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杂忆
　　
　　不久前，我的一位已退休在家的老乡，觉得心情落寞郁闷，因我在医院工作，他向我讨教药方，我笑着向他建议：每天去公园走一趟，不要急匆匆地赶路，要漫步逍遥地去品尝那花草树木、山水景致，最好能带一本书，在那绿阴丛中寻一静处咀嚼回味。近日，老乡特意打电话向我致谢，说是疗效颇佳。
　　我对逛公园情有独钟，公园不同于景点，三山五岳、湖光水色是一种抽象的写意，是自然景观，而公园则是一种细腻的文化浓缩，是微观盆景。如果说走名山大川是为了抒情展志的话，逛公园则只是放松娱乐，是广大老百姓的一种廉价的休闲方式。
　　凡是出差外地，别人在意什么商场、景点，我却在意此地的公园。我在苏州的留园、拙政园、北京的颐和园、上海的西郊公园、广州的越秀公园……这些地方都曾留下过足迹，而逛得最多印象较深的还是家乡江城武汉和山城十堰的这几个公园。
　　记得孩提时代，住在汉口上海路的我，每逢周末都要随父母从家中穿行江汉路过铁道至循新门，再沿解放大道到中山公园，在那里呆上一整天时间。大概成天陷入意识形态领域无休止“斗争”的父亲需要让自己思想有一个放松的机会，所以到公园后，一般他都是择一个水榭树阴之处，一壶清茶、一本闲书自得其乐去了。我们几个兄弟则是满园疯玩，或到动物园中与狮子老虎为伴，或到湖面泛舟划船、或到游艺场中下滑梯、荡秋千……尽情地享受着“社会主义”美好生活。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父亲被发配至中山公园任“宣传股长”，这倒使得我们全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能够迁进中山公园内的住宅区，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至今我的老同学、老同事们还津津乐道当年到中山公园去时只须直呼是找我们家便可径直免费入园的“便宜”事。我则是更难忘记每天清晨在湖边练琴、练声的感觉，而正是当年省城的这点“才艺”积累，伴随我一生的受用，也为自己将来的晚年生活积累不少乐趣。
　　在当年“停课闹革命”期间，我就读于武汉第二十中学，无书可读的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离学校500米远的滨江公园里度过的。如今的滨江公园早已成为美丽的武汉市江滩公园的核心景点。当年的滨江公园则是比较偏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观。唯一的优势是滨临浩荡的长江滚滚东逝的那种气势美！在这里，还矗立着毛主席亲笔手书的庆贺武汉人民1954年战胜百年不遇特大洪水的纪念碑。武汉市历年来横渡长江的纪念活动，所有参加者都是武昌司门口下水，然后经抢渡在滨江公园上岸。当年滨江公园还有一个隐含的贬义，那就是许多“非常男女”在这里“速配恋爱”，这在当今可作为“亮点”的举止，在那个年代科是要受到家长厉言阻止的非常“有伤风化”的行为。我在滨江公园学会了游泳，学会了踢足球、骑自行车，可就是没有单独和异性朋友到那里交往的经历，相比之下今天青年朋友的生活环境真是令我们羡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父亲离休后，组织上照顾他迁入新居，地点是在武汉市惠济路，相邻于汉口解放公园。如果把中山公园比喻为美丽的少女，滨江公园比喻为调皮的少年的话，那么，解放公园则应该是成熟的少妇了。解放公园的面积大概有中山公园的两倍，园内树大草盛，很有点原始野生的味道。父母亲很是满意这里休闲养生的环境。那些亭台楼阁，花草鸟石每天陪伴着老人家们过着诗一样的夕阳晚年。在解放公园内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前苏联空军烈士墓。在1938年，“八三”空战中，前苏联空军与日本法西斯在武汉上空进行殊死拼搏。其中十五名前苏联优秀儿女牺牲后长眠于解放公园烈士墓。中国人民世代铭记着这段用鲜血和生命凝聚的国际友情。每逢清明节，政府和人民都要来此祭奠英灵！即便是在中苏“冷战”时期，这里都从来没有间断过鲜花！
　　我在车城十堰成家以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搬到公园路，与市人民公园隔墙而居。在儿子从上小学起到上大学离开十堰前，逛人民公园是我们重要的休闲项目，里面的滑梯、秋千、飞旋荡椅、高架车以及爬山、划船，我们几乎是每周到此一游，动物园里那几只动物大概都认识我们了。尽管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筹建起来的市人民公园地窄水浅、花草不繁，但还是为那个年代我们枯涩的业余生活提供了一个周末娱乐的去处。近些年添设的仿古长城、山坡滑道，以及正在不断新建的景点设施，使这里越来越成为老少皆宜的乐园，也为日益发展的十堰车城增色不少。
　　前不久，在武汉工作的儿子迁入新居，我们以及我们的父母都被邀去观光，地址居然是相邻汉阳动物园的丽水花园。我们在这里仍是与花鸟草木作伴，与湖光山色为邻。白天小桥流水尽收眼底，夜晚猿鸣虎啸不绝入耳。儿子特意在此给我们留下迁入的空间，并笑问有否在此赋闲养老的意愿。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也许是冥冥上天的既定安排，注定我们此生都要与公园结缘了。
　　
　　一顿难忘的年夜饭
　　
　　又是到了该要吃年夜饭的时候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条件不断的改善，每天的生活都似“过年”一样，以致很多人抱怨这“年味”变淡了，这“年夜饭”也不知吃什么好了，有在餐馆包席的；有到郊外农家去作体验的；还有干脆到异乡景点去浪漫的。近期因国际金融海啸波及和国内经济增速滞缓的影响，我那八十年代出生的儿子有些沉不住气地从武汉打来电话，说是经济有些吃紧，今年过年“年夜饭”考虑从简了，要我们做好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我不禁笑出声来。
　　我笑得有故。
　　大概不同年代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有自己曾经历过的“紧日子”。而在我印象中的“紧日子”，还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家居汉口的我刚刚上小学，记得每天上学时都要带上一个小板凳，从我们家到学校不过1500米左右路程，但期间我却要坐下来歇两三次才能走到，因为肚子饿，走不动。那时候定量的粮食只是每月人平二十来斤黑大麦面粉，加上父母设法用高价弄来的一些萝卜、菜叶之类。早餐是从来没有东西吃的，中餐和晚餐是母亲用大麦粉和着萝卜菜叶搅成的糊糊，一家人胡乱几口把这缺油少味的“主食”吞下去就算吃过饭了。月复一月，这样缺乏营养的生活，全家人或多或少都起了些浮肿，日子过得和碗里的黑面糊一样没有滋味。那个时候我们对过年的企盼格外强烈。因为过年时政府会凭票证供应一点米面鱼肉之类，家家户户也只有在吃年夜饭时，稍微改善一下生活，补充一些营养，从而也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
　　记得是1962年的春节，国家经济形势稍有好转，父亲也在这一年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家中因此增添了些喜气。看着满脸菜色两眼绿光的我们几个弟兄，父母咬了咬牙说：“今年过年咱们一家人一定要好好吃顿年夜饭！”就为父母这句承诺，我提前个把月就开始扳着指头数日子，想象着大碗盛饭、大口吃肉的美景，连上学都有劲多了，感觉生活中充满了阳光。
　　临过年前的一个星期，家里把所有供应的年货都采购回来了，大约有两斤多带皮猪肉，一条斤把重的小鱼，五六斤大米和三斤白面。这些现如今没有人会看得上眼的东西，在当时长年靠大麦糊糊充饥的我们眼里，简直堪比天下美味了。父母经过精心计划安排，将猪肉切分为肉皮、肥肉和瘦肉这三个部分。肉皮用来熬汤、不到三两的肉皮熬了满满一大铫子（武汉人习惯用来煨汤的沙陶罐子）汤，就冲那漂起的几片油腥，一猛气加进去一大堆白萝卜，也就号称是“肉汤”了。几块肥肉更是可怜，先是在锅里一阵狠榨，这榨出的猪油可是我们往后相当长一段日子里的“荤腥”。然后将榨剩下的猪油渣仍是掺入大量红、白萝卜一起剁碎，再调入少许面粉捏成实在只能称作是萝卜丸子的“肉丸子”。家中没有油来炸丸子，母亲只能将这些“丸子”外面滚一层大米（那时是没有糯米供应的），架在笼屉上蒸熟就成为了年夜饭桌上一道大菜——“蓑衣丸子”。
　　父亲则是在所剩无几的几片瘦肉上“大显身手”无非也就是白萝卜炒肉、胡萝卜炒肉、菜叶子炒肉、菜埂子炒肉之类。父母还不甘心，又将煨在铫子里那块已熬得不成形的肉皮打捞上来，配上几片瘦肉，还是垫上一碗底的萝卜，竟做成一大碗香气扑鼻的“粉蒸肉”。至今我还能记起当年我一面唱着歌一面用小榔头将用报纸包着的大米一点点砸成粉状后交给父母拌入蒸肉的情景。
　　忙了一个星期，家中的鱼肉香气也浸透了一个星期，家中大人小孩或吟或唱的欢乐气氛也弥漫了一个星期。只是所做的每一道菜，父母都是用一个大木盆牢牢扣着，不准我们几个“馋猫”去碰的，我们每天也就只能就着满屋的飘香，仍是喝那中午一碗，晚上一碗的黑面糊糊。
　　终于熬到了年夜时分，一家人开始围坐享受这顿大餐。因为再没有了包饺子的“材料”，父母用那三斤白面做了几个包子，而这所谓的包子是父母用当时那种一分钱一粒的“水果糖”塞进去做的馅，也就算是“糖包子”了。记得在做这几个包子的时候，因面粉实在太少，我的两个哥哥把面口袋刮了又刮，抖了又抖，恨不得将面口袋都掺到面里去。父亲狠狠心，硬是将最后一团“老面”（发面用的酵子）也掺揉到面里算是凑够每人一个大糖包子。父亲这个举动已经成了我们家庭年年都会提及的经久不衰的一桩笑谈。在吃这顿年夜饭之前，母亲一再叮嘱桌上那条鱼是“看鱼”不能动的，以取“年年有余”之彩头。无奈长期缺油少腥又正处生长发育的我们，哪里管得住嘴呢？结果是一场“风卷残云”下来，满桌吃了个盘光碟尽，连鱼刺都不见踪影了。尽管这样，父母却没有半点责怪我们，还一个劲地劝我们慢点吃，别噎着。并且承诺明年过年还会做出更好的菜来。只是透过父母偶尔掠过脸上的一丝忧郁，能感受到他们心中那“明天怎么过？”的压力。
　　好在“明天”我们照样挺过来了，而且国家的形势逐渐地好转过来，而且是越来越好。我们家里的年夜饭早已告别了“黑面糊糊”、“瓜菜代”的年代，桌上的饭菜逐渐丰盛起来，而且一年比一年丰盛！因为有当年那顿难忘的“年夜饭”垫底，现如今即便偶尔有个“紧日子”什么的，我们也都当作幸福生活来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