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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风险成因既是一个多维视域的理论命题,也是推进风险管理的实践准备。基于高校利益相关者的组织特性,从多学科视角把握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价值取向是一条分析高校风险生成机理的逻辑主线。经济学的博弈关系与委托代理分析、政治学的利益冲突审视、管理学的运行效能释义、心理学的契约认同考量以及生态学的共生平衡探究可以成为视角选择。
关键词:高校风险;生成;多学科;利益相关者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是一个现代性问题。[1]这种现代性强调风险的关联性,即人们在处理某个危险问题后,又可能产生另外的问题。因此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已经使得风险无处不在。高校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市场要素逐步渗透到教育领域导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加快,高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然而高校面对变动的外部环境和公众的多维诉求,在资源需求总体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前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了其自主管理的风险;另一方面,传统府学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并没有实质变化,政府的强力干预和高校的惯性依赖从未停止。此外,受社会浮躁及趋利风气的影响,高校自身的价值取向不断呈现多元化和复杂性,由责任意识、道德意识、伦理意识和诚信意识淡化或异化所带来的风险更是不可小觑。财务负债攀升、人才流失加剧、教育质量下滑、学术失范严重、突发事件频繁、信任危机等……已成为近年来大学的专属代名词,可以看出当今高校面临前所未有的运行风险。
高校风险不仅呈现多样,其成因更是错综复杂。作为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高校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可能是冲突的,也可能是互助合作的,一旦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回报不相匹配,就可能孕育组织风险。近年来,学界热议的高校利益相关者治理观点主要强调如何减小大学组织风险。其认为高校各利益相关者或个人的教育投入与产出是一种线形的关系,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在高校利益相关者中,只要行动者(教师、学生、家长、行政人员等)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学校就能运转得更有效率,而忽视了制度、文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等因素的影响。[2]这种理论在本质上很大程度是基于“经济人”的自私行为假设,但这样的认识难免有交易性质和机械论之疑,有失偏颇,显然不足以全面解释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全部风险成因问题。所以,鉴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突破学科的边界,运用多学科优势从更广阔的视角探讨高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恐怕才是分析高校风险成因的有效路径。
一、高校风险生成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把风险定义为潜在的危险或损失。高校在逐步获得办学自主权的同时,面对的风险也在急剧增加,高校理应成为风险规避型组织。然而,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看,很多高校迫于内外环境压力,又不得不主动涉足风险领域,即表现了强烈的风险偏好特征。为此,我们可以引用经济学的两个不同视角来理解。
(一)府校博弈中的“纳什均衡”现象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高校各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行为实质上是一种风险与收益的博弈。现在我们所提到的博弈论实际上指的是非合作博弈论,即纳什均衡。其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博弈者的选择是以对方的行动策略为前提,进而选择最有利的行动策略,而这种行动策略相对自己而言,在该条件下是最优的,却不一定是在整个博弈过程中最优。[3]现代博弈论的基础概念包括了三个最核心的要素:参与人、战略空间、支付结构。[4]具体到政府与高校的行为中,纳什均衡可以表述为,假设政府先作出政策安排,高校的博弈策略是在政府政策下采取最优的行动方案,而不是找到比该方案更好的策略;相反,政府的政策也是根据高校的发展状况制定最有利的教育政策而不是找到脱离这一条件的更好的政策。所以,高校与政府互为制约,相互博弈,以此来达到一定条件下的利益平衡;反之,一旦利益失衡,风险便随之而来。
我们可以借助政府与高校在教育产业化问题上的各自博弈策略再作进一步解读: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高校;政府的战略空间是放开和禁止,高校的战略空间是守法和不守法;二者的支付结构分别表示为政府监管成本(X)和政府收益(Y)之间、高校产业化带来的利益(M)和被通报处罚带来的风险(N)之间的权衡。政府和高校之间进行博弈的纳什均衡是:政府以X/Y的概率监督,高校以M/N的概率选择产业化。根据纳什均衡所揭示的经济意义,高校是否产业化,取决于两者的风险与收益的博弈。只有不实行产业化的净收益大于实行产业化的净收益时,高校才不会选择产业化。现实中,高校在守法和不守法的较量间,前者很可能被后者排除在所谓的综合竞争圈外,只有所失;而后者很可能经费更为充足,更为外界所关注,其所失仅是上级的言辞警告,处罚成本很低,这时M/N足够高。对于政府来说,虽明令禁止,但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所以也没有付出较大的监管成本,甚至还视为经济工具,这时X/Y非常低。如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高校的风险偏好特征。
(二)委托代理的复杂性
在经济学中,一般将某种信息的拥有者称为代理人,而将不拥有该信息的参与者称为委托人,代理人在交易中具有信息优势。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而且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那么,代理人的行为就有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要求,委托人存在一定风险。现代大学存在着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大学作为非盈利机构,其目标就是社会的目标,社会理应成为大学的最初委托人。但现实中社会是委托政府来管理大学,这样政府就有了双重身份——相对于社会的代理人角色和相对于高校的委托人角色,而高校又成了各利益相关者的代理人。由此可见,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信息非对称性的现实境况下,一旦代理人有强烈的自身利益倾向或委托人对其丧失信心,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随之不断增加,代理风险可能就在各方博弈活动中产生。
二、高校风险生成的政治学审视
在政治学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那么,政治学意蕴的“风险”概念可以理解为产生在主体对待利益取向的不同行为关系中。这也印证了吉登斯区分的两种不同质的风险,即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来自客观自然物质世界的固有特性,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6]也就是说,风险可以被人为制造,其目的就是按照既定组织或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或利益偏好,通过操纵、控制或施加特定影响等手段或方式,以达到自身的目的。显然,处于政治社会中的现代大学,其被制造风险的渗透力遠远大于其外部风险。从国家利益角度看,政府作为国家的最大利益主体,为大学提供资源,理所当然要完成其“工具性”的政治使命,大学常常为满足“大局之需”而成为风险转嫁之处。当年高校扩招的公共政策是最好的例证,其被认为是“政府为拉动经济的增长而成功地利用了民众对高等教育的强烈的社会心理需求”[7],其实质是教育政策价值服从经济工具理性逻辑的真实展现,因为扩招所凸显的社会风险远远滞后于即时的风险困境。当然,大学内部在保持对外部政治环境敏感度的同时,也在极力调整面对社会复杂问题时的无力状态。现代的大学已经不再满足于孤立地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边缘带,而是通过政治参与和社会服务逐渐步入公众视野。这不但能够提升大学的声誉度,还有助于大学获取更多的政治及经济资源并且缩减自身的运行成本。然而,在典型的“有组织的无序”运行状态下,大学作为共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性从来都不够积极。因为一个公共利益集团政治能量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规模的大小,更重要取决的是其组织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度。而大学组织的松散结合事实已无需证明。相反,大学各利益相关者热衷的却是以自身独有资源来获取其他成员的资源从而不断扩大影响力,单一政治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恰恰是风险产生的源泉。比如,大学级别取向诱发校长频繁更换所带来的学校规划发展失实,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挤占学术权力、教师权力淹没学生权力引发的冲突,官学、权学的交易所导致的大学公信力丧失等等。大学已经不仅仅是被制造风险的承担主体,而且成为了制造风险的主体。
三、高校风险生成的管理学释义
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从而使人们在群体状态下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8]。换句话说,管理就是要促使组织形成一种内在平衡的运行秩序以体现系统的整体性,从而发挥组织效能。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由于其天生强烈的政治经济依附性,科层管理成为现代大学的普遍管理制度设计,大学内部建立了高度相应的党政对口机构。“‘官僚组合主义’不仅开始成为大学的办学环境,而且渗透到高等教育本身,并往往形成学者和专职行政人员对立的局面。”[9]可见,大学逐渐成为政府机构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不可否认的是,大学专业化管理的初衷是提高办学效率和效益,但问题是科层化的体制虽然将效率和效益预设为大学所有活动的标准,现实中却又过分侵害学术活动的自主空间,忽视了效率和效益的享受主体。从这个角度说,当大学管理趋向专业化和制度化之初,就已经暗含了学术自治与科层管理的冲突风险。大学管理的复杂性远不只表现为大学内部科层系统与松散结合系统的冲突及融合,随着大学的转型、市场机制的完善、法律制度的健全以及公民社会的日趋成熟,大学各利益相关者已经不是被动的参与学校事务。其复杂性还呈现为现代大学早已突破了单一主体决策的格局,“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10],大学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相关者合作共治的局面。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各利益相关者在作出价值诉求的时候都必须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又没有任何一个主体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因为没有一个主体拥有大学组织的剩余索取权及剩余控制权。相反,当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产生分歧,尤其是“如果其中一个主体只想让别的‘签约主体’无私地贡献资源,而自己却独吞决策权和‘组织剩余’,其他主体采取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11]。如此,大学的管理决策必然会在诸多利益主体之间失衡,由于利益与责任分配不均所带来的大学运行风险就在所难免。这几年,高校教育质量下降以及商业化、官僚化、技术化使得大学产生价值危机、公信丧失等,单方的利益诉求严重侵袭着大学的最初委托人——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这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管理风险的最真实写照。
四、高校风险生成的心理学考量
契约关系是存在于大多数组织中的一种社会现象。正如上述对大学管理特性的阐述,大学组织的契约关系展现的正是对利益相关者行为的规定和约束。但是大学管理与其他社会组织管理相比,体现更多的是“思想管理”的特点。大学契约关系的维系,除了书面契约内容以外,更多地存在着隐含的、非正式的相互期望和理解,这就是心理契约的一种表征。心理契约作为大学组织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指代的不仅是各主体之间对相互责任的期望和义务的认知,还可能是影响不同利益主体态度和行为的决定因素。换言之,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心理认同和感受是维系大学组织有序运行的隐性条件。近年来,高校人才流失风险加大,正说明了高校师资管理中的一种心理契约违背过程。从理论上看,大学师资管理的心理契约是随着大学教师对学校贡献的增长,从而对学校产生强烈的依赖感,其心理基础在于教师对高校有深切的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诉求。心理契约成为一种大学管理者与教师之间对彼此认同和期望的信念,任何一方利益主体满意度的缺失都可能引起心理契约的解体或失效。所以,一旦两方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发生了变化,却没有得到各自相应的心理预期补偿,那么它们之间的平衡契约关系就可能遭到破坏。如果这种破坏仅仅是经济契约破裂的话,还可以通过协商或法律渠道来修补其负面效应;但是,当这种破坏成为心理契约的破裂时,其中一方的心理期望将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可能失去对对方的依赖或心理归属,心理上对契约的遵守和维持也将不复存在。
现实中,很多高校往往未能兑现为教师所期望的承诺或者是以一种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履行这种承诺,甚至是学校的政策设计与实践操作不尽一致时,个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无法在其职业生涯发展中得到满足,教师会强烈体验到心理契约的违背。如果仅仅是单个教师主体对工作不满意的话,那可以被认定为个别或暂时的现象;但如果是多数教师不满,或者是教师心理契约的整体契合度不高,同时又寻求不到合理的表达渠道,进而产生心理契约的破裂时,教师就有可能考虑流动,这就会给学校的师资稳定发展带来巨大的考验和风险。因此,当高校各利益相关者觉察到相互间心理契约有所变化、破坏或违背时,并不能立即断定对方行为就会变化,最关键是利益一方需要对心理契约变化、破坏和违背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个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归因表达和公平诉求的过程,一旦双方对归因和公平性的认识继续有相当大的分歧的话,这时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心理契约的违背程度,当这种负性循环到达一定的极限时就会演化为现实风险。
五、高校风险生成的生态学探究
现代高等教育逐渐处于社会中心地位,与社会其他要素共同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进而构成了巨大的社会生态系统。高等教育自身也是一个多元主体的复杂生态系统,各利益相关者不仅是“关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可定义为高校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并通过内外部要素间相互协同以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适应过程,来达到一种平衡的秩序。高等教育正是在内外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下生存并发展的。所以,生态学视野下的高校风险生成研究理应集中在分析各种异质冲突和不同流变所引起的高等教育生态失衡上。反观当今高等教育系统,其面临着内外部生态环境的强大压力。一方面,教育体制的发展变化速度远远快于其适应周围生态环境的变化速度,使得社会环境对高等教育职能的要求所形成的压力徒然增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并服务于社会。但是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现代化中,高等教育既得益于个体的强烈发展需求,又受制于个体的恶性剧增。短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逻辑呈现的是在满足公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同时,又使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生态承受力达到了极致,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巨大的生态风险。生态失衡成为高等教育生态风险最显著的表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生态失衡的风险已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生态风险意识的淡化。维持高等教育的生态平衡必须要有一个敏锐的生态警觉,很多大学生态意识淡薄,以发展压生态、行政手段干预人才培养规律、“巨型大学”的强势姿态等给大学运行带来潜在风险。二是生态承载力风险。大学的生态承载力突出的表现在其依赖的资源和环境与质量、规模、结构和效益的吸纳及共生能力上。当高等教育的扩张超越了其生态承载力的极限值时,必然导致生态失衡风险。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随着生源数量的递增,经费紧张、师资紧张、教学资源紧张等,高等教育的质量、规模、结构和效益已处于一种失衡的边缘。三是高等教育的生态错位风险。生态学的观点把生态位定义为某些物种与其他物种相关联的特定时空位置和功能地位。换言之,每个物种都具备独有生态位,没有两个物种存在于同一生态位上。现代的大学却凸显“盲从”,求大、求全引发同质化竞争,大学定位、发展战略千篇一律,出现角色混乱和生态错位现象,其结果必然导致注重高等教育办学共性的把握,但卻忽视了抹杀大学办学个性和特色的生态错位风险。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6.
[2]McMeekin, R.Networks of schools[J].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 2003,11, (16): 116-131.
[3][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经济学(第十七版)[M].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176.
[4]程虹.制度变迁的周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2.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8.
[6][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2.
[7]袁振国.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0[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53.
[8][美]海因茨·韦里克,哈罗德·孔茨.管理学全球化视角[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
[9][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5.
[10][美]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31.
[11]龚怡祖.大学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J].教育研究,2009(6):22-26.
关键词:高校风险;生成;多学科;利益相关者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是一个现代性问题。[1]这种现代性强调风险的关联性,即人们在处理某个危险问题后,又可能产生另外的问题。因此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已经使得风险无处不在。高校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市场要素逐步渗透到教育领域导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加快,高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然而高校面对变动的外部环境和公众的多维诉求,在资源需求总体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前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了其自主管理的风险;另一方面,传统府学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并没有实质变化,政府的强力干预和高校的惯性依赖从未停止。此外,受社会浮躁及趋利风气的影响,高校自身的价值取向不断呈现多元化和复杂性,由责任意识、道德意识、伦理意识和诚信意识淡化或异化所带来的风险更是不可小觑。财务负债攀升、人才流失加剧、教育质量下滑、学术失范严重、突发事件频繁、信任危机等……已成为近年来大学的专属代名词,可以看出当今高校面临前所未有的运行风险。
高校风险不仅呈现多样,其成因更是错综复杂。作为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高校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可能是冲突的,也可能是互助合作的,一旦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回报不相匹配,就可能孕育组织风险。近年来,学界热议的高校利益相关者治理观点主要强调如何减小大学组织风险。其认为高校各利益相关者或个人的教育投入与产出是一种线形的关系,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在高校利益相关者中,只要行动者(教师、学生、家长、行政人员等)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学校就能运转得更有效率,而忽视了制度、文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等因素的影响。[2]这种理论在本质上很大程度是基于“经济人”的自私行为假设,但这样的认识难免有交易性质和机械论之疑,有失偏颇,显然不足以全面解释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全部风险成因问题。所以,鉴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突破学科的边界,运用多学科优势从更广阔的视角探讨高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恐怕才是分析高校风险成因的有效路径。
一、高校风险生成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把风险定义为潜在的危险或损失。高校在逐步获得办学自主权的同时,面对的风险也在急剧增加,高校理应成为风险规避型组织。然而,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看,很多高校迫于内外环境压力,又不得不主动涉足风险领域,即表现了强烈的风险偏好特征。为此,我们可以引用经济学的两个不同视角来理解。
(一)府校博弈中的“纳什均衡”现象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高校各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行为实质上是一种风险与收益的博弈。现在我们所提到的博弈论实际上指的是非合作博弈论,即纳什均衡。其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博弈者的选择是以对方的行动策略为前提,进而选择最有利的行动策略,而这种行动策略相对自己而言,在该条件下是最优的,却不一定是在整个博弈过程中最优。[3]现代博弈论的基础概念包括了三个最核心的要素:参与人、战略空间、支付结构。[4]具体到政府与高校的行为中,纳什均衡可以表述为,假设政府先作出政策安排,高校的博弈策略是在政府政策下采取最优的行动方案,而不是找到比该方案更好的策略;相反,政府的政策也是根据高校的发展状况制定最有利的教育政策而不是找到脱离这一条件的更好的政策。所以,高校与政府互为制约,相互博弈,以此来达到一定条件下的利益平衡;反之,一旦利益失衡,风险便随之而来。
我们可以借助政府与高校在教育产业化问题上的各自博弈策略再作进一步解读: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高校;政府的战略空间是放开和禁止,高校的战略空间是守法和不守法;二者的支付结构分别表示为政府监管成本(X)和政府收益(Y)之间、高校产业化带来的利益(M)和被通报处罚带来的风险(N)之间的权衡。政府和高校之间进行博弈的纳什均衡是:政府以X/Y的概率监督,高校以M/N的概率选择产业化。根据纳什均衡所揭示的经济意义,高校是否产业化,取决于两者的风险与收益的博弈。只有不实行产业化的净收益大于实行产业化的净收益时,高校才不会选择产业化。现实中,高校在守法和不守法的较量间,前者很可能被后者排除在所谓的综合竞争圈外,只有所失;而后者很可能经费更为充足,更为外界所关注,其所失仅是上级的言辞警告,处罚成本很低,这时M/N足够高。对于政府来说,虽明令禁止,但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所以也没有付出较大的监管成本,甚至还视为经济工具,这时X/Y非常低。如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高校的风险偏好特征。
(二)委托代理的复杂性
在经济学中,一般将某种信息的拥有者称为代理人,而将不拥有该信息的参与者称为委托人,代理人在交易中具有信息优势。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而且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那么,代理人的行为就有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要求,委托人存在一定风险。现代大学存在着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大学作为非盈利机构,其目标就是社会的目标,社会理应成为大学的最初委托人。但现实中社会是委托政府来管理大学,这样政府就有了双重身份——相对于社会的代理人角色和相对于高校的委托人角色,而高校又成了各利益相关者的代理人。由此可见,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信息非对称性的现实境况下,一旦代理人有强烈的自身利益倾向或委托人对其丧失信心,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随之不断增加,代理风险可能就在各方博弈活动中产生。
二、高校风险生成的政治学审视
在政治学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那么,政治学意蕴的“风险”概念可以理解为产生在主体对待利益取向的不同行为关系中。这也印证了吉登斯区分的两种不同质的风险,即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来自客观自然物质世界的固有特性,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6]也就是说,风险可以被人为制造,其目的就是按照既定组织或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或利益偏好,通过操纵、控制或施加特定影响等手段或方式,以达到自身的目的。显然,处于政治社会中的现代大学,其被制造风险的渗透力遠远大于其外部风险。从国家利益角度看,政府作为国家的最大利益主体,为大学提供资源,理所当然要完成其“工具性”的政治使命,大学常常为满足“大局之需”而成为风险转嫁之处。当年高校扩招的公共政策是最好的例证,其被认为是“政府为拉动经济的增长而成功地利用了民众对高等教育的强烈的社会心理需求”[7],其实质是教育政策价值服从经济工具理性逻辑的真实展现,因为扩招所凸显的社会风险远远滞后于即时的风险困境。当然,大学内部在保持对外部政治环境敏感度的同时,也在极力调整面对社会复杂问题时的无力状态。现代的大学已经不再满足于孤立地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边缘带,而是通过政治参与和社会服务逐渐步入公众视野。这不但能够提升大学的声誉度,还有助于大学获取更多的政治及经济资源并且缩减自身的运行成本。然而,在典型的“有组织的无序”运行状态下,大学作为共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性从来都不够积极。因为一个公共利益集团政治能量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规模的大小,更重要取决的是其组织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度。而大学组织的松散结合事实已无需证明。相反,大学各利益相关者热衷的却是以自身独有资源来获取其他成员的资源从而不断扩大影响力,单一政治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恰恰是风险产生的源泉。比如,大学级别取向诱发校长频繁更换所带来的学校规划发展失实,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挤占学术权力、教师权力淹没学生权力引发的冲突,官学、权学的交易所导致的大学公信力丧失等等。大学已经不仅仅是被制造风险的承担主体,而且成为了制造风险的主体。
三、高校风险生成的管理学释义
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从而使人们在群体状态下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8]。换句话说,管理就是要促使组织形成一种内在平衡的运行秩序以体现系统的整体性,从而发挥组织效能。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由于其天生强烈的政治经济依附性,科层管理成为现代大学的普遍管理制度设计,大学内部建立了高度相应的党政对口机构。“‘官僚组合主义’不仅开始成为大学的办学环境,而且渗透到高等教育本身,并往往形成学者和专职行政人员对立的局面。”[9]可见,大学逐渐成为政府机构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不可否认的是,大学专业化管理的初衷是提高办学效率和效益,但问题是科层化的体制虽然将效率和效益预设为大学所有活动的标准,现实中却又过分侵害学术活动的自主空间,忽视了效率和效益的享受主体。从这个角度说,当大学管理趋向专业化和制度化之初,就已经暗含了学术自治与科层管理的冲突风险。大学管理的复杂性远不只表现为大学内部科层系统与松散结合系统的冲突及融合,随着大学的转型、市场机制的完善、法律制度的健全以及公民社会的日趋成熟,大学各利益相关者已经不是被动的参与学校事务。其复杂性还呈现为现代大学早已突破了单一主体决策的格局,“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10],大学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相关者合作共治的局面。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各利益相关者在作出价值诉求的时候都必须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又没有任何一个主体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因为没有一个主体拥有大学组织的剩余索取权及剩余控制权。相反,当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产生分歧,尤其是“如果其中一个主体只想让别的‘签约主体’无私地贡献资源,而自己却独吞决策权和‘组织剩余’,其他主体采取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11]。如此,大学的管理决策必然会在诸多利益主体之间失衡,由于利益与责任分配不均所带来的大学运行风险就在所难免。这几年,高校教育质量下降以及商业化、官僚化、技术化使得大学产生价值危机、公信丧失等,单方的利益诉求严重侵袭着大学的最初委托人——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这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管理风险的最真实写照。
四、高校风险生成的心理学考量
契约关系是存在于大多数组织中的一种社会现象。正如上述对大学管理特性的阐述,大学组织的契约关系展现的正是对利益相关者行为的规定和约束。但是大学管理与其他社会组织管理相比,体现更多的是“思想管理”的特点。大学契约关系的维系,除了书面契约内容以外,更多地存在着隐含的、非正式的相互期望和理解,这就是心理契约的一种表征。心理契约作为大学组织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指代的不仅是各主体之间对相互责任的期望和义务的认知,还可能是影响不同利益主体态度和行为的决定因素。换言之,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心理认同和感受是维系大学组织有序运行的隐性条件。近年来,高校人才流失风险加大,正说明了高校师资管理中的一种心理契约违背过程。从理论上看,大学师资管理的心理契约是随着大学教师对学校贡献的增长,从而对学校产生强烈的依赖感,其心理基础在于教师对高校有深切的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诉求。心理契约成为一种大学管理者与教师之间对彼此认同和期望的信念,任何一方利益主体满意度的缺失都可能引起心理契约的解体或失效。所以,一旦两方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发生了变化,却没有得到各自相应的心理预期补偿,那么它们之间的平衡契约关系就可能遭到破坏。如果这种破坏仅仅是经济契约破裂的话,还可以通过协商或法律渠道来修补其负面效应;但是,当这种破坏成为心理契约的破裂时,其中一方的心理期望将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可能失去对对方的依赖或心理归属,心理上对契约的遵守和维持也将不复存在。
现实中,很多高校往往未能兑现为教师所期望的承诺或者是以一种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履行这种承诺,甚至是学校的政策设计与实践操作不尽一致时,个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无法在其职业生涯发展中得到满足,教师会强烈体验到心理契约的违背。如果仅仅是单个教师主体对工作不满意的话,那可以被认定为个别或暂时的现象;但如果是多数教师不满,或者是教师心理契约的整体契合度不高,同时又寻求不到合理的表达渠道,进而产生心理契约的破裂时,教师就有可能考虑流动,这就会给学校的师资稳定发展带来巨大的考验和风险。因此,当高校各利益相关者觉察到相互间心理契约有所变化、破坏或违背时,并不能立即断定对方行为就会变化,最关键是利益一方需要对心理契约变化、破坏和违背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个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归因表达和公平诉求的过程,一旦双方对归因和公平性的认识继续有相当大的分歧的话,这时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心理契约的违背程度,当这种负性循环到达一定的极限时就会演化为现实风险。
五、高校风险生成的生态学探究
现代高等教育逐渐处于社会中心地位,与社会其他要素共同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进而构成了巨大的社会生态系统。高等教育自身也是一个多元主体的复杂生态系统,各利益相关者不仅是“关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可定义为高校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并通过内外部要素间相互协同以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适应过程,来达到一种平衡的秩序。高等教育正是在内外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下生存并发展的。所以,生态学视野下的高校风险生成研究理应集中在分析各种异质冲突和不同流变所引起的高等教育生态失衡上。反观当今高等教育系统,其面临着内外部生态环境的强大压力。一方面,教育体制的发展变化速度远远快于其适应周围生态环境的变化速度,使得社会环境对高等教育职能的要求所形成的压力徒然增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并服务于社会。但是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现代化中,高等教育既得益于个体的强烈发展需求,又受制于个体的恶性剧增。短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逻辑呈现的是在满足公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同时,又使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生态承受力达到了极致,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巨大的生态风险。生态失衡成为高等教育生态风险最显著的表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生态失衡的风险已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生态风险意识的淡化。维持高等教育的生态平衡必须要有一个敏锐的生态警觉,很多大学生态意识淡薄,以发展压生态、行政手段干预人才培养规律、“巨型大学”的强势姿态等给大学运行带来潜在风险。二是生态承载力风险。大学的生态承载力突出的表现在其依赖的资源和环境与质量、规模、结构和效益的吸纳及共生能力上。当高等教育的扩张超越了其生态承载力的极限值时,必然导致生态失衡风险。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随着生源数量的递增,经费紧张、师资紧张、教学资源紧张等,高等教育的质量、规模、结构和效益已处于一种失衡的边缘。三是高等教育的生态错位风险。生态学的观点把生态位定义为某些物种与其他物种相关联的特定时空位置和功能地位。换言之,每个物种都具备独有生态位,没有两个物种存在于同一生态位上。现代的大学却凸显“盲从”,求大、求全引发同质化竞争,大学定位、发展战略千篇一律,出现角色混乱和生态错位现象,其结果必然导致注重高等教育办学共性的把握,但卻忽视了抹杀大学办学个性和特色的生态错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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