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许地山先生的这篇课文《落花生》不知影响了多少中国人。如今，许地山之女许燕吉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付梓出版，分享了自己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讲述了自己80年的曲折人生。
　　落花生者，许地山。他的名篇《落花生》一直是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做‘有用的人’。”这种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铭诸在女儿许燕吉的心版。《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是一本自传，书的腰带上，作者赫然写着：“快乐、幸福、天崩、逃亡、辗转、读书、风雨、碾压、心碎、绝望、饥饿、挣扎、迷惘、宁静，这些标签拼成了我八十年的人生。”编者说它是“一本需要哭着看的个人百年史”，读完，我信了。
　　1950年，许燕吉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石家庄河北省农科所。1958年初被“补”划为右派分子，且被宣布为“双皮老虎”──新生现行反革命加右派，判刑6年，附加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逮捕她时正值怀孕期间，缓了4个月。之后，曾是她同学的爱人与她离了婚，孩子也夭折了，她跌入了人生的深渊。1964年刑满释放，她本可将户口迁入南京母亲处，可她仍有“剥夺政治权利5年”和右派帽子戴在头上，她不愿给母亲添麻烦，社会也不接纳，她只得在监狱就业。就这样，31岁的许燕吉已在狱中和监狱工场度过了漫长的11年。
　　她是父亲倡行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道和宽恕理念的践行者。她性格开朗、率真又善良。在学校、社会乃至狱中，她的人缘都相当好。上高中时，她常年不吃早饭，将每天早点4分钱（旧币4百）省下，捐给家境更困难的同学。在狱中，苦活重活脏活她都抢着干。饥馑年代，为丰富狱中犯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她自编剧本，带领大家排节目，自娱自乐。她的表现受到管教干部的认可和牢友的赞许。监狱每年由犯人投票民主评奖，立功3次即可减刑，1961、1962年，她连续两年立功。1963年评选投票时，她得票又最多，理当立功，减刑在即。这时，管教干部与她相商，说她还有一年就刑满了，是不是将这个立功名额让给一个刑期还有5年的牢友。许燕吉爽快答应了。这等风格令人难以置信，有人说她“傻”，她自己也觉得蛮可笑。
　　走出高墙已是1969年末。战备紧张，人口疏散，没人敢收留她。她投奔17年未见的远在陕西的哥哥，哥哥辗转托人介绍，把她嫁给了一字不识、长她10岁、还有个儿子的魏兆庆。一个名门闺秀、堂堂的大学毕业生，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庄稼汉成了一对“佳偶”。
　　1981年，许燕吉老母亲周俟松已81高龄，身边无子女。统战部出面，将许燕吉调回南京。她先回宁办手续的消息传出，村民们议论纷纷，说这下许燕吉一定要与老头子离婚了。可谁也没有想到，许燕吉不忍遗弃当年收容她的老头子，几个月后她将老头子及其儿子一齐拉扯回南京。回到南京后，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纷纷上门、来电，劝她就此结束这场变态的婚姻。但许燕吉继续维系着这段没有爱情但有人情的婚姻，她说：“当年别人踹了我一脚，现在我不忍再踹他一脚。”她还说：“这老头子没有做什么伤害我的事，十年来都和平共处，不能因为我现在的社会地位变了，经济收入提高了，就不和平共处了。再说，这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我有义务养活他。”当有人表示对他们夫妇生活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时，许燕吉幽默地说：“我们各按各的方式活着，就像房东与房客，过去在关中，他是房东，我是房客；现在在南京，我是房东，他是房客。”
　　2006年，老头子走后，许燕吉一下子清冷了许多，闲来无事，她在广告纸、挂历的反面、大信封的背后，一笔一划，花了6年时间，写了这部她自称为“麻花人生”的自传。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私人记忆，又是一个时代的倒影，或许可作为某些历史的佐证。
　　许燕吉采取了去文学化的写作方式，数十万字无一不是朴素的描述。“他又拥抱了我一下，那天我没穿棉大衣，他胸前的钢笔把我的肋骨硌得疼了几天”。这种简洁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侧面：日军进攻香港时落在许燕吉家院子里的炮弹；昔日繁华无比的香港皇后大道残破楼底下，那一片伸出手来求救的骷髅一般的人；前往贵州独山的火车道上，那些坐在火车车顶被山洞挤下来或被烟呛死的惨不忍睹的死尸；在北京农业大学卢沟桥农场抬水、淘粪、抢饭吃、打狗、抓刺猬；在监狱里组织戏班子排练《雷雨》《杨三姐告状》《啼笑因缘》……这些亲身体验，仿佛是将读者直接带进了那段历史，与历史零距离接触，身临其境。
　　书中还披露了民国名人、国学大师陈寅恪与梁漱溟，都曾经长期居住在许燕吉家中。对于陈寅恪的印象，“他总是病殃殃的样子，他们夫妻俩身体都不好。我经常跟他的两个女儿一起玩，他们大人则在一边谈话，谈什么我们是闹不清的，我脑子里的陈寅恪是不苟言笑的，也不逗我们小孩玩”。对于梁漱溟，许燕吉回忆，“他挺没有架子的人。我爸爸妈妈晚上不在家的时候，他常给我和外婆及保姆讲故事。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了湘西赶尸的传说故事。他在我们家住到我父亲过世以后”。许燕吉对陈、梁的追忆，没有刻意的痕迹，点点滴滴，读来让人为之动容。
　　许燕吉以近百年的人生体验，告诉我们一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面对曾经的苦难，许燕吉说：“我脑子比较简单，不爱想没用的事儿，哪怕在监狱里我也挺快乐的。”在书中，我们也很难寻到抱怨、愤恨的痕迹。即便是嫁给农村老汉，在农村过着艰苦的生活，许燕吉也在河边晾晒衣服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她坚韧的性格。这也让我们读到了在时代大背景下，饱受苦难与艰辛的人们，是如何一步步坚忍不拔生存下来的。只是老人半生蹉跎，心中的怅惘又有谁能知？对于许燕吉而言，历史并不仅仅是大人物和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更多的是无数普通人的辛劳、痛苦和隐忍。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株花树，她希望我们不光要看到那些漂亮的花，更要看到泥土下面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