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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12-2013年上海地方高校大文科研究生学术新人培育计划（B16-0116-12-015）
〔作者简介〕王乐，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摘要〕当今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全球化。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及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民族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也给其带来挑战，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对待“两者”的关系。全球化不仅形成国家认同的推动力量，也构成了削弱民族国家认同的力量。尽管伴随着全球化而兴起了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次国家的族裔认同，这两种认同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认同造成了冲击，但它们不会取代民族国家认同而形成主要政治认同形式，民族国家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
〔关键词〕民族国家认同；全球化；民族；国家；全球化时代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2-0040-05
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当今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全球化，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一系列过程，它意味着相互依赖，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依赖性的增强，这种增强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维度上，而全球时代所描述的则是一种我们已经创造或是想要创造的制度，全球时代是我们当前生活的社会条件，我们可被看做是全球时代的第一批公民。时至今日，全球化进程仍未穷尽人类的想象力，与之相伴而来的时代格局的种种新现象与新问题，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重新认识。
全球化一词的流行是最近的新事物，然而，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则是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研究了当时的全球化趋势，他们指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种客观趋势，并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三个从属关系”揭示了当时的全球化的实质。①冷战时期布热津斯基也提出了全球化构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引发了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巨大变迁， 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全球化，不仅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全球化，要使有利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秩序全球化，而且要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和人权”全球化，企图使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演变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从而国家主权受到很大冲击，国家问题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出现了诸如“国家终结”、“国家强化”、“世界主义”、“全球治理”等概念，这样，全球化与国家关系已经凸现为全球化时代核心理论问题，人们开始对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性质、职能、地位如何变化、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的侵蚀、国家是否会在全球化中消亡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对任何社会和民族的发展而言，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的职能变化和发展趋势也都成了关键问题。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经济活动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存在，民族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和维护全球经济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全球化进程使得经济边界趋于消失，国家公民的联系和国家经济呈现出瓦解的趋势，全球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离心力，成为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国家对其公民福利负责观念也受到挑战。〔2〕
迄今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重建世界经济体系、政治格局和文化形态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影响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变量，对此，格罗斯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进程中一体化与离散化趋势并存，而民族认同问题成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离散化的重要因素。“今天两个表面上看来似乎同样的辩证过程，正在塑造着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的未来，这就是一体化进程和同时存在的、有时甚至是暴力性质的分化和分离的趋势”。〔3〕对此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也有同感，他认为全球化只是理论上团结人类，而在实践中则起着分化作用。〔4〕而卡斯特认为欧洲整合既是一个回应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全球化最先进的表现，它证明了全球经济不只是一个由企业体和资本流动所组成的同质化体系，而是一个区域化的结构，由旧国家体制和超国家实体在其中持续扮演操纵经济竞争的角色并钻营利润。〔5〕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就是信息的去民族化与去国家化，二者如今已密不可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它的典型特征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劳动的个体化、由一种无处不在的纵横交错的变化多端的媒体系统所构筑的现实虚拟的文化，以及通过形成一种由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流动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而造成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了全世界。”〔6〕
列宁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独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形成……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7〕目前已经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依赖大大加强，形成全球经济的整体，全球化浪潮正把世界连接为一个地球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根据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即我们常说的全球化来解释福利社会的经济问题，这种结构性变化大大地压缩了民族国家的活动空间，使得留给民族国家的行动余地，不足以抵消跨国市场的不良影响”。〔8〕 无疑，美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全球化的国家，也是最民族主义的国家，同时也是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处最得意的国家，是当代国家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最大既得利益者。〔9〕“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离其他的星球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星球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生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10〕对此，美国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罗兰·罗伯森认为：“认同就是权力”，〔11〕 任何认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 何种范围内建构， 对于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和场所而言， 都存在着塑造认同的主导方式。尽管这种主导方式并不一定为所有人所接受，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 随着整个世界的日益压缩和更趋单一性， 塑造认同的种种依据越来越具有共享性， 而且是一些有争议的共享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认同就是一种权力认同，〔12〕他从文化视角对全球化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揭示了全球化进程的文化逻辑，他指出“全球化首先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是作为整体世界一个组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是当今全球性互动的中心问题，民族社会文化是在与其他重要文化的相互渗透中分别形成的，同样地，全球文化本身也要部分地从民族社会文化之间的具体互动的意义上创造出来，因此，多元主义必须成为全球体系一个基本特征，而且这本身必须合法化。”〔13〕约瑟夫·S·奈认为全球化可定义为世界范围的相互依赖网络，全球化不是新现象，也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市场扩大将人们联结起来，环境、军事、社会和政治相互依赖都有所增强。〔14〕托卡耶夫认为全球化向人类昭示了一个真理，即任何国家无论其在军事领域和经济领域中如何强大，都无法完全独立解决当今时代存在的各种尖锐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加强国家合作，仅靠一己之力，必将一事无成。〔15〕而英国学者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和终结，“民族国家至少会保留一个关键的政治要素作为民主政治责任的最高诉求，以及经济、社会再生产和再分配的一个主要支撑体。”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帝国主权是不可能的，一种世界国家、全球政府、世界主义的民主体制是不可实际的想象，“在当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16〕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17〕
诚然，全球化不等于世界化，全球化理论家鲍曼曾经对世界化和全球化做过区分，在他看来，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性、难驾驭和自主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它是新的世界无序的别名，而世界化这一概念则传达了建立秩序的意图和决心，它指一种普遍的秩序，即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的转型重建，在这里，他主张全球化时代的秩序重建。〔18〕而著名社会思想家罗兰·罗伯森则从文化深层结构观察到“20世纪后期，我们是一个巨大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两者的相互渗透。”〔19〕为此，他提出了全球地方化概念，以此表明全球化过程中相互矛盾的力量并行不悖的现象，地方受着全球的影响，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这就是罗伯森所说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全球地方化可被视为是一种借助全球化信息、技术、思想、资本、人才等要素快速跨国流动的推动，来协助建构及促进具有多元性及特殊性的地方化发展的过程，在他看来，全球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地方多元化，强调“地方根源及本土认同”对抗“西方印象和价值观”的全球化现象，强调“地方分权及区域治理”对抗国际组织或跨国规模的统治权能集中现象，强调“社区主义”对抗全球化所带来的更抽象的疏离感。总之，全球化是各种过程的复合，其影响既是断裂也是统一，它创造了新的分层形式，而且往往在不同的地区或地方产生相反的结果，全球化影响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但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各地反而导致了对地方重新强调，冷战后各种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和所谓的新认同政治都是全球地方化的一个重要体现。〔20〕
二、全球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今天民族国家内部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外部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苏东剧变，“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的持续发酵，中东北非乱局蔓延，国家认同问题备受学界关注。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终结状态，全球化具有解构民族国家的根本功能，它的基本形式是通过全球交往关系来超越国家认同，交往关系和交换关系超越了国家界限，变得更加紧密，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制度发生结构性转变，这一转变将从根本上限制民族国家的行动余地，国家的塑造力量将不得不转让给跨越地域的、不受限制的市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遭遇国家对内对外主权的丧失和决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合法性危机。〔21〕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潮流，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被迫卷入，正是全球化导致了民族国家政治危机，全球化最严重后果在于弱化了民族国家认同，因为“非政府行为者，如跨国公司和具有全球影响的私人银行，削弱了在形式上得到承认的民族国家的主权。”〔22〕另一位学者吉登斯对此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当代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经济活动之中，国家边界逐渐演变为边疆，边界弱化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弱化，随之世界出现碎片化，他说“碎片化难道不是当前的现实吗？这种碎片化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认同在族群部落文化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区域性国家分裂。”〔23〕随着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地方自主要求则越来越强烈，老式民族认同不得不接受重构，传统民族国家主权和边界既被外部的全球化力量所弱化，地方部族主义又从内部弱化着民族国家的既有权威和合法性认同，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受到内外两个方面的现实挑战。〔24〕 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地方化过程，全球化带来国家主权的弱化，也带来了全球化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及作为其种种表现的分离主义浪潮也是对国家主权制度的重大挑战。〔25〕 “国家不是全球化的牺牲品，而是推动者。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不是在阻滞发展而是推动进步。”〔26〕 西方学者研究国家认同始自国家认同危机，以派伊、阿尔蒙德、亨廷顿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家，认识到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矛盾和冲突所带来的认同危机。美国政治学家卢西恩·派伊最先提出“认同危机”概念，他认为新兴国家政治发展有众多的危机，按照层次和顺序的不同，可分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其中认同危机与整合危机与国家认同建构有密切关系，〔27〕“当领导人不再能够吸引社会的忠诚，体系也失去了人们对其自身价值的信念时，这一发展过程会导致最为严重的整体瓦解。”〔28〕同样地，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认为国家认同危机是困扰发展中国家合法性及政治稳定的棘手问题，毕竟“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29〕他指出源自人们心理层面的文化危机是引发政治不稳定现象的潜在基础，观念变迁使维系社会稳定的文化纽带逐步松散，使得与一定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监控系统的效力锐减，从而破坏了社会政治稳定的保障机制，产生政治动荡。对此，亨廷顿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大量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文化认同造成了严重冲击，而冷战结束对美国人心理的深刻影响就是他者的丧失，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都是解构美国国家认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国家认同危机成了一个全球性现象。各国认同危机除了自身的独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共同原因，即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30〕“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31〕
总之，全球化不仅形成国家认同的推动力量，也构成了削弱民族国家认同的力量。〔32〕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民族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也会给其发展带来挑战，对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对待。尽管伴随着全球化而兴起了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次国家的族裔认同，这两种认同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认同造成了冲击，但它们不会取代民族国家认同而形成主要政治认同形式，民族国家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事实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民族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实现工具，他们需要利用民族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来征服世界，通过武力扩张和建立殖民地，以寻求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打通世界市场，而经济全球化也是各个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实现各自利益的工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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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学明】
〔作者简介〕王乐，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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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国家认同；全球化；民族；国家；全球化时代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2-0040-05
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当今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全球化，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一系列过程，它意味着相互依赖，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依赖性的增强，这种增强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维度上，而全球时代所描述的则是一种我们已经创造或是想要创造的制度，全球时代是我们当前生活的社会条件，我们可被看做是全球时代的第一批公民。时至今日，全球化进程仍未穷尽人类的想象力，与之相伴而来的时代格局的种种新现象与新问题，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重新认识。
全球化一词的流行是最近的新事物，然而，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则是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研究了当时的全球化趋势，他们指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种客观趋势，并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三个从属关系”揭示了当时的全球化的实质。①冷战时期布热津斯基也提出了全球化构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引发了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巨大变迁， 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全球化，不仅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全球化，要使有利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秩序全球化，而且要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和人权”全球化，企图使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演变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从而国家主权受到很大冲击，国家问题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出现了诸如“国家终结”、“国家强化”、“世界主义”、“全球治理”等概念，这样，全球化与国家关系已经凸现为全球化时代核心理论问题，人们开始对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性质、职能、地位如何变化、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的侵蚀、国家是否会在全球化中消亡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对任何社会和民族的发展而言，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的职能变化和发展趋势也都成了关键问题。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经济活动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存在，民族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和维护全球经济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全球化进程使得经济边界趋于消失，国家公民的联系和国家经济呈现出瓦解的趋势，全球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离心力，成为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国家对其公民福利负责观念也受到挑战。〔2〕
迄今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重建世界经济体系、政治格局和文化形态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影响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变量，对此，格罗斯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进程中一体化与离散化趋势并存，而民族认同问题成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离散化的重要因素。“今天两个表面上看来似乎同样的辩证过程，正在塑造着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的未来，这就是一体化进程和同时存在的、有时甚至是暴力性质的分化和分离的趋势”。〔3〕对此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也有同感，他认为全球化只是理论上团结人类，而在实践中则起着分化作用。〔4〕而卡斯特认为欧洲整合既是一个回应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全球化最先进的表现，它证明了全球经济不只是一个由企业体和资本流动所组成的同质化体系，而是一个区域化的结构，由旧国家体制和超国家实体在其中持续扮演操纵经济竞争的角色并钻营利润。〔5〕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就是信息的去民族化与去国家化，二者如今已密不可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它的典型特征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劳动的个体化、由一种无处不在的纵横交错的变化多端的媒体系统所构筑的现实虚拟的文化，以及通过形成一种由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流动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而造成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了全世界。”〔6〕
列宁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独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形成……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7〕目前已经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依赖大大加强，形成全球经济的整体，全球化浪潮正把世界连接为一个地球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根据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即我们常说的全球化来解释福利社会的经济问题，这种结构性变化大大地压缩了民族国家的活动空间，使得留给民族国家的行动余地，不足以抵消跨国市场的不良影响”。〔8〕 无疑，美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全球化的国家，也是最民族主义的国家，同时也是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处最得意的国家，是当代国家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最大既得利益者。〔9〕“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离其他的星球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星球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生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10〕对此，美国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罗兰·罗伯森认为：“认同就是权力”，〔11〕 任何认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 何种范围内建构， 对于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和场所而言， 都存在着塑造认同的主导方式。尽管这种主导方式并不一定为所有人所接受，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 随着整个世界的日益压缩和更趋单一性， 塑造认同的种种依据越来越具有共享性， 而且是一些有争议的共享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认同就是一种权力认同，〔12〕他从文化视角对全球化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揭示了全球化进程的文化逻辑，他指出“全球化首先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是作为整体世界一个组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是当今全球性互动的中心问题，民族社会文化是在与其他重要文化的相互渗透中分别形成的，同样地，全球文化本身也要部分地从民族社会文化之间的具体互动的意义上创造出来，因此，多元主义必须成为全球体系一个基本特征，而且这本身必须合法化。”〔13〕约瑟夫·S·奈认为全球化可定义为世界范围的相互依赖网络，全球化不是新现象，也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市场扩大将人们联结起来，环境、军事、社会和政治相互依赖都有所增强。〔14〕托卡耶夫认为全球化向人类昭示了一个真理，即任何国家无论其在军事领域和经济领域中如何强大，都无法完全独立解决当今时代存在的各种尖锐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加强国家合作，仅靠一己之力，必将一事无成。〔15〕而英国学者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和终结，“民族国家至少会保留一个关键的政治要素作为民主政治责任的最高诉求，以及经济、社会再生产和再分配的一个主要支撑体。”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帝国主权是不可能的，一种世界国家、全球政府、世界主义的民主体制是不可实际的想象，“在当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16〕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17〕
诚然，全球化不等于世界化，全球化理论家鲍曼曾经对世界化和全球化做过区分，在他看来，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性、难驾驭和自主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它是新的世界无序的别名，而世界化这一概念则传达了建立秩序的意图和决心，它指一种普遍的秩序，即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的转型重建，在这里，他主张全球化时代的秩序重建。〔18〕而著名社会思想家罗兰·罗伯森则从文化深层结构观察到“20世纪后期，我们是一个巨大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两者的相互渗透。”〔19〕为此，他提出了全球地方化概念，以此表明全球化过程中相互矛盾的力量并行不悖的现象，地方受着全球的影响，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这就是罗伯森所说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全球地方化可被视为是一种借助全球化信息、技术、思想、资本、人才等要素快速跨国流动的推动，来协助建构及促进具有多元性及特殊性的地方化发展的过程，在他看来，全球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地方多元化，强调“地方根源及本土认同”对抗“西方印象和价值观”的全球化现象，强调“地方分权及区域治理”对抗国际组织或跨国规模的统治权能集中现象，强调“社区主义”对抗全球化所带来的更抽象的疏离感。总之，全球化是各种过程的复合，其影响既是断裂也是统一，它创造了新的分层形式，而且往往在不同的地区或地方产生相反的结果，全球化影响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但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各地反而导致了对地方重新强调，冷战后各种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和所谓的新认同政治都是全球地方化的一个重要体现。〔20〕
二、全球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今天民族国家内部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外部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苏东剧变，“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的持续发酵，中东北非乱局蔓延，国家认同问题备受学界关注。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终结状态，全球化具有解构民族国家的根本功能，它的基本形式是通过全球交往关系来超越国家认同，交往关系和交换关系超越了国家界限，变得更加紧密，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制度发生结构性转变，这一转变将从根本上限制民族国家的行动余地，国家的塑造力量将不得不转让给跨越地域的、不受限制的市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遭遇国家对内对外主权的丧失和决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合法性危机。〔21〕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潮流，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被迫卷入，正是全球化导致了民族国家政治危机，全球化最严重后果在于弱化了民族国家认同，因为“非政府行为者，如跨国公司和具有全球影响的私人银行，削弱了在形式上得到承认的民族国家的主权。”〔22〕另一位学者吉登斯对此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当代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经济活动之中，国家边界逐渐演变为边疆，边界弱化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弱化，随之世界出现碎片化，他说“碎片化难道不是当前的现实吗？这种碎片化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认同在族群部落文化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区域性国家分裂。”〔23〕随着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地方自主要求则越来越强烈，老式民族认同不得不接受重构，传统民族国家主权和边界既被外部的全球化力量所弱化，地方部族主义又从内部弱化着民族国家的既有权威和合法性认同，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受到内外两个方面的现实挑战。〔24〕 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地方化过程，全球化带来国家主权的弱化，也带来了全球化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及作为其种种表现的分离主义浪潮也是对国家主权制度的重大挑战。〔25〕 “国家不是全球化的牺牲品，而是推动者。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不是在阻滞发展而是推动进步。”〔26〕 西方学者研究国家认同始自国家认同危机，以派伊、阿尔蒙德、亨廷顿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家，认识到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矛盾和冲突所带来的认同危机。美国政治学家卢西恩·派伊最先提出“认同危机”概念，他认为新兴国家政治发展有众多的危机，按照层次和顺序的不同，可分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其中认同危机与整合危机与国家认同建构有密切关系，〔27〕“当领导人不再能够吸引社会的忠诚，体系也失去了人们对其自身价值的信念时，这一发展过程会导致最为严重的整体瓦解。”〔28〕同样地，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认为国家认同危机是困扰发展中国家合法性及政治稳定的棘手问题，毕竟“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29〕他指出源自人们心理层面的文化危机是引发政治不稳定现象的潜在基础，观念变迁使维系社会稳定的文化纽带逐步松散，使得与一定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监控系统的效力锐减，从而破坏了社会政治稳定的保障机制，产生政治动荡。对此，亨廷顿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大量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文化认同造成了严重冲击，而冷战结束对美国人心理的深刻影响就是他者的丧失，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都是解构美国国家认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国家认同危机成了一个全球性现象。各国认同危机除了自身的独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共同原因，即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30〕“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31〕
总之，全球化不仅形成国家认同的推动力量，也构成了削弱民族国家认同的力量。〔32〕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民族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也会给其发展带来挑战，对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对待。尽管伴随着全球化而兴起了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次国家的族裔认同，这两种认同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认同造成了冲击，但它们不会取代民族国家认同而形成主要政治认同形式，民族国家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事实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民族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实现工具，他们需要利用民族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来征服世界，通过武力扩张和建立殖民地，以寻求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打通世界市场，而经济全球化也是各个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实现各自利益的工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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