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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极权或野蛮统治国家，往往有一道奇特的风景：压迫者与反抗者之间，后者的“成名”和“奇理斯玛”之形成，往往是“拜”前者的迫害所致。曼德拉在非国大获得不可动摇的权威，并且在南非和国际上享有盛誉，正是因为其27年半的牢狱之灾。压迫者以暴力机器对反抗者施加活动空间的限制和身体的残害，企图降伏后者。始料未及的是，后者以强烈的信念为支撑，其受难者的遭遇反倒形成了感召力极强的道德人格，不仅激发了狱友，而且引发了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压迫者无所遁形。
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了种族和解，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建立，南非成功完成国家的转型，曼德拉可谓一生无憾。逝者虽去，留给人们思索的问题却很多。
迄今为止，国内出版了多种曼德拉传记，此前有《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以及国内外作者的多本传记，近期则有与曼德拉很熟悉的安东尼·桑普森的《曼德拉传》和中国学者秦晖的《南非的启示》，以及刚刚面世的美国记者查伦·史密斯的《曼德拉传》等等。
《漫漫自由路》的优点在于，曼德拉在描述自己亲历的事件时，有较为细致的微观描述和个人主观感受，因此可以为读者生动展示历史事件中的丰富细节以及个人心态和感情。而缺点则是不够坦率且缺乏严格的自我审视。而两位记者的《曼德拉传》， 由于作者的出发点主要聚焦于曼德拉个人的道德魅力，对于南非的历史包袱、社会转型等问题明显关注不足。
《南非的启示》不同，这本书前384页为秦晖编译的《曼德拉传》，后面的300页则是秦晖研究南非的文集“南非的启示”，将中国与南非对比。
与单一的传记不同，本书的前一部分关于曼德拉生平的描写，为后一部分南非的研究做好了知识背景的铺垫。后面的研究文章，既有对南非历史的追溯，也有对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之后面临高犯罪率和强奸，以及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其“中国视角”更为明显，其问题意识也更为强烈。
曼德拉的两项事业
曼德拉一生的事业有二：一为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实现民族和解；二为领导非国大，就任南非总统，组建联合政府。前者耗尽了曼德拉数十年的人生，并入狱27年半；后者开始于其七十多岁之后，为南非的民主宪政奠定了基础。
1918年出生的曼德拉，生活在一个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国家。22岁那年，因为不愿接受家族安排的婚姻，曼德拉逃到了约翰内斯堡，在那里学习法律。他很快加入了非国大，投入了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为取消种族歧视、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而斗争。他发起成立了非国大青年联盟，并于1950年当选青年联盟主席。1950年 6月26日，由曼德拉担任总指挥的“蔑视运动”开始，非国大号召人们蔑视南非政府颁布的不公正法律《通行证法》、《团体住区法》、《镇压共产主义条例》， 并开始游行示威。当天晚上，在集会上讲话后曼德拉首次被捕。
其后，南非政府多次宣布了对曼德拉的禁令，限制其人身自由。由于不屈不挠地与南非政府种族歧视的法律和制度相抗争，他数次被捕。这些经历，让以前一直主张非暴力斗争的曼德拉转向了暴力斗争，并成立了暴力反抗组织“民族之矛”。但是，曼德拉主张的暴力斗争，仅限于从事破坏，在任何情况下，“民族之矛”的成员都不允许伤害他人，更不用说杀人。1962年，曼德拉再次入狱，直到1990年2月10日，小他18岁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将其次日释放。此前，德克勒克已经解除了对非国大和泛非国大，以及南非共产党的禁令，并解除了其他33个反种族隔离政治组织的限制。在1994年4月的大选中，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获胜。当年12月10日，曼德拉、德克勒克双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从非暴力到暴力
从非暴力反抗到暴力反抗，曼德拉的这一转变颇具争议。1985年，《华盛顿时报》的两位编辑采访了曼德拉。曼德拉认为，他们“似乎不是想了解我的观点，而是 想证明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和恐怖分子。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有这个倾向，而当我反复讲我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恐怖分子的时候，他们却企图通过引证马丁·路 德·金牧师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力来说明我也并不是一个基督徒。”
曼德拉对此的回应是，“马丁·路德·金开展斗争时的环境条件与我们的条件完全不同：美国是一个由宪法保证人人权利平等、保护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国家（虽然美国仍然存在着对黑人的偏见），而南非却是一个其宪法把不平等奉为神圣、其军队以武力对付非暴力的警察国家。……我是一个基督徒……即使是基督，当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他也会被迫驱赶圣殿里的放债人。”
在印度，甘地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主张非暴力反抗，促进了印度的独立。在南非，曼德拉之前的非国大领袖艾伯特·卢图利一直坚持非暴力反抗，并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非暴力在曼德拉这里显示了其有限性：1960年，当曼德拉正在狱中为“非暴力”申辩之时，3月21日，沙佩维尔大屠杀发生，军警向一万多名沙佩 维尔城示威黑人开枪，打死69人，打伤180人。随即实行紧急状态法，抓捕了两万多名政治犯，4月8日又宣布取消非国大与泛非国大，次年又以退出英联邦向国际压力示威，由此开始了30年外抗国际社会、内行铁血统治的黑暗时期。1961年3月曼德拉走出牢门之后，随即组织成立“民族之矛”并担任领导，走上暴力反抗之路，直至1962年8月5日再次被捕，开始其27年半的铁窗生涯。
在殖民、极权或野蛮统治国家，往往有一道奇特的风景：压迫者与反抗者之间，后者的“成名”和“奇理斯玛”之形成，往往是“拜”前者的迫害所致。曼德拉在非国大获得不可动摇的权威，并且在南非和国际上享有盛誉，正是因为其27年半的牢狱之灾。压迫者以暴力机器对反抗者施加活动空间的限制和身体的残害，企图降伏后者。
始料未及的是，后者以强烈的信念为支撑，其受难者的遭遇反倒形成了感召力极强的道德人格，不仅激发了狱友，而且引发了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压迫者无所遁形。
是行动者，而非思想家 毫无疑问，曼德拉身上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感召力。在秦晖看来，曼德拉乃是类似于印度甘地一类的圣雄。经由其经历，以及抗争过程而言，这一结论可以成立。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圣雄乃是其宝贵的精神财产。
但是，在看到曼德拉光彩熠熠的一面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曼德拉是优秀的政治领导人和行动者，而不是思想家。在政治见识方面，曼德拉曾经显示出幼稚的一面。由于卡扎菲、卡斯特罗等人曾经出资资助并支持过非国大，他与他们关系密切。他甚至将伊拉克的极权统治者萨达姆视为英雄。以上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以各种形式反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当伊拉克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时，非国大最初的反应是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
显然，从事政治抗争和长期被囚禁，在形成曼德拉伟大人格的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心态，让他对蛮横的政治权力和霸权高度警惕，甚至反应过度。对于那些和自己一样，站在弱势地位的反抗者，曼德拉有着情感上的天然亲近，但是对于人类文明总体趋势下，政治领袖所做选择的性质缺乏理性的辨析。
秦晖编译的《曼德拉传》， 也直书了曼德拉第二任妻子温妮的丑闻，她不仅犯有绑架罪，而且以私刑迫害他人，利用曼德拉的权威和声誉为自己谋求政治资本，以获取权力。她被任命为福利部部长之后，竟然任命自己的情人为副部长，并和情人一起公开出国，且花费奢侈。直到非国大不断给曼德拉施压，护短和打圆场的曼德拉这才和温妮疏远，最终离婚。
到1997年离职之前，曼德拉领导下的南非既没有奇迹，也没有灾难。由于自己深受暴政之苦，曼德拉坚持废除了死刑，这导致南非的犯罪率直线上升，强奸案频频发生。民意测验显示，80%的白人和50 %以上的黑人都强烈要求恢复死刑，但曼德拉坚决不同意。
在秦晖看来，“如果就事实判断而言，我同意说南非的转轨是相当成功的……南非有多党制，有宪政，有民主，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南非有从族群政党向左右政党演变的趋势”。显然，这种良好的趋势，与曼德拉打下的基础有着直接的关系。
曼德拉是出色的政治领袖和行动者，而不是思想家。马上得天下者，未必就是 优秀的治国者，历史的惨痛教训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对照英国人在选举中抛弃了丘吉尔，英国人的明智和提防之心令人赞叹。在我看来，对曼德拉的评价，也不宜只看见他作为伟人的光辉，对其进行神化—既无必要，也不真实。
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了种族和解，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建立，南非成功完成国家的转型，曼德拉可谓一生无憾。逝者虽去，留给人们思索的问题却很多。
迄今为止，国内出版了多种曼德拉传记，此前有《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以及国内外作者的多本传记，近期则有与曼德拉很熟悉的安东尼·桑普森的《曼德拉传》和中国学者秦晖的《南非的启示》，以及刚刚面世的美国记者查伦·史密斯的《曼德拉传》等等。
《漫漫自由路》的优点在于，曼德拉在描述自己亲历的事件时，有较为细致的微观描述和个人主观感受，因此可以为读者生动展示历史事件中的丰富细节以及个人心态和感情。而缺点则是不够坦率且缺乏严格的自我审视。而两位记者的《曼德拉传》， 由于作者的出发点主要聚焦于曼德拉个人的道德魅力，对于南非的历史包袱、社会转型等问题明显关注不足。
《南非的启示》不同，这本书前384页为秦晖编译的《曼德拉传》，后面的300页则是秦晖研究南非的文集“南非的启示”，将中国与南非对比。
与单一的传记不同，本书的前一部分关于曼德拉生平的描写，为后一部分南非的研究做好了知识背景的铺垫。后面的研究文章，既有对南非历史的追溯，也有对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之后面临高犯罪率和强奸，以及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其“中国视角”更为明显，其问题意识也更为强烈。
曼德拉的两项事业
曼德拉一生的事业有二：一为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实现民族和解；二为领导非国大，就任南非总统，组建联合政府。前者耗尽了曼德拉数十年的人生，并入狱27年半；后者开始于其七十多岁之后，为南非的民主宪政奠定了基础。
1918年出生的曼德拉，生活在一个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国家。22岁那年，因为不愿接受家族安排的婚姻，曼德拉逃到了约翰内斯堡，在那里学习法律。他很快加入了非国大，投入了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为取消种族歧视、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而斗争。他发起成立了非国大青年联盟，并于1950年当选青年联盟主席。1950年 6月26日，由曼德拉担任总指挥的“蔑视运动”开始，非国大号召人们蔑视南非政府颁布的不公正法律《通行证法》、《团体住区法》、《镇压共产主义条例》， 并开始游行示威。当天晚上，在集会上讲话后曼德拉首次被捕。
其后，南非政府多次宣布了对曼德拉的禁令，限制其人身自由。由于不屈不挠地与南非政府种族歧视的法律和制度相抗争，他数次被捕。这些经历，让以前一直主张非暴力斗争的曼德拉转向了暴力斗争，并成立了暴力反抗组织“民族之矛”。但是，曼德拉主张的暴力斗争，仅限于从事破坏，在任何情况下，“民族之矛”的成员都不允许伤害他人，更不用说杀人。1962年，曼德拉再次入狱，直到1990年2月10日，小他18岁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将其次日释放。此前，德克勒克已经解除了对非国大和泛非国大，以及南非共产党的禁令，并解除了其他33个反种族隔离政治组织的限制。在1994年4月的大选中，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获胜。当年12月10日，曼德拉、德克勒克双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从非暴力到暴力
从非暴力反抗到暴力反抗，曼德拉的这一转变颇具争议。1985年，《华盛顿时报》的两位编辑采访了曼德拉。曼德拉认为，他们“似乎不是想了解我的观点，而是 想证明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和恐怖分子。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有这个倾向，而当我反复讲我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恐怖分子的时候，他们却企图通过引证马丁·路 德·金牧师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力来说明我也并不是一个基督徒。”
曼德拉对此的回应是，“马丁·路德·金开展斗争时的环境条件与我们的条件完全不同：美国是一个由宪法保证人人权利平等、保护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国家（虽然美国仍然存在着对黑人的偏见），而南非却是一个其宪法把不平等奉为神圣、其军队以武力对付非暴力的警察国家。……我是一个基督徒……即使是基督，当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他也会被迫驱赶圣殿里的放债人。”
在印度，甘地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主张非暴力反抗，促进了印度的独立。在南非，曼德拉之前的非国大领袖艾伯特·卢图利一直坚持非暴力反抗，并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非暴力在曼德拉这里显示了其有限性：1960年，当曼德拉正在狱中为“非暴力”申辩之时，3月21日，沙佩维尔大屠杀发生，军警向一万多名沙佩 维尔城示威黑人开枪，打死69人，打伤180人。随即实行紧急状态法，抓捕了两万多名政治犯，4月8日又宣布取消非国大与泛非国大，次年又以退出英联邦向国际压力示威，由此开始了30年外抗国际社会、内行铁血统治的黑暗时期。1961年3月曼德拉走出牢门之后，随即组织成立“民族之矛”并担任领导，走上暴力反抗之路，直至1962年8月5日再次被捕，开始其27年半的铁窗生涯。
在殖民、极权或野蛮统治国家，往往有一道奇特的风景：压迫者与反抗者之间，后者的“成名”和“奇理斯玛”之形成，往往是“拜”前者的迫害所致。曼德拉在非国大获得不可动摇的权威，并且在南非和国际上享有盛誉，正是因为其27年半的牢狱之灾。压迫者以暴力机器对反抗者施加活动空间的限制和身体的残害，企图降伏后者。
始料未及的是，后者以强烈的信念为支撑，其受难者的遭遇反倒形成了感召力极强的道德人格，不仅激发了狱友，而且引发了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压迫者无所遁形。
是行动者，而非思想家 毫无疑问，曼德拉身上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感召力。在秦晖看来，曼德拉乃是类似于印度甘地一类的圣雄。经由其经历，以及抗争过程而言，这一结论可以成立。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圣雄乃是其宝贵的精神财产。
但是，在看到曼德拉光彩熠熠的一面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曼德拉是优秀的政治领导人和行动者，而不是思想家。在政治见识方面，曼德拉曾经显示出幼稚的一面。由于卡扎菲、卡斯特罗等人曾经出资资助并支持过非国大，他与他们关系密切。他甚至将伊拉克的极权统治者萨达姆视为英雄。以上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以各种形式反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当伊拉克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时，非国大最初的反应是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
显然，从事政治抗争和长期被囚禁，在形成曼德拉伟大人格的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心态，让他对蛮横的政治权力和霸权高度警惕，甚至反应过度。对于那些和自己一样，站在弱势地位的反抗者，曼德拉有着情感上的天然亲近，但是对于人类文明总体趋势下，政治领袖所做选择的性质缺乏理性的辨析。
秦晖编译的《曼德拉传》， 也直书了曼德拉第二任妻子温妮的丑闻，她不仅犯有绑架罪，而且以私刑迫害他人，利用曼德拉的权威和声誉为自己谋求政治资本，以获取权力。她被任命为福利部部长之后，竟然任命自己的情人为副部长，并和情人一起公开出国，且花费奢侈。直到非国大不断给曼德拉施压，护短和打圆场的曼德拉这才和温妮疏远，最终离婚。
到1997年离职之前，曼德拉领导下的南非既没有奇迹，也没有灾难。由于自己深受暴政之苦，曼德拉坚持废除了死刑，这导致南非的犯罪率直线上升，强奸案频频发生。民意测验显示，80%的白人和50 %以上的黑人都强烈要求恢复死刑，但曼德拉坚决不同意。
在秦晖看来，“如果就事实判断而言，我同意说南非的转轨是相当成功的……南非有多党制，有宪政，有民主，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南非有从族群政党向左右政党演变的趋势”。显然，这种良好的趋势，与曼德拉打下的基础有着直接的关系。
曼德拉是出色的政治领袖和行动者，而不是思想家。马上得天下者，未必就是 优秀的治国者，历史的惨痛教训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对照英国人在选举中抛弃了丘吉尔，英国人的明智和提防之心令人赞叹。在我看来，对曼德拉的评价，也不宜只看见他作为伟人的光辉，对其进行神化—既无必要，也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