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近段时间以来，由中宣部、中组部等部门部署开展的“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人气高涨，推荐“最美”、评选“最美”、学习“最美”形成热潮。一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涌现出来的来自生产一线、群众身边的先进模范，作为“最美奋斗者”，他们是共和国建设者、新时代奋斗者的典型代表，他们用自己的不懈努力，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们与祖国共成长、共奋斗的感人故事。
　　据新华网、《人民日报》等整理


　　孔繁森院耿耿忠心照雪山
　　他两次进藏，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他都挺身而出，将一腔热血甚至生命，奉献给了藏区人民。他就是西藏自治区原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他以自己的生命，在西藏铸起了一座无私奉献的丰碑！
　　孔繁森，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1979年，國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进藏后，他担任日喀则地区岗巴县委副书记。在岗巴工作3年，孔繁森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1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离开岗巴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含泪为他送行……
　　在西藏工作，孔繁森深深爱上了这片壮丽、神奇的高原，还有这里的人民。1988年，山东再次选派进藏干部，孔繁森第二次赴藏工作。进藏后，孔繁森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奔波操劳；为结束尼木县续迈乡等3个乡群众易患大骨节病的历史，他多次爬到海拔近5000米的山顶水源处采集水样，帮群众解决饮水问题；在了解农牧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后，他每次下乡时都特地带一个医疗箱，工作之余就给农牧民群众认真地听诊、把脉、打针……
　　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作期满，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面对又一次重大选择，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人民的需要。为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在孔繁森的努力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上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长6.7%……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完成任务返回阿里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正如孔繁森在一首诗中所写，他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


　　阎肃院笔写时代心系祖国
　　阎肃，1930年5月出生，河北保定人，生前系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一级编剧。1949年春天，阎肃考入重庆大学，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1950年，阎肃进入团西南工委青年艺术工作队。1952年，阎肃随西南艺术工作队赴朝鲜战场慰问演出。亲眼见证志愿军官兵浴血奋战的他难以平静，立志从军。1953年4月，阎肃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入伍，1955年加入了空政文工团。
　　1958年，阎肃创作出军旅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1962年，小说《红岩》问世，阎肃决定以小说中“江姐”的形象创作一部歌剧。他连续写作18天，完成了歌剧《江姐》的唱词。经过近3年的打磨、谱曲、排演，《江姐》一经公演就大受欢迎。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江姐》被复排5次，演出超过1000场次，影响激励了几代人。
　　阎肃在三十多岁时写出了感人至深的《红梅赞》《绣红旗》，五六十岁时创作了家喻户晓的《长城长》《敢问路在何方》，七八十岁时奉献出广为流传的《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雾里看花》。
　　阎肃常说，我这一生最爱穿的是军装，最爱写的是军歌。他的文艺作品有三分之二是写部队、唱部队的。在阎肃的艺术生涯里，他除了写出1000多部（首）精品佳作，还参与策划了《祖国颂》《回归颂》《长征颂》《复兴之路》等100多场重大文艺活动，为讴歌主旋律、汇聚正能量，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先进军事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阎肃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先后荣获中国歌剧艺术终身成就奖等多个重大奖项，荣获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蒋筑英院一生甘做“铺路石”
　　电视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如今我国更是世界电视制造和消费大国。然而，20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复原技术还十分落后，图像颜色严重失真。攻破这一技术难关的正是我国著名的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
　　1956年，蒋筑英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异常刻苦。由于家境困难，蒋筑英靠助学金完成学业。1962年，蒋筑英大学毕业前夕，母亲写信催他回上海或者杭州工作。蒋筑英最终说服了母亲，选择去当时条件艰苦的长春，成为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从此，国家需要成了蒋筑英的毕生追求。20世纪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但这个科研领域在我国却还是空白。蒋筑英和他的团队经过700多个日夜的努力，克服重重难关，于1965年设计并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当时，蒋筑英仅27岁。
　　20世纪70年代初期，蒋筑英又在导师指导下，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并取得成功。此后，蒋筑英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他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等，对我国电影、电视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要做更多的铺路工作，为祖国的科技现代化，为更多的年轻科技人员攀登高峰创造条件。”蒋筑英生前经常说的这句话，在同事的回忆中总能找到答案。研究所评职称、提工资，蒋筑英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他帮助同事一遍遍地修改论文，发表时却不让署他的名字；他从不封锁资料，即便是一些极不容易得到的资料，他也会慷慨地贡献出来……出国进修时，国外卖得最便宜的鸡骨架是他难得的大餐。可攒下来的钱，他全拿出来，给研究室添打字机、录音机和一些紧缺的光学部件。那时候，电子计算器很珍贵，他却一下子买了20台，分给同事们。这个在事业上追光的人，从未追求过个人利益。
　　1981年，蒋筑英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下：“一个人总应该有信仰，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过好生活，而要为社会负责。”蒋筑英时刻想着国家、想着事业、想着他人，却很少想着自己。腹痛越来越厉害，爱人多次催促他去医院，他却总是说“等明天吧”。1982年6月12日，蒋筑英赴成都验收X射线天文望远镜空间模拟装置时，由于工作劳累致使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6月15日在成都去世，年仅43岁。
　　这位为中国光学事业奋斗了20多年的“永动机”停止了，他的精神却始终在我们身边。蒋筑英去世后，被中共吉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事迹与精神更是在一代代青年学子和科研人员中传颂。


　　交大西迁人院家国情怀无私奉献
　　1956年，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交通大学1400多名教工，近3000名学生怀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壮志豪情，主动放弃黄浦江畔大上海的优渥生活，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们中有著名的教育家、教授，也有讲师、助教、管理职员、技术员，还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甚至包括酱菜厂、煤球厂的工人。“交大西迁中，学校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了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等占教师总数70%以上。”学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成进介绍说。
　　“交大有一句口号，‘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他们表现出来的对事业、理想的热爱，以及胸怀大局的家国情怀，至今令人感动。”面对记者，西迁老教授胡奈赛翻开他珍藏的那本厚厚的相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述说着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
　　彭康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1953年7月，他来到交通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西迁后任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为了支援西北建设，他亲自踏勘校址，组织迁校、建校，为西安交大建设和发展奋斗了15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时年已66岁的沈云扉是当时西迁的交大人中年龄最大的。得知迁校消息后，他当即表示，交大在哪儿他就在哪儿，并再三婉拒校领导的照顾，毅然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沈伯参夫人张秀钰不但自己加入了西迁行列，还把娘家的私宅无偿地提供给学校做驻沪办事处。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像这样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一所新的交通大学在西安东郊一片麦田中拔地而起，建设速度之快、建筑质量之高令人惊叹。到1958年暑期，交通大学全校70%以上的教师、80%以上的学生来到西安新校园。1957年至1959年，交通大学先是分设西安、上海两地，1959年国务院批准将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
　　如今，当年从上海迁来的教职员工中，健在的还剩下300余人，许多人都已长眠于这块黄土地。他们說：“亏不亏，要看用什么尺子量。我们在大西北为祖国贡献了一所著名大学，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陶文铨是交大西迁后的第二批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是受西迁精神影响最深的一代交大人。“我一定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教好书育好人，支持西部建设。”困境中，他悉心培养学生，手把手传帮带，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建成了热流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陶文铨先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据统计，迁校以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了25万名大学毕业生。如今，他们广泛分布在各个领域。特别是西迁以来培养了30多位院士，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奠定了西部工业发展必需的高等教育基础，打造了中国西部首屈一指的科教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