力的缠绵悱恻，有的是轰轰烈烈，有的是生命活力。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该仅仅把这些看成是苗汉、城乡的对立，而应该看到这种表面对立背面的东西，应该看作是我们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即文化的冲突。
关键词：文化冲突 《边城》
文化冲突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人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对抗和交锋。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决定了文化冲突的必然性。文化冲突的核心是不同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冲突。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即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知，也就是人们在身份上的冲突。沈从文的一生极富喜剧色彩，从边远的湘西到大都市北京，经历了乡下人和绅士鬼的痛苦抉择。因而他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文化冲突。
当初沈从文写《边城》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者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提道：“……两年前，我常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写论文和杂感，针对‘民族文学’问题、‘农民文学’问题有所讨论。讨论不完，补充辱骂。我当时想：这些人既然知识都丰富异常，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立场又各不相同，一时不会有如何结论。即或有了结论，派谁来证实？谁又能证实？我这个乡下人正闲着，不妨试来写一个小说看看吧。因此《边城》问了世。……”由此看来，作者写《边城》的初衷在于针对民族文学和农民文学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说明，事实上，他在作品中也做到了这一点。他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细读《边城》，发现里面包含着两种文化冲突：苗汉文化冲突；城乡文化冲突。
凌宇老师指出：“《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湘西历史上主要是苗族的聚居地，《边城》故事发生地茶峒城是旧时为镇压苗民而修筑的城池，汉人比例大些。溪州铜柱，南方长城都是历史上民族隔离的见证，自明清以来，沿袭不成文的规定：“民不入峒，苗不出境”。
翠翠的父母在对歌中相爱，《边城》中是如此描述的：“祖父夜来兴致很好，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就提到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这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当年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恨的结子，这些事也说到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为认识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人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也说到了。……”由此可见，唱歌在翠翠父母的结合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都是歌声惹的祸。翠翠的父亲是一个军人，绿营里的军人，因此他应该是一个汉人。汉人的身份使得他害怕处罚，羞于向苗女求婚，宁愿选择了双双赴死。大老和二老通过对歌来竞争爱情。对歌求爱的方式虽不是苗族所特有，但是在苗族最为盛行。老船夫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走的是车路，应该由大老爹爹做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二老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情歌。”明媒正娶的走“车路”，是汉族的传统婚嫁方式，是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走“马路”定终身是少数民族（苗族）的择偶方式，做长辈的尊重儿女的意愿，对儿女的对象，不大注意身份，地位，财产，因而更注重爱情的价值，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众所周知，湘西是一个苗民聚居的地方，民风古蛮，强悍，在婚恋形式上，苗族人民一直保持着原始的自由形态。他们不兴礼金，不讲门第，一切以情爱为上。男女之间的结识与相爱，对以对歌形式进行“湘西苗族，每逢佳节良宵，有跳约之风，童男处女，纷至森林山巅，唱歌跳舞，此唱彼和，虽不相识，可相约订婚”可见，苗族青年男女是以唱歌为媒，才相识、相悦、相择、相爱的。翠翠是在父母歌声中唱出来的，所以难免重蹈覆辙。异族的婚姻悲剧在两代人的身上上演，所以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多半是苗汉文化冲突使然。
一向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用饱蘸心血的笔，构筑了一座美丽而忧伤的《边城》。美丽，来自原生态的乡村文化，忧伤来自现代城市文化与之发生的冲突。在《边城》里面，作者唱着一曲凄美的挽歌，为着那无从抗拒的乡下人的悲凄的命运歌咏。
作者本人和读者们都认为《边城》是他的代表作。一部作品，如果没有注入作者的人生观，就算不得代表作。《边城》浓缩了沈从文的人生观，翠翠则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作者的一生都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游离在城市绅士之间。翠翠的人生悲剧，道出了作者与城市文化不协和的哀音。王团总以一座新碾坊做陪嫁，让自己女儿横梗在翠翠与二佬之间，迫使他们爱情破灭，造成翠翠的悲剧命运。王团总是地方权势的代表，碾坊则是物质文明的象征。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新题记》中写道：“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他生长在湘西的小乡村，带着那种浓浓的眷恋，以至于始终无法融入大都市的氛围。他曾经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份：“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样式，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你们少数中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他醉心于描写乡风乡貌，展现乡下人的真善美。《边城》中白塔的坍塌和重建，象征着理想之城的重建。
然而，沈从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他所拥有的现代理性，使他实现了对自己曾置身其中的乡下人的超越。是他当年独自离开湘西、进入都市寻求知识和理性的必然结果。
1934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这是沈从文最满意的创作状态，将功利、世俗、嘈杂屏闭在外，在一个“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中”写出优秀的作品。他在大都市遭遇挫折后产生深深的文化自卑感，但他从内心排斥城市的喧闹呵纷扰，而崇尚乡下的宁静的风景。对他个人而言，二十年城市里的生活，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因而他更向往于湘西的风俗人情：端午节穿新衣，喝雄黄酒，看龙舟竞赛和赛后水中捉鸭子，中秋节男女对歌传情，新年锣鼓喧天，舞狮子龙灯，燃烟花爆竹……这些散发着泥土清香的乡村画面，凝聚着作者的牧歌情结。在他的眼里，湘西人有着“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人”，为了寻求一点理想，他离开了湘西，走进了现代都市，但他看到的是病态的灵魂，沉落的背影，萎缩的人生，不禁深深怀念那个遥远的乡村。那里溪水清澈见底，岸边幽篁虫鸣，吊脚楼上歌声清越婉转；边城人淳朴，善良，热情，正直以及显示出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私。傩送对爱情的执着，他选择了走马路，为翠翠唱清歌，而面对团总家里陪嫁的碾坊一点都不动心。表现出对都市物质文化的拒绝。作者在《边城》里，不但写了爱情，也写了亲情。这里的人们相亲相爱，亲如手足，患难与共，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都是非常感人肺腑：祖孙两相濡以沫，兄弟对翠翠的爱情，老船夫和杨马兵的友情，山民们对老船夫祖孙两的照顾，船总顺顺对孤儿翠翠的关爱等。
年老的船夫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连同白塔一同逝去，作品中充满着天人合一的气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认为人与自然不应该是相互隔绝，相互敌对，而是能够并且应该彼此渗透，和谐同一。翠翠的名字由来也说明了这一点。与此雷同的还有翠翠受窘跑到竹林等意象，充分体现了沈从文对于自然的酷爱。他对自然的亲近与挚爱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湘西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文明浸染下的都市人性已经异化失落，而且昔日作为“梦中绿洲”的湘西世界也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古老的价值几乎要消失殆尽，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为实为利的庸俗人生观，于是他试图用体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
故事中的两个男主角，傩送和天保从小就被父亲派遣“各处旅行”“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他们都倾向于接受城市商业文化，都放弃了碾坊——农村文化的象征。宁愿选择渡船，浪漫而不受拘束的生活。
湘西世界是一个对现代人有着无穷魅力的充满乡土气息的世界，与城市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下人的两性之爱，是一种自然和谐的人事关系，不受人为的道德观念及其他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表达他们健康的欲念和行动，表现他们在情欲上的热情、粗犷和勇敢。绝无“想说爱你并不容易”的扭扭捏捏，也无“爱你在心口难开”的遮遮掩掩，这里没有彬彬有礼的繁文缛节，也无有气无力的缠绵悱恻，有的是轰轰烈烈，有的是生命活力。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该仅仅把这些看成是苗汉、城乡的对立，而应该看到这种表面对立背面的东西，应该看作是我们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即文化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