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杨石先，人们都知道他是南开大学的校长，著名的化学家。若说起他与文物收藏有什么关系，恐怕就鲜为人知了。今年夏天，笔者在南开大学的一栋宿舍楼，拜访了杨石先先生的儿子杨耆勋、儿媳王丽婫夫妇，一段封陈多年的往事，随着主人手里的发黄的纸张，散发开来。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各阶层的人士欢欣鼓舞，盼望国家能有大的发展。许多收藏家将家藏古籍、善本图书捐献出来，送到图书馆，化私为公，希望这些图书能为更多的人所用。杨石先即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杨石先出生于书香世家，曾祖父曾为翰林，祖父、父亲也皆曾在清朝为官，家中藏有很多古籍善本图书。杨石先5岁上私塾，成年后虽两次留学美国，成为化学博士，但对中华文化也是独有钟爱，工作闲暇时，常以古籍为伴，乐在书海中。新中国的成立，使人到中年的杨石先感受到了巨大的活力。1962年55岁的杨石先做了个不寻常的决定，他要将家藏的古墨等文物和善本图书捐献给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据了解，杨石先捐献的古籍善本图书，皆入藏南开大学图书馆，捐献的文物皆归入天津文化局，拨交入藏于天津博物馆。当时，杨耆勋在抗美援朝的战场，复原回津后，父亲对捐献之事也是只字未提，故而他对父亲的捐献细节并不知晓，但从他保存甚好的捐献文物收据和捐献文物清单中，看出他对父亲捐献文物的理解与尊重。
　　在杨家，主人为笔者捧出了
　　包包裹严密的发黄的纸和信封，这些是天津市文化局给捐献者杨石先的收据及捐献文物清单。
　　由此我们了解到一些捐献细节，当年，杨石先是分两次将文物捐献的。第一次在1952年九月十一日之前，他将明版《无量寿经》、明唐六如绘扇、明陆包山绘扇和12件古墨捐献国家，天津市文化局于九月十一日开出了收据。第二次是在1952年的九月十四日，通过好朋友冯文潜先生将“曹素功极品佳墨(青麟髓)文物共一匣七块”转交天津市文化局的。天津市文化局在九月十七日开出了收据，并在九月二十二日发出了公函。冯文潜(1896-1963)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后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6—1952)，1952年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长，兼任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长，直至逝世。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杨石先的捐献，为什么是通过冯文潜来进行的了。至于杨石先的第一次捐献是通过冯文潜来进行的，还是亲自到文化局捐献，还是另托了别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谜。
　　古墨是消耗品，易损坏，名人制作完整的古墨更为少见，就更显珍贵。明代制墨名家方于鲁所制墨，质地坚细，晶莹如玉，他首创彩绘饰于墨身的形式，其彩绘图案的画稿为著名画家丁云鹏所绘。清代初期，他的墨制品已十分珍贵。目前，方氏彩墨传世不足10锭。杨石先先生捐献的明方于鲁“妙歌宝轮”墨，正面彩绘佛教宝轮图案，背部描金模印各种乐器，寓意美妙的歌舞，工艺精良，艺术水平极高，侧面有阳文楷书“方于鲁制”款，该墨在清《四家藏墨录》著录，是传世明代彩墨珍品。杨石先先生捐献的其他墨品，亦是无价珍宝，除了方于鲁、程君房、汪中山、吴天章、曹素功等制墨名家的作品外，一些皇室御用墨品，更是世所罕见。如清乾隆“丁巳御墨”，朱砂制成，质地缜密，模制精细，形体作亚字形，正面金字书“御墨乾隆丁巳年制”，并有金印“世掌丝纶”，另一面描绘庭院农舍，古树长廊，舍内一妇抚婴，一童奉茶，一派祥和景象。朱墨是用天然朱砂、石英、雄精、蛤粉等矿物原料配以“广胶”精制而成，具有用不褪色，千载存真的特点。乾隆丁巳年为清乾隆二年(1737)，此墨是专供皇帝批奏折之用，其做工精致，块大难得，是为墨中之精品。另一件明隆庆龙香御墨，圆形，绿色彩墨，一面有描金双龙戏珠图案，中间楷书“龙香御墨”，背面有阴文“大明嘉靖年制”行书款。据考证，同样的明代御墨，只故宫藏有，弥足珍贵。
　　杨石先不仅捐献文物给天津，他对家乡(祖籍安徽怀宁)也是满怀热爱。1961年，他向安徽省博物馆捐献了文物。在杨家笔者看到了保存完好的捐献收据和安徽省博物馆就此事致杨石先先生的公函，公函上钢笔手书：“杨石先先生你捐献给我馆的姚惜抱行书、邓完白篆书屏幅各四条，收到。姚、邓都是我省人，又同是清代第一流书家，这两件东西，珠联璧合，极不易得。现我馆正进行鉴定，对于作品真伪，意见还没有一致，但公认为有参考价值。您这种化私为公的精神，至甚钦佩。附奉收据一纸，并至谢忱。1961年5月27日安徽省博物馆(公章)”。
　　杨石先先生的捐献虽然已过去了57年，但他的博大胸怀与崇高精神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愿我们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