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关精神或非物质财富的问题，从苏格拉底的问题入手是最好不过的，他问道：“美好的生活是什么？”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大部分老人的生活中都缺乏足够的营养和其他必需品的话，那么自我实现的确像一件纯装饰品。但在当今的美国，技术生理演化使得自我实现的意愿从一小部分人扩展到几乎全部人口成为可能。尽管那些已经退休的人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自我实现，但即便那些仍在工作的人，也将有充足的闲暇去寻求不管是本职工作之内还是之外的自我实现。
　　那些支持平等主义的人坚持认为当今穷人的物质水平仍然太糟糕。他们混淆了当今和过去的生活状况。没有意识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物质进步，即便对于穷人也是如此。这一点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富裕国家向长期贫穷所做的斗争，主流社会对精神生活的疏远便是明显的特征。尽管在克服精神疏远的斗争中物质支持是重要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假设物质状况的改善会自然导致精神生活的提高，则这种物质支持并不能达到合理的目标。
　　经济学家传统的对收入不公平的度量手段对于平等主义的成就和失败都未能给予充分度量。他们把重点放在货币收入这一个变量上，而它目前只占真实消费的一半不到，而且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还将下滑到真实消费的四分之一。对平等主义凯歌高进的最严重威胁(当然是最棘手的贫穷形式)来自于精神财富的不公平分配。
　　实现个人潜能不是依靠国家立法就能办到的，也不是强者对弱者的给予。它是要实现个人的内在发展。而且，一个人选择其潜在才能的哪一面去充分发展，纯粹是一种审美考虑。
　　约翰·德维和理查德·罗蒂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自我实现是“一个个人成长充分展示的创造性工程”。强调个人选择并不意味着其他个人和制度对于塑造这些选择不起作用。恰恰相反，选择的性质和机会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所赋予的精神财富如何。但是，个人发展所需要的精神财富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民族与民族，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不断迷恋于感官享受的富人很可能难以自我实现，这一点和那些渴望自我实现的穷人是一样的。尽管富人可能从经过优良培训的专业人士那里去购买所需的服务，但是，不昂贵的个性化和宗教性咨询对于各个阶层的爱好者而言也能提供很好的——如果不是更好的——服务。
　　我认为精神财富这种重要的资产是一种机会景象和工作伦理。这类资产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是通过个人向另一人传递，而且主要发生在接受者生命的早期。因此，需要对人生早期的精神财富的分配不公进行补救。尽管老年群体的收入和耐用消费品存量的水平很高，但是对他们精神财富的分配不公却很严重。沮丧、疏远感和滥用东西现象非常普遍。那些经历折磨最多的人现在却很孤独，很少有公共接触，生活在养老院而不是自己的家庭里，并且感觉到对个人生活失去了控制。
　　同辈之间的辅导具有双向效果，因为它不但有利于学习者，也有益于辅导者。这两类人通过参与社会人际交往能够改善心情、抵制沮丧情绪，并且降低自杀风险。统计分析说明社会援助和身体状况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就辅导者来说，积极参加这类生产性和情感回报性活动使他们保持一种相对年轻的感觉。因为它是有效的、它具有情感回报，以及它是辅导者所想做的，所以，志愿性工作显著地增加了国民产出。
　　运用财政政策来纠正收入的分配不公，它明确地或潜在地基于这样的伦理主张：那些处于收入分配最顶端的家庭所得到的收入超过了它们应得的收入。在精神财富的再分配方面情况又是如何呢？由于美德太过于集中到某些人身上，是否精神财富也存在分配不公？政府不可能像对待货币收入那样来通过立法去转移美德。即便它想这么做，那些富有美德、富有家庭伦理，以及富有慈爱之心的人也不可能通过开一张标明美德、慈善或家庭团结的支票就将其转移出去。而那些缺乏这些精神财富的人要想得到更多的精神财富，只能通过自我实现的过程，通过一种全方位努力去尽可能充分地发展他们天性中的各种美德。
　　通过咨询、提供精神友谊和道德援助、提供信息和对那些被剥夺了现有机会和过程的人进行教育，以及帮助他们重新树立自尊感等多种多样的形式，那些富有精神财富的人能够去帮助那些精神财富受到剥夺的人。这个对精神财富分配不公的纠正过程不但改善了那些受到剥夺的人群的处境，而且也使得那些拥有美德的人的精神财富更加丰富和深厚。
　　和收入再分配相反，精神财富的再分配不是一个总量不变的游戏——一个只有当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更坏时，才能让一些人的处境得到改善的游戏。在精神财富的再分配游戏中，总的财富会增加，在变大了的总财富中，被剥夺者的份额会提高，而同时那些奉献者所剩余的部分从任何方面看也没有变少。
　　摘自中信出版社《比较》第五辑《经济学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