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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份光辉的文学遗产,也是任何物质不能取代的精神财富。我们在充分珍视的同时,当然应该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传承。
一千多年以来,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严羽《沧浪诗话》、明胡震亨《唐诗谈丛》、清王士祯《渔洋诗话》等,对唐诗的研究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五四”以后,学者对唐诗的研究更为深入,闻一多、刘开扬、萧涤非等不仅综论唐诗的时代背景、艺术特征这些问题,还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具有深远影响的诗人生平及其作品写出了颇有见地的论著,或进行了缜密的考证,编写了年谱。总的说来,治学的态度认真、严谨。
现在是改革开放的盛世,研究唐诗自然可以有更多的途径,或者说不妨做多方面的尝试。报载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通过对“历代唐诗选本,评点资料和研究论文等数万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而排出了100首最具影响力的唐诗名次。我起先认为这种尝试,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众所周知,统计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方法、计算的不同,所得出的数据可能完全不同。至于分析,则关键在于分析者的视角是否客观、科学,同一专题,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分析而结论全异。王兆鹏是武汉大学教授,黄鹤楼是武汉最有名的古迹,崔颢的《黄鹤楼》被王教授列名为100首的榜首,是否有个人的感情起了潜在作用,值得深思。
我对唐诗,只是爱好者,缺乏深入的研究,但在六七十年之间与各大学中文系教师交往中,也经常谈到唐诗。再说,宋、元、明、清以及现代书法家作品中写唐诗的也极多。就我的印象而言,却和王兆鹏教授所列排行榜距离甚大。列于榜首则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其次是张继的《枫桥夜泊》,都不是崔颢的《黄鹤楼》。
也许王兆鹏会说那两首诗歌是七绝,只有四句,印象自然会深一些,那么就说八句的吧!人们赞美得最多的,则是杜甫的《春望》和《蜀相》,白居易的《草》以及常见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仍旧不是崔颢的《黄鹤楼》。
报载,“上榜名篇最多的‘十大天王’……”我觉得这种提法娱乐化,商品化的气息太浓了,研究唐诗怎能用报导香港歌星的形式和语言呢?
我丝毫没有轻视或低估香港歌星的意思,只是不同时代,不同文艺样式,没有太多的可比性。
“十大天王”之说,我不知从何而来,这种提法更使人怀疑王兆鹏教授的统计分析的学术含金量。
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黄鹤楼如今成了武汉的第一景点,滕王阁也成了南昌的第一景点,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门票收入自然很可观。如今再把崔颢《黄鹤楼》捧出来歌颂一番,也不一定有更多的门票收入,因此把唐诗娱乐化、商业化一番又何必呢?
据说,《唐诗排行榜》已经出版,崔颢的《黄鹤楼》所以位列榜首,主要的依据是李白曾叹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按此事,未见于唐代任何文献,宋代从赵匡胤建国到帝罱崖海跳海(96l—1279),三百余年之间,亦从未有此记载,严羽固然推崇此诗,但未提及李白。到了元代,辛文房作《唐才子传》才出现此说,仍未提出任何文献依据,因此,历来唐诗研究者认为此说系后人之附会或者编造,难以置信。如今作为分析的主要材料,是缺乏说服力的。
一千多年以来,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严羽《沧浪诗话》、明胡震亨《唐诗谈丛》、清王士祯《渔洋诗话》等,对唐诗的研究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五四”以后,学者对唐诗的研究更为深入,闻一多、刘开扬、萧涤非等不仅综论唐诗的时代背景、艺术特征这些问题,还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具有深远影响的诗人生平及其作品写出了颇有见地的论著,或进行了缜密的考证,编写了年谱。总的说来,治学的态度认真、严谨。
现在是改革开放的盛世,研究唐诗自然可以有更多的途径,或者说不妨做多方面的尝试。报载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通过对“历代唐诗选本,评点资料和研究论文等数万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而排出了100首最具影响力的唐诗名次。我起先认为这种尝试,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众所周知,统计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方法、计算的不同,所得出的数据可能完全不同。至于分析,则关键在于分析者的视角是否客观、科学,同一专题,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分析而结论全异。王兆鹏是武汉大学教授,黄鹤楼是武汉最有名的古迹,崔颢的《黄鹤楼》被王教授列名为100首的榜首,是否有个人的感情起了潜在作用,值得深思。
我对唐诗,只是爱好者,缺乏深入的研究,但在六七十年之间与各大学中文系教师交往中,也经常谈到唐诗。再说,宋、元、明、清以及现代书法家作品中写唐诗的也极多。就我的印象而言,却和王兆鹏教授所列排行榜距离甚大。列于榜首则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其次是张继的《枫桥夜泊》,都不是崔颢的《黄鹤楼》。
也许王兆鹏会说那两首诗歌是七绝,只有四句,印象自然会深一些,那么就说八句的吧!人们赞美得最多的,则是杜甫的《春望》和《蜀相》,白居易的《草》以及常见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仍旧不是崔颢的《黄鹤楼》。
报载,“上榜名篇最多的‘十大天王’……”我觉得这种提法娱乐化,商品化的气息太浓了,研究唐诗怎能用报导香港歌星的形式和语言呢?
我丝毫没有轻视或低估香港歌星的意思,只是不同时代,不同文艺样式,没有太多的可比性。
“十大天王”之说,我不知从何而来,这种提法更使人怀疑王兆鹏教授的统计分析的学术含金量。
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黄鹤楼如今成了武汉的第一景点,滕王阁也成了南昌的第一景点,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门票收入自然很可观。如今再把崔颢《黄鹤楼》捧出来歌颂一番,也不一定有更多的门票收入,因此把唐诗娱乐化、商业化一番又何必呢?
据说,《唐诗排行榜》已经出版,崔颢的《黄鹤楼》所以位列榜首,主要的依据是李白曾叹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按此事,未见于唐代任何文献,宋代从赵匡胤建国到帝罱崖海跳海(96l—1279),三百余年之间,亦从未有此记载,严羽固然推崇此诗,但未提及李白。到了元代,辛文房作《唐才子传》才出现此说,仍未提出任何文献依据,因此,历来唐诗研究者认为此说系后人之附会或者编造,难以置信。如今作为分析的主要材料,是缺乏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