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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许地山先生的这篇课文《落花生》不知影响了多少中国人。如今,许地山之女许燕吉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付梓出版,分享了自己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讲述了自己80年的曲折人生。
落花生者,许地山。他的名篇《落花生》一直是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做‘有用的人’。”这种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铭诸在女儿许燕吉的心版。《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是一本自传,书的腰带上,作者赫然写着:“快乐、幸福、天崩、逃亡、辗转、读书、风雨、碾压、心碎、绝望、饥饿、挣扎、迷惘、宁静,这些标签拼成了我八十年的人生。”编者说它是“一本需要哭着看的个人百年史”,读完,我信了。
1950年,许燕吉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石家庄河北省农科所。1958年初被“补”划为右派分子,且被宣布为“双皮老虎”──新生现行反革命加右派,判刑6年,附加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逮捕她时正值怀孕期间,缓了4个月。之后,曾是她同学的爱人与她离了婚,孩子也夭折了,她跌入了人生的深渊。1964年刑满释放,她本可将户口迁入南京母亲处,可她仍有“剥夺政治权利5年”和右派帽子戴在头上,她不愿给母亲添麻烦,社会也不接纳,她只得在监狱就业。就这样,31岁的许燕吉已在狱中和监狱工场度过了漫长的11年。
她是父亲倡行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道和宽恕理念的践行者。她性格开朗、率真又善良。在学校、社会乃至狱中,她的人缘都相当好。上高中时,她常年不吃早饭,将每天早点4分钱(旧币4百)省下,捐给家境更困难的同学。在狱中,苦活重活脏活她都抢着干。饥馑年代,为丰富狱中犯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她自编剧本,带领大家排节目,自娱自乐。她的表现受到管教干部的认可和牢友的赞许。监狱每年由犯人投票民主评奖,立功3次即可减刑,1961、1962年,她连续两年立功。1963年评选投票时,她得票又最多,理当立功,减刑在即。这时,管教干部与她相商,说她还有一年就刑满了,是不是将这个立功名额让给一个刑期还有5年的牢友。许燕吉爽快答应了。这等风格令人难以置信,有人说她“傻”,她自己也觉得蛮可笑。
走出高墙已是1969年末。战备紧张,人口疏散,没人敢收留她。她投奔17年未见的远在陕西的哥哥,哥哥辗转托人介绍,把她嫁给了一字不识、长她10岁、还有个儿子的魏兆庆。一个名门闺秀、堂堂的大学毕业生,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庄稼汉成了一对“佳偶”。
1981年,许燕吉老母亲周俟松已81高龄,身边无子女。统战部出面,将许燕吉调回南京。她先回宁办手续的消息传出,村民们议论纷纷,说这下许燕吉一定要与老头子离婚了。可谁也没有想到,许燕吉不忍遗弃当年收容她的老头子,几个月后她将老头子及其儿子一齐拉扯回南京。回到南京后,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纷纷上门、来电,劝她就此结束这场变态的婚姻。但许燕吉继续维系着这段没有爱情但有人情的婚姻,她说:“当年别人踹了我一脚,现在我不忍再踹他一脚。”她还说:“这老头子没有做什么伤害我的事,十年来都和平共处,不能因为我现在的社会地位变了,经济收入提高了,就不和平共处了。再说,这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我有义务养活他。”当有人表示对他们夫妇生活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时,许燕吉幽默地说:“我们各按各的方式活着,就像房东与房客,过去在关中,他是房东,我是房客;现在在南京,我是房东,他是房客。”
2006年,老头子走后,许燕吉一下子清冷了许多,闲来无事,她在广告纸、挂历的反面、大信封的背后,一笔一划,花了6年时间,写了这部她自称为“麻花人生”的自传。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私人记忆,又是一个时代的倒影,或许可作为某些历史的佐证。
许燕吉采取了去文学化的写作方式,数十万字无一不是朴素的描述。“他又拥抱了我一下,那天我没穿棉大衣,他胸前的钢笔把我的肋骨硌得疼了几天”。这种简洁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侧面:日军进攻香港时落在许燕吉家院子里的炮弹;昔日繁华无比的香港皇后大道残破楼底下,那一片伸出手来求救的骷髅一般的人;前往贵州独山的火车道上,那些坐在火车车顶被山洞挤下来或被烟呛死的惨不忍睹的死尸;在北京农业大学卢沟桥农场抬水、淘粪、抢饭吃、打狗、抓刺猬;在监狱里组织戏班子排练《雷雨》《杨三姐告状》《啼笑因缘》……这些亲身体验,仿佛是将读者直接带进了那段历史,与历史零距离接触,身临其境。
书中还披露了民国名人、国学大师陈寅恪与梁漱溟,都曾经长期居住在许燕吉家中。对于陈寅恪的印象,“他总是病殃殃的样子,他们夫妻俩身体都不好。我经常跟他的两个女儿一起玩,他们大人则在一边谈话,谈什么我们是闹不清的,我脑子里的陈寅恪是不苟言笑的,也不逗我们小孩玩”。对于梁漱溟,许燕吉回忆,“他挺没有架子的人。我爸爸妈妈晚上不在家的时候,他常给我和外婆及保姆讲故事。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了湘西赶尸的传说故事。他在我们家住到我父亲过世以后”。许燕吉对陈、梁的追忆,没有刻意的痕迹,点点滴滴,读来让人为之动容。
许燕吉以近百年的人生体验,告诉我们一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面对曾经的苦难,许燕吉说:“我脑子比较简单,不爱想没用的事儿,哪怕在监狱里我也挺快乐的。”在书中,我们也很难寻到抱怨、愤恨的痕迹。即便是嫁给农村老汉,在农村过着艰苦的生活,许燕吉也在河边晾晒衣服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她坚韧的性格。这也让我们读到了在时代大背景下,饱受苦难与艰辛的人们,是如何一步步坚忍不拔生存下来的。只是老人半生蹉跎,心中的怅惘又有谁能知?对于许燕吉而言,历史并不仅仅是大人物和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更多的是无数普通人的辛劳、痛苦和隐忍。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株花树,她希望我们不光要看到那些漂亮的花,更要看到泥土下面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根。
落花生者,许地山。他的名篇《落花生》一直是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做‘有用的人’。”这种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铭诸在女儿许燕吉的心版。《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是一本自传,书的腰带上,作者赫然写着:“快乐、幸福、天崩、逃亡、辗转、读书、风雨、碾压、心碎、绝望、饥饿、挣扎、迷惘、宁静,这些标签拼成了我八十年的人生。”编者说它是“一本需要哭着看的个人百年史”,读完,我信了。
1950年,许燕吉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石家庄河北省农科所。1958年初被“补”划为右派分子,且被宣布为“双皮老虎”──新生现行反革命加右派,判刑6年,附加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逮捕她时正值怀孕期间,缓了4个月。之后,曾是她同学的爱人与她离了婚,孩子也夭折了,她跌入了人生的深渊。1964年刑满释放,她本可将户口迁入南京母亲处,可她仍有“剥夺政治权利5年”和右派帽子戴在头上,她不愿给母亲添麻烦,社会也不接纳,她只得在监狱就业。就这样,31岁的许燕吉已在狱中和监狱工场度过了漫长的11年。
她是父亲倡行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道和宽恕理念的践行者。她性格开朗、率真又善良。在学校、社会乃至狱中,她的人缘都相当好。上高中时,她常年不吃早饭,将每天早点4分钱(旧币4百)省下,捐给家境更困难的同学。在狱中,苦活重活脏活她都抢着干。饥馑年代,为丰富狱中犯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她自编剧本,带领大家排节目,自娱自乐。她的表现受到管教干部的认可和牢友的赞许。监狱每年由犯人投票民主评奖,立功3次即可减刑,1961、1962年,她连续两年立功。1963年评选投票时,她得票又最多,理当立功,减刑在即。这时,管教干部与她相商,说她还有一年就刑满了,是不是将这个立功名额让给一个刑期还有5年的牢友。许燕吉爽快答应了。这等风格令人难以置信,有人说她“傻”,她自己也觉得蛮可笑。
走出高墙已是1969年末。战备紧张,人口疏散,没人敢收留她。她投奔17年未见的远在陕西的哥哥,哥哥辗转托人介绍,把她嫁给了一字不识、长她10岁、还有个儿子的魏兆庆。一个名门闺秀、堂堂的大学毕业生,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庄稼汉成了一对“佳偶”。
1981年,许燕吉老母亲周俟松已81高龄,身边无子女。统战部出面,将许燕吉调回南京。她先回宁办手续的消息传出,村民们议论纷纷,说这下许燕吉一定要与老头子离婚了。可谁也没有想到,许燕吉不忍遗弃当年收容她的老头子,几个月后她将老头子及其儿子一齐拉扯回南京。回到南京后,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纷纷上门、来电,劝她就此结束这场变态的婚姻。但许燕吉继续维系着这段没有爱情但有人情的婚姻,她说:“当年别人踹了我一脚,现在我不忍再踹他一脚。”她还说:“这老头子没有做什么伤害我的事,十年来都和平共处,不能因为我现在的社会地位变了,经济收入提高了,就不和平共处了。再说,这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我有义务养活他。”当有人表示对他们夫妇生活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时,许燕吉幽默地说:“我们各按各的方式活着,就像房东与房客,过去在关中,他是房东,我是房客;现在在南京,我是房东,他是房客。”
2006年,老头子走后,许燕吉一下子清冷了许多,闲来无事,她在广告纸、挂历的反面、大信封的背后,一笔一划,花了6年时间,写了这部她自称为“麻花人生”的自传。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私人记忆,又是一个时代的倒影,或许可作为某些历史的佐证。
许燕吉采取了去文学化的写作方式,数十万字无一不是朴素的描述。“他又拥抱了我一下,那天我没穿棉大衣,他胸前的钢笔把我的肋骨硌得疼了几天”。这种简洁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侧面:日军进攻香港时落在许燕吉家院子里的炮弹;昔日繁华无比的香港皇后大道残破楼底下,那一片伸出手来求救的骷髅一般的人;前往贵州独山的火车道上,那些坐在火车车顶被山洞挤下来或被烟呛死的惨不忍睹的死尸;在北京农业大学卢沟桥农场抬水、淘粪、抢饭吃、打狗、抓刺猬;在监狱里组织戏班子排练《雷雨》《杨三姐告状》《啼笑因缘》……这些亲身体验,仿佛是将读者直接带进了那段历史,与历史零距离接触,身临其境。
书中还披露了民国名人、国学大师陈寅恪与梁漱溟,都曾经长期居住在许燕吉家中。对于陈寅恪的印象,“他总是病殃殃的样子,他们夫妻俩身体都不好。我经常跟他的两个女儿一起玩,他们大人则在一边谈话,谈什么我们是闹不清的,我脑子里的陈寅恪是不苟言笑的,也不逗我们小孩玩”。对于梁漱溟,许燕吉回忆,“他挺没有架子的人。我爸爸妈妈晚上不在家的时候,他常给我和外婆及保姆讲故事。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了湘西赶尸的传说故事。他在我们家住到我父亲过世以后”。许燕吉对陈、梁的追忆,没有刻意的痕迹,点点滴滴,读来让人为之动容。
许燕吉以近百年的人生体验,告诉我们一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面对曾经的苦难,许燕吉说:“我脑子比较简单,不爱想没用的事儿,哪怕在监狱里我也挺快乐的。”在书中,我们也很难寻到抱怨、愤恨的痕迹。即便是嫁给农村老汉,在农村过着艰苦的生活,许燕吉也在河边晾晒衣服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她坚韧的性格。这也让我们读到了在时代大背景下,饱受苦难与艰辛的人们,是如何一步步坚忍不拔生存下来的。只是老人半生蹉跎,心中的怅惘又有谁能知?对于许燕吉而言,历史并不仅仅是大人物和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更多的是无数普通人的辛劳、痛苦和隐忍。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株花树,她希望我们不光要看到那些漂亮的花,更要看到泥土下面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